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孔子与儒家学派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昌平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名丘，字仲尼。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父时宋国内乱，避难逃到鲁国。父亲叔梁纥做过鲁国的下级武官，是当时一位著名武士。孔子幼年丧父，过着贫贱的生活。青年时做过会计（“委吏”）和牛羊管理人（“乘田”）。青少年时就非常好学，曾向苌弘学习音乐，向师襄学习弹琴，还曾向一个来朝鲁国的东方小国君郯子请教过少昊氏“以鸟名官”的问题（见《左传》昭公十七年），表现出对古代典章制度的浓厚兴趣。大约30岁左右开始的私人讲学活动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34岁时去齐国，听到《韶》乐，被它深深吸引，竟三月不知肉味。51岁出任鲁国中都宰，后来升任司空、司寇。因不能实现政治理想，54岁时离开鲁国，带着弟子游说列国。14年间，到过宋、卫、陈、蔡、齐、曹、郑、浦、叶、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而各诸侯国君主都不能采用他的主张。再度回到鲁国时，他已经68岁了。晚年致力于教育和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记叙的《春秋》加以删修，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论语》是孔子弟子、再传弟子整理的孔子言行录，并有孔子弟子间的谈话，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基本资料。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儒的名称在商代就有了，是对一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称呼。殷代甲骨文的儒字写作或，是一个人沐浴的形状。殷代金文变形为隶定为“需”。儒字可能就是从“需”字分化出来的。因为这种教职人员主持祭祀仪式前需要斋戒沐浴，所以用一个洗澡的形象来代表他们。殷代甲骨文中又有“丘需”一词。按照古籍的说法，九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里，四里为一丘，即144家为一丘。丘是一个基层单位，相当于一个古代的村社。丘儒就是管理一个村社的教职人员，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另一项与祭祀有关的职责是接待宾客。与这两项职责相适应，儒要掌握那些与迷信掺杂在一起的古代天文知识和礼仪规则。那时宗教与政治合一，儒的宗教职责与政治职责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代的儒，已经不再是与政治结合的教职人员了，而成为以传统礼仪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出仕于朝廷，能够为公卿尽其忠顺；入居于家中，能够对父兄尽其孝悌。遇到丧事，则尽力按照“礼”的规定办事，不为饮酒乱其本性。
孔子本人具备春秋时代儒的修养，也做过儒的事情，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儒。
首先，孔子是一个有政治思想的儒。他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
道不同，不相为谋。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以上均见《论语·卫灵公》）
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这些话反复说的“道”，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他一生进退都是为了实现这个“道”。他把合乎其理想的政治局面叫做“邦有道”，或“天下有道”，反之叫做“邦无道”，或“天下无道”。孔子认为春秋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种局面是“天下无道”的局面，而西周时代的政治局面才是天下有道。
其次，孔子是一个学问渊博的儒。殷周以来的主要学问就是诗（举行仪礼咏唱的歌词）、书（典籍文诰）、礼（仪式规章）、乐（举行礼仪时表演的音乐舞蹈）、射（射箭）、御（驾车）。孔子对这些方面都相当熟悉。相传，他整理删定过《诗》、《书》、《礼》、《乐》，加上《易》和《春秋》，称为六艺，用来教授他的学生。在当时的儒及士大夫范围内，孔子是学问最渊博的人。更重要的是孔子对古代思想文化的态度与一般儒者不同，他不仅反复强调学习传统知识，而且强调要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对《诗》、《书》、《礼》、《乐》，如果只是死记硬背，学得再多，也是白学。
孔子依照“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开办私学，把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吸收到自己门下来。这样，在几十年中，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儒家学派。孔子死后，儒家分成八个派别，称为儒家八派。子思、孟子两派有承继关系，思想倾向一致，当时影响很大，在后来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被尊为儒家正宗，孙氏之儒即荀子为代表的一派，与子思、孟子的思想在若干方面有很大差别，当时也有很大影响，在后来整个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兼用荀子儒学和孟子儒学。
第二节 孔子与西周宗教思想的关系
