书城历史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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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孔子对古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节 孔子与儒家学派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昌平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名丘,字仲尼。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父时宋国内乱,避难逃到鲁国。父亲叔梁纥做过鲁国的下级武官,是当时一位著名武士。孔子幼年丧父,过着贫贱的生活。青年时做过会计(“委吏”)和牛羊管理人(“乘田”)。青少年时就非常好学,曾向苌弘学习音乐,向师襄学习弹琴,还曾向一个来朝鲁国的东方小国君郯子请教过少昊氏“以鸟名官”的问题(见《左传》昭公十七年),表现出对古代典章制度的浓厚兴趣。大约30岁左右开始的私人讲学活动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34岁时去齐国,听到《韶》乐,被它深深吸引,竟三月不知肉味。51岁出任鲁国中都宰,后来升任司空、司寇。因不能实现政治理想,54岁时离开鲁国,带着弟子游说列国。14年间,到过宋、卫、陈、蔡、齐、曹、郑、浦、叶、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而各诸侯国君主都不能采用他的主张。再度回到鲁国时,他已经68岁了。晚年致力于教育和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记叙的《春秋》加以删修,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论语》是孔子弟子、再传弟子整理的孔子言行录,并有孔子弟子间的谈话,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基本资料。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儒的名称在商代就有了,是对一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称呼。殷代甲骨文的儒字写作或,是一个人沐浴的形状。殷代金文变形为隶定为“需”。儒字可能就是从“需”字分化出来的。因为这种教职人员主持祭祀仪式前需要斋戒沐浴,所以用一个洗澡的形象来代表他们。殷代甲骨文中又有“丘需”一词。按照古籍的说法,九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里,四里为一丘,即144家为一丘。丘是一个基层单位,相当于一个古代的村社。丘儒就是管理一个村社的教职人员,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另一项与祭祀有关的职责是接待宾客。与这两项职责相适应,儒要掌握那些与迷信掺杂在一起的古代天文知识和礼仪规则。那时宗教与政治合一,儒的宗教职责与政治职责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代的儒,已经不再是与政治结合的教职人员了,而成为以传统礼仪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出仕于朝廷,能够为公卿尽其忠顺;入居于家中,能够对父兄尽其孝悌。遇到丧事,则尽力按照“礼”的规定办事,不为饮酒乱其本性。

孔子本人具备春秋时代儒的修养,也做过儒的事情,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儒。

首先,孔子是一个有政治思想的儒。他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

道不同,不相为谋。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以上均见《论语·卫灵公》)

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这些话反复说的“道”,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他一生进退都是为了实现这个“道”。他把合乎其理想的政治局面叫做“邦有道”,或“天下有道”,反之叫做“邦无道”,或“天下无道”。孔子认为春秋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种局面是“天下无道”的局面,而西周时代的政治局面才是天下有道。

其次,孔子是一个学问渊博的儒。殷周以来的主要学问就是诗(举行仪礼咏唱的歌词)、书(典籍文诰)、礼(仪式规章)、乐(举行礼仪时表演的音乐舞蹈)、射(射箭)、御(驾车)。孔子对这些方面都相当熟悉。相传,他整理删定过《诗》、《书》、《礼》、《乐》,加上《易》和《春秋》,称为六艺,用来教授他的学生。在当时的儒及士大夫范围内,孔子是学问最渊博的人。更重要的是孔子对古代思想文化的态度与一般儒者不同,他不仅反复强调学习传统知识,而且强调要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对《诗》、《书》、《礼》、《乐》,如果只是死记硬背,学得再多,也是白学。

孔子依照“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开办私学,把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吸收到自己门下来。这样,在几十年中,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儒家学派。孔子死后,儒家分成八个派别,称为儒家八派。子思、孟子两派有承继关系,思想倾向一致,当时影响很大,在后来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被尊为儒家正宗,孙氏之儒即荀子为代表的一派,与子思、孟子的思想在若干方面有很大差别,当时也有很大影响,在后来整个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兼用荀子儒学和孟子儒学。

