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还决定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王洪文、潘国平，告“工总司”。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
因王洪文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王洪文不敢轻举妄动。
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终于飞回上海。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张春桥标新立异，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博得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的一顿批评，使张春桥只好向毛泽东承认错误作检讨。
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各省、市，不准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各地的新政权，统一了名字――“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照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于是，2月24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张春桥又神气起来，他在全市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
“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人民日报》在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用了这样的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站稳了脚跟，而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标准去衡量。“三结合”除了“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外，还含有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得意地向他的喽罗们解释。
走上九大主席台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当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步上主席台时，王洪文也登上了主席台！
在此之前，王洪文虽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毕竟不是京官，从未在中央露过面。
王洪文第一次走上主席台，开始他的高层政治生活。
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坐的是毛泽东，他的左侧坐着林彪，右侧坐着周恩来。从林彪向左，依次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主席台的第二排左侧，坐着王洪文。他离前排的毛泽东和林彪，仅仅相隔五六米。
王洪文的面前放着白瓷杯，服务员不时来冲茶，但他却很拘谨，不敢喝一口。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林彪。
听到林彪报告中的一段话，王洪文笑了：
“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会议进行到半途的4月14日，王洪文终于在全国党代表会上亮相。
在毛泽东、林彪讲话后，依次在会上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34岁的王洪文用标准的普通话流利地念着发言稿，毛泽东不时把目光投向这个模样俊俏的年轻人。
这一次作大会发言，使王洪文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鼎盛时期。
而江青集团也获得很大胜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王洪文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
王洪文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之中。
王洪文的“小兄弟”金祖敏，也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张春桥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惟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9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9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9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6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阅处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闷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的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但他心中一清二楚。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他的“亲密战友”。张春桥借助于种种机会去中南海，尽力去接近毛泽东，企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谋得“接班人”地位。他知道毛泽东正在考虑着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但他从种种迹象中意识到，毛泽东会不会看中了王洪文？！
他无法启齿问毛泽东，于是求助于江青。
江青告诉张春桥：“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变得惨白。他知道，康生在背后耍伎俩，想限制他权力的膨胀。
果然，几天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提出，要王洪文到北京来。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来到北京。
毛泽东主席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握着这个37岁的年轻人的手。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
毛泽东没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于是，王洪文在北京住下来，闷得发慌。就在这时，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
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刻不容缓：党章中已写入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这给全党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显露端倪。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46人出席会议。
5月20日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会议的一切安排均按没有露面的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印发了三个文件：
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规定中共十大代表的条件：
（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
（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指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
（3）本人历史清楚。
三是印发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
会议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参加工作。
从1972年9月7日王洪文进京，经过毛泽东8个多月的观察，终于对比自己小42岁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虽还处于“过渡时期”，但他的接班人地位已充分显露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王洪文委以重任：
一、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二、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草案。在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将另一个人作为候补者，他便是华国锋。他比毛泽东小28岁，比王洪文大14岁。华国锋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的“最高长官”――从1952年起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直到1968年4月8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70年10月，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曾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华国锋。
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中国各省市忽然都办起“学习班”。
全国举办的34个“学习班”，都是从8月12日开始，19日结束。
那是以“学习班”名义，举办中共十大预备会，讨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大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8月20日，104名委员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毛泽东依然没出席，由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即重视对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如此一来，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因毛泽东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跃居到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确立。
第二节 邓小平复出，国宴升“新星”
林彪集团的垮台，给中国政局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他还要启用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治世能臣，这就是邓小平。
1月10日午饭后，照例，毛泽东要睡一会，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
这次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一封邓小平的长信，摆在毛泽东的书桌上。一看那老朋友的熟悉字迹，他有些激动。
想到这些，周恩来脸上露出了笑容。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终于被叩开了。
从“二号走资派”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十大的另一个热点
十大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当选的195名委员中，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名列其中，这使他成为这次大会的另一个热点。
林彪集团的垮台，给中国政局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被林彪打下去的一代名将，有些人被启用了，恢复了军权。叶剑英担任了军委秘书长。“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慢慢地向周恩来总理和“三老四帅”方面靠近了。这些微妙的变化，对流放到外地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处境，必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之间曾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现在林彪集团自我毁灭了，只剩下两军对峙。而江青集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的“专业”，就是从事破坏，制造混乱。搞建设，他们一窍不通，那么，为了解决八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还得依赖周恩来等人。就这样，毛泽东作出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对这一形势，了如指掌。他没有坐失良机，渐渐地把失去的权力又巧妙地收了回来，尤其是军权。通过他的建议，毛泽东同意撤销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是有深远意义的一步棋。
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一办的负责人回答：“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
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
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1973年初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当时，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六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将军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曲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