在西周宗教思想体系中，天的观念是全部历史观念、伦理观念、政治观念以及自然观念的基础。西周人崇拜的天是活灵活现的人格神。在他们的观念中，天的命令是准确无误的。孔子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天命思想。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得罪了天，祈祷也是没有用的。又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认为自己担负着承继古代文化的使命，而这种使命是天赋予的。但是，这样明确地谈到天的意志的话，在《论语》中并不多见。而且这种出于慨叹的言词也未必能说明他深信天命的主宰作用。同时，孔子谈天的言论与《尚书》中的有关言论有一个重大区别。《尚书》中谈天差不多总是与王朝的兴亡联系在一起，而孔子谈天差不多总是与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孔子给天命赋予的主要是个人命运的含义。这正反映出孔子作为私人学者与官府学者的不同。
孔子对“天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一生孜孜不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似乎不以“天命”为然。但当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处处碰壁，而追求落空时，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又相信起天命来了。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论语》中不少地方不言天命，而只说命。冉伯牛得了疾病，孔子说是“命”；颜渊贫困早死，孔子说是“命”；自己的理想得不到实现也说是“命”，指的都是命运。命运能否为人捉摸住？在孔子看来似乎是无法回答的问题。
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一方面，他对待祭祀鬼神的仪式非常重视。他说“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把丧、祭看得与人民、粮食一样重要。又说：“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传说中的禹自己吃得很差，却把对鬼神的祭祀品办得极其丰盛；穿得很差，却把祭服做得极其华美；住得很简陋，却把精力完全用于修沟渠、兴水利的事业上。因而孔子对禹表示崇拜。《论语·乡党》篇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即乡人迎神送鬼，孔子都要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致意。又说孔子“见齐衰，虽狎，必变”，“迅雷风烈必变”。即见到别人穿孝服，就是极其亲密的人，也一定带着肃穆的神色。碰上迅雷疾风，一定要做出庄敬的表情。这些都说明孔子是“敬鬼神”的。另一方面，孔子并不笃信鬼。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就是说他一般不谈鬼神之事。弟子季路向他问祭祀鬼神的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干脆不予回答。他认为破费大量财物，用尽心思敬祀鬼神的人，是不明智的。自己得了病，弟子为他祈祷，他也婉言阻止。这种态度与《尚书·金滕》所载周公祈求以身代替武王而死去奉侍祖先的言论相比，很不相同。
第三节 孔子的仁、礼观念
礼起源于宗教仪式，用以表示对神灵和祖先的敬意。在宗教政治时代，作为祭祀的礼必然具有国家政治制度的意义。有时也可能脱离宗教观念，引申为某种纯粹的政治仪式。如《尚书·金滕》篇中说：“惟予小子其新（亲）逆，我国家之礼以宜之。”成王看到周公曾祈求以身代武王而死的祷词后，消除了对周公的猜疑，决定亲自迎接东征归来的周公，说亲自迎接周公是合乎礼的。这里的礼就是纯粹的政治仪式。
孔子关于礼的言论相当多，他是拥护周礼的，但他所说的礼，在范围和含义上与西周有所不同，表现出对古代思想的改造。其一，孔子扩大了礼的适用范围。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尚书》的《金滕》、《洛诰》、《君》几篇中关于礼的文句，都只涉及成王、周公、殷先王以及诸侯，无一涉及庶人。《论语》则打破“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主张对于一切人“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这里讲的是学习礼乐与做官先后的问题。孔子说有两种情况，没有世袭官位的人（“野人”），是先学习礼乐然后取得做官的资格；世袭贵族（“君子”），是先承袭爵位然后学习礼乐。如果要用人才，他主张选用先进于礼乐的“野人”。让“野人”学习礼乐，从中选用人才，是西周思想中没有的主张。孔子的学生中，有出身可考的只有南宫适、司马牛二人是贵族，其余都是庶人子弟。而他的学生中不想从政的也只有个别的，如闵子骞“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更多的是走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学生常常向他请教“为邦”、“干禄”的问题，他也时常赞许某个学生“可使南面”，某个学生“可使为宰”，某个学生“可使治赋”。冉求作了季氏宰，子路作了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宰予作了临淄大夫，子贡为鲁国出使齐、晋、吴、越，子游作了武城宰，子夏作了魏文侯师，宓子齐做了单父宰，子羔做了费宰，公西华使于齐，乘肥马，衣轻裘。他们都是先跟随孔子学习了礼乐，然后从政做官的。他们能以野人的身分而“先进于礼乐”，跻身于政治，这较之“礼不下庶人”的时代是一大变化。孔子的思想反映了这个变化，赞同这个变化。其二，孔子所说的礼的基本意思是礼仪、礼制，突出了现实政治的含义，崇敬鬼神的色彩淡化了。他重视礼，不仅要求学生们知道礼乐条规，更要求学生们理解礼乐精神的实质和现实作用。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他反对把礼变成徒具形式的东西。孔子时代，夏礼和殷礼都因文献不足而无法具体考知了，夏裔杞国和殷裔宋国都是小国，所存的夏殷制度很少，不足为凭，而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论语·八佾》），就是说能够理解礼的精神实质。他认为礼乐的作用是调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这是先代圣王之道的精神实质所在。统治者依礼行事，才能更容易的“使民”，并使统治阶级内部互不僭越，避免冲突。而士阶层依礼“事君”，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恭敬地执行自己的职责，才能在社会上得到立足的地位。