第二节 孔子与西周宗教思想的关系

在西周宗教思想体系中,天的观念是全部历史观念、伦理观念、政治观念以及自然观念的基础。西周人崇拜的天是活灵活现的人格神。在他们的观念中,天的命令是准确无误的。孔子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天命思想。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得罪了天,祈祷也是没有用的。又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认为自己担负着承继古代文化的使命,而这种使命是天赋予的。但是,这样明确地谈到天的意志的话,在《论语》中并不多见。而且这种出于慨叹的言词也未必能说明他深信天命的主宰作用。同时,孔子谈天的言论与《尚书》中的有关言论有一个重大区别。《尚书》中谈天差不多总是与王朝的兴亡联系在一起,而孔子谈天差不多总是与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孔子给天命赋予的主要是个人命运的含义。这正反映出孔子作为私人学者与官府学者的不同。

孔子对“天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一生孜孜不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似乎不以“天命”为然。但当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处处碰壁,而追求落空时,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又相信起天命来了。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论语》中不少地方不言天命,而只说命。冉伯牛得了疾病,孔子说是“命”;颜渊贫困早死,孔子说是“命”;自己的理想得不到实现也说是“命”,指的都是命运。命运能否为人捉摸住?在孔子看来似乎是无法回答的问题。

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一方面,他对待祭祀鬼神的仪式非常重视。他说“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把丧、祭看得与人民、粮食一样重要。又说:“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传说中的禹自己吃得很差,却把对鬼神的祭祀品办得极其丰盛;穿得很差,却把祭服做得极其华美;住得很简陋,却把精力完全用于修沟渠、兴水利的事业上。因而孔子对禹表示崇拜。《论语·乡党》篇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即乡人迎神送鬼,孔子都要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致意。又说孔子“见齐衰,虽狎,必变”,“迅雷风烈必变”。即见到别人穿孝服,就是极其亲密的人,也一定带着肃穆的神色。碰上迅雷疾风,一定要做出庄敬的表情。这些都说明孔子是“敬鬼神”的。另一方面,孔子并不笃信鬼。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就是说他一般不谈鬼神之事。弟子季路向他问祭祀鬼神的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干脆不予回答。他认为破费大量财物,用尽心思敬祀鬼神的人,是不明智的。自己得了病,弟子为他祈祷,他也婉言阻止。这种态度与《尚书·金滕》所载周公祈求以身代替武王而死去奉侍祖先的言论相比,很不相同。

第三节 孔子的仁、礼观念

礼起源于宗教仪式,用以表示对神灵和祖先的敬意。在宗教政治时代,作为祭祀的礼必然具有国家政治制度的意义。有时也可能脱离宗教观念,引申为某种纯粹的政治仪式。如《尚书·金滕》篇中说:“惟予小子其新(亲)逆,我国家之礼以宜之。”成王看到周公曾祈求以身代武王而死的祷词后,消除了对周公的猜疑,决定亲自迎接东征归来的周公,说亲自迎接周公是合乎礼的。这里的礼就是纯粹的政治仪式。

孔子关于礼的言论相当多,他是拥护周礼的,但他所说的礼,在范围和含义上与西周有所不同,表现出对古代思想的改造。其一,孔子扩大了礼的适用范围。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尚书》的《金滕》、《洛诰》、《君》几篇中关于礼的文句,都只涉及成王、周公、殷先王以及诸侯,无一涉及庶人。《论语》则打破“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主张对于一切人“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这里讲的是学习礼乐与做官先后的问题。孔子说有两种情况,没有世袭官位的人(“野人”),是先学习礼乐然后取得做官的资格;世袭贵族(“君子”),是先承袭爵位然后学习礼乐。如果要用人才,他主张选用先进于礼乐的“野人”。让“野人”学习礼乐,从中选用人才,是西周思想中没有的主张。孔子的学生中,有出身可考的只有南宫适、司马牛二人是贵族,其余都是庶人子弟。而他的学生中不想从政的也只有个别的,如闵子骞“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更多的是走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学生常常向他请教“为邦”、“干禄”的问题,他也时常赞许某个学生“可使南面”,某个学生“可使为宰”,某个学生“可使治赋”。冉求作了季氏宰,子路作了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宰予作了临淄大夫,子贡为鲁国出使齐、晋、吴、越,子游作了武城宰,子夏作了魏文侯师,宓子齐做了单父宰,子羔做了费宰,公西华使于齐,乘肥马,衣轻裘。他们都是先跟随孔子学习了礼乐,然后从政做官的。他们能以野人的身分而“先进于礼乐”,跻身于政治,这较之“礼不下庶人”的时代是一大变化。孔子的思想反映了这个变化,赞同这个变化。其二,孔子所说的礼的基本意思是礼仪、礼制,突出了现实政治的含义,崇敬鬼神的色彩淡化了。他重视礼,不仅要求学生们知道礼乐条规,更要求学生们理解礼乐精神的实质和现实作用。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他反对把礼变成徒具形式的东西。孔子时代,夏礼和殷礼都因文献不足而无法具体考知了,夏裔杞国和殷裔宋国都是小国,所存的夏殷制度很少,不足为凭,而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论语·八佾》),就是说能够理解礼的精神实质。他认为礼乐的作用是调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这是先代圣王之道的精神实质所在。统治者依礼行事,才能更容易的“使民”,并使统治阶级内部互不僭越,避免冲突。而士阶层依礼“事君”,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恭敬地执行自己的职责,才能在社会上得到立足的地位。

“仁”是春秋时代的新观念。《尚书》中只有《金滕》篇在一处出现“仁”字,即周公祈祷代武王而死时自称“予仁者考”。而《论语》中“仁”字出现100次以上。《论语》中的“仁”,既具有伦理含义,又具有政治念义。孔子竭力用“仁”这一范畴解决广泛的问题。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先进》)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断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论语·颜渊》)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据说司马牛“多言而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对他说“仁”的含义是稳重(“其言也”),是针对他性格急躁而说的。其余几种说法则有联系。“爱人”是对“仁”最一般的规定。“出门如见大宾”,讲待人要恭敬;“使民如承大祭”,讲役使人民要谨慎,都有“爱人”的意义。既然“爱人”与“使民”相联系,可见并不把民排除在“爱”的对象之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都是说“为人之方”,即完成人格修养的方法,不过是分别从正反两面而言。而当把伦理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孔子把“仁”规定为“克己复礼”,主张按照周礼的等级制度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孔子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探讨人的价值。如何做一个完善的人,是孔子自始至终的理想。早期儒学也因此而可称为“人学”。

孔子的仁是包罗众德的最高观念: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

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

仁者不忧。(《论语·宪问》)

“仁”几乎包含了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他又说:“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如果一个人能称得上“仁”,那就是完美无缺的了。所以一个人违背了任何一项道德要求都可以被责为“不仁”。宰予反对三年之丧,孔子说他“不仁”。不善于“处约”、“处乐”的人,孔子称之为“不仁”。“巧言令色”也是“不仁”。

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具备某些方面的优良品德则未必够得上“仁”。“令尹子文,三仕而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孔子认为那只是“忠”,还够不上“仁”(《论语·公冶长》)。齐国的陈文子因为大夫崔子弑君而离开齐国,到别国去,凡听说那个国家有崔子那样的人,他都不在那里居住。孔子认为陈文子的品德只有“清”,也够不上“仁”(《论语·公冶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的子路,“千室之邑,可使为之宰”的冉求,“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的公西华,孔子认为他们虽有才干,也都一律够不上“仁”(《论语·公冶长》)。颜渊也只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甚至孔子自己亦不以“仁人”自居。

孔子的仁与传统的孝和德也有关系。《论语》中常说仁必如何如何,而如何如何未必仁,成为一种公式。就是说,每一种美德都是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仁的充分条件。只有全部美德的总和才构成仁。孝和德也包括于仁之中。孔子批评宰予反对三年之丧为“不仁”,即认为仁者必孝,孝包括于仁之中。孔子继承了孝的道德观念,并进而把孝与为政联系起来。他引《尚书》的话:“孝乎惟孝,友乎兄弟,施于有政。”(《尚书》逸文,今见于伪《古文尚书·君陈》篇)接着评论说:“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为政就是要把孝的精神推广于政治,在家孝亲也就是为政。仁最终目的是治国安民,强调了孝对于治国的意义,也就把孝纳于仁的思想体系。孔子同样突出了另一个道德范畴——德的政治含义。德本来具有“揖让”、重视文治、不尚暴力的含义。古公父的长子“三以天下让”,孔子称道他有“至德”,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称他有“至德”(均见《论语·泰伯》),季康子问:“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对于传说中善射的羿和擅长水战的,他都没有好感,而推崇“躬稼而有天下”的禹和稷。甚至对于周武王和表现武王伐纣的乐舞《武》,他也不称赞,而推崇以德治天下的文王。文王武王并称,那是孔子以后的儒家言论中才有的,整部《论语》中文王武王并称的词句一处也找不见。崇德尚文,反对武力征伐,是孔子针对霸道盛行的春秋社会提出的政治方案,从理论上来说,德自然包括于仁的思想体系之中。