“仁”是春秋时代的新观念。《尚书》中只有《金滕》篇在一处出现“仁”字，即周公祈祷代武王而死时自称“予仁者考”。而《论语》中“仁”字出现100次以上。《论语》中的“仁”，既具有伦理含义，又具有政治念义。孔子竭力用“仁”这一范畴解决广泛的问题。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先进》）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断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论语·颜渊》）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据说司马牛“多言而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对他说“仁”的含义是稳重（“其言也”），是针对他性格急躁而说的。其余几种说法则有联系。“爱人”是对“仁”最一般的规定。“出门如见大宾”，讲待人要恭敬；“使民如承大祭”，讲役使人民要谨慎，都有“爱人”的意义。既然“爱人”与“使民”相联系，可见并不把民排除在“爱”的对象之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都是说“为人之方”，即完成人格修养的方法，不过是分别从正反两面而言。而当把伦理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孔子把“仁”规定为“克己复礼”，主张按照周礼的等级制度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孔子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探讨人的价值。如何做一个完善的人，是孔子自始至终的理想。早期儒学也因此而可称为“人学”。
孔子的仁是包罗众德的最高观念：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
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
仁者不忧。（《论语·宪问》）
“仁”几乎包含了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他又说：“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如果一个人能称得上“仁”，那就是完美无缺的了。所以一个人违背了任何一项道德要求都可以被责为“不仁”。宰予反对三年之丧，孔子说他“不仁”。不善于“处约”、“处乐”的人，孔子称之为“不仁”。“巧言令色”也是“不仁”。
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具备某些方面的优良品德则未必够得上“仁”。“令尹子文，三仕而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孔子认为那只是“忠”，还够不上“仁”（《论语·公冶长》）。齐国的陈文子因为大夫崔子弑君而离开齐国，到别国去，凡听说那个国家有崔子那样的人，他都不在那里居住。孔子认为陈文子的品德只有“清”，也够不上“仁”（《论语·公冶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的子路，“千室之邑，可使为之宰”的冉求，“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的公西华，孔子认为他们虽有才干，也都一律够不上“仁”（《论语·公冶长》）。颜渊也只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甚至孔子自己亦不以“仁人”自居。
孔子的仁与传统的孝和德也有关系。《论语》中常说仁必如何如何，而如何如何未必仁，成为一种公式。就是说，每一种美德都是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仁的充分条件。只有全部美德的总和才构成仁。孝和德也包括于仁之中。孔子批评宰予反对三年之丧为“不仁”，即认为仁者必孝，孝包括于仁之中。孔子继承了孝的道德观念，并进而把孝与为政联系起来。他引《尚书》的话：“孝乎惟孝，友乎兄弟，施于有政。”（《尚书》逸文，今见于伪《古文尚书·君陈》篇）接着评论说：“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为政就是要把孝的精神推广于政治，在家孝亲也就是为政。仁最终目的是治国安民，强调了孝对于治国的意义，也就把孝纳于仁的思想体系。孔子同样突出了另一个道德范畴——德的政治含义。德本来具有“揖让”、重视文治、不尚暴力的含义。古公父的长子“三以天下让”，孔子称道他有“至德”，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称他有“至德”（均见《论语·泰伯》），季康子问：“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对于传说中善射的羿和擅长水战的，他都没有好感，而推崇“躬稼而有天下”的禹和稷。甚至对于周武王和表现武王伐纣的乐舞《武》，他也不称赞，而推崇以德治天下的文王。文王武王并称，那是孔子以后的儒家言论中才有的，整部《论语》中文王武王并称的词句一处也找不见。崇德尚文，反对武力征伐，是孔子针对霸道盛行的春秋社会提出的政治方案，从理论上来说，德自然包括于仁的思想体系之中。
第四节 孔子的文化观和教育思想
孔子毕生从事文化事业，不仅继承发展了三代文化，而且归纳出“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他用这个论点来说明周幽王“去和取同”必然造成政治危机（《国语·郑语》）。春秋时期的晏子把“和”解释为臣对君“献其否以成其可”，“献其可以去其否”，把“同”解释为臣对君盲从附和（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继承了“和”“同”的范畴。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准之一。他认为，君子以“和”为准则，但不盲从附和，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小人盲从附和，而没有自己的见解。他讲“和而不同”更多是针对文化学术而说的，是一种文化观。