第四节 孔子的文化观和教育思想

孔子毕生从事文化事业,不仅继承发展了三代文化,而且归纳出“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他用这个论点来说明周幽王“去和取同”必然造成政治危机(《国语·郑语》)。春秋时期的晏子把“和”解释为臣对君“献其否以成其可”,“献其可以去其否”,把“同”解释为臣对君盲从附和(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继承了“和”“同”的范畴。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准之一。他认为,君子以“和”为准则,但不盲从附和,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小人盲从附和,而没有自己的见解。他讲“和而不同”更多是针对文化学术而说的,是一种文化观。

这种文化观要求思想家既不与前人的思想绝对对立,又不与他人的思想雷同,而是既有继承和吸收,又有创新与发展。孔子整理三代文化遗产时提出“述而不作”的原则,强调尊重文化遗产,保持文化遗产的原貌,广泛吸取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但这种学习吸取又不是不加分析的全盘接受,“不语怪、力、乱、神”就包含着舍弃三代文化遗产中迷信巫术的含义。他提倡学习与思考结合,要求举一反三,而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都体现着“和而不同”的观点。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其认真精神可想而知,然而他并不相信占卜。他对《周易》的价值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引述《易·恒卦》上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句话以后,接着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易·恒卦》主张人做事要持之以恒,孔子很赞成,但孔子认为这个道理与占卜没有什么关系,不必通过占卜去认识这个道理。孔子作的《春秋》记述史事简明扼要,没有一句空话,但又有自己的主张,以所谓“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事实的记述之中。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教育家,教育是孔子一生的主要事业。他从事教育近半个世纪,先后有弟子300,兼通“六艺”者72人(一说77人)。不少弟子学习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人。孔子的教育事业,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和贵族世袭官职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孔子以“学而知之者”(《论语·季氏》)为教育的对象,他虽然承认有“生而知之者”,而且认为“上智”与“下愚”是不能够改变的,但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并不是以“生而知之者”为出发点的,而是把它作为不必讨论的问题虚悬起来。他从来没有具体提出过哪个人是“生而知之者”,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相反,他明确地说:“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把注意力放在孜孜不倦地后天学习方面。

在教学内容方面,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学“诗”能使人振奋,学《礼》能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学《乐》能使人的学问得以完成。《论语》中又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以四项课目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经验,对待别人的“忠”,与人交往的“信”。可以看出,孔子教学内容主要限于政治与伦理,也就是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孔子提倡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他以“好古敏求”自许,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也者,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又说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人。他的学生冉求以“力不足”为理由,不愿学习,他批评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论语·雍也》)所谓“力不足”,是走到半道走不动了,你现在还没有起步就喊“力不足”,这是画地自限,不愿努力。相反,箪食瓢饮,坚持学习而不改其乐的颜回,他反复称赞:“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孔子不仅提倡向书本学习,也提倡向周围的人包括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提倡不耻下问。他到太庙里去,每遇到一件事都要向周围的人请教。一些浅薄的人看到他这样,以为素称知礼的孔子原来什么也不懂,孔子却认为虚心向别人学习的态度本身就是知礼。

孔子还根据长期教学的经验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他说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都成为学习的格言。而最有意义的是他提倡学与思结合。他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思,基本上是指推论。“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是从过去去推知将来;“举一反三”(《论语·述而》),“闻一知十”(《论语·公冶长》),是由已知推知未知;“能近取譬”(《论语·雍也》),是由自己推知别人。孔子还通过譬喻法阐述学与思的结合,比如《诗·卫风·硕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互以为绚兮!”本不过描绘一个女子笑得好看,目光妩媚,白皙的皮肤配着绚丽的衣饰十分可爱。孔子从这三句诗中“思”出“绘事后素”——绘画必须先有粉底的道理来。他的高足子贡进而“思出”“礼后”——礼乐在仁义之后的道理来,孔子对子贡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学诗的方法(见《论语·八佾》)。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学生借用诗句以发挥他们自己的思想观点,是一种形象的譬喻。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大约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