这种文化观要求思想家既不与前人的思想绝对对立，又不与他人的思想雷同，而是既有继承和吸收，又有创新与发展。孔子整理三代文化遗产时提出“述而不作”的原则，强调尊重文化遗产，保持文化遗产的原貌，广泛吸取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但这种学习吸取又不是不加分析的全盘接受，“不语怪、力、乱、神”就包含着舍弃三代文化遗产中迷信巫术的含义。他提倡学习与思考结合，要求举一反三，而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都体现着“和而不同”的观点。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其认真精神可想而知，然而他并不相信占卜。他对《周易》的价值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引述《易·恒卦》上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句话以后，接着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易·恒卦》主张人做事要持之以恒，孔子很赞成，但孔子认为这个道理与占卜没有什么关系，不必通过占卜去认识这个道理。孔子作的《春秋》记述史事简明扼要，没有一句空话，但又有自己的主张，以所谓“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事实的记述之中。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教育家，教育是孔子一生的主要事业。他从事教育近半个世纪，先后有弟子300，兼通“六艺”者72人（一说77人）。不少弟子学习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人。孔子的教育事业，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和贵族世袭官职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孔子以“学而知之者”（《论语·季氏》）为教育的对象，他虽然承认有“生而知之者”，而且认为“上智”与“下愚”是不能够改变的，但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并不是以“生而知之者”为出发点的，而是把它作为不必讨论的问题虚悬起来。他从来没有具体提出过哪个人是“生而知之者”，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相反，他明确地说：“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把注意力放在孜孜不倦地后天学习方面。
在教学内容方面，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学“诗”能使人振奋，学《礼》能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学《乐》能使人的学问得以完成。《论语》中又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以四项课目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经验，对待别人的“忠”，与人交往的“信”。可以看出，孔子教学内容主要限于政治与伦理，也就是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孔子提倡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他以“好古敏求”自许，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也者，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又说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人。他的学生冉求以“力不足”为理由，不愿学习，他批评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论语·雍也》）所谓“力不足”，是走到半道走不动了，你现在还没有起步就喊“力不足”，这是画地自限，不愿努力。相反，箪食瓢饮，坚持学习而不改其乐的颜回，他反复称赞：“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孔子不仅提倡向书本学习，也提倡向周围的人包括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提倡不耻下问。他到太庙里去，每遇到一件事都要向周围的人请教。一些浅薄的人看到他这样，以为素称知礼的孔子原来什么也不懂，孔子却认为虚心向别人学习的态度本身就是知礼。
孔子还根据长期教学的经验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他说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都成为学习的格言。而最有意义的是他提倡学与思结合。他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思，基本上是指推论。“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是从过去去推知将来；“举一反三”（《论语·述而》），“闻一知十”（《论语·公冶长》），是由已知推知未知；“能近取譬”（《论语·雍也》），是由自己推知别人。孔子还通过譬喻法阐述学与思的结合，比如《诗·卫风·硕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互以为绚兮！”本不过描绘一个女子笑得好看，目光妩媚，白皙的皮肤配着绚丽的衣饰十分可爱。孔子从这三句诗中“思”出“绘事后素”——绘画必须先有粉底的道理来。他的高足子贡进而“思出”“礼后”——礼乐在仁义之后的道理来，孔子对子贡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学诗的方法（见《论语·八佾》）。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学生借用诗句以发挥他们自己的思想观点，是一种形象的譬喻。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大约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