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卡特政府打“中国牌”的做法还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苏联批评卡特政府“采取了一种十分轻率的方式”，指责美国对华政策是“目光短浅和危险的”。1978年12月27日，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前几天，勃列日涅夫给卡特写了一封措词非常强烈的信，他在信中警告美国不要向中国出售武器并表示除非美国阻止其盟国向中国出售武器，否则在武器控制方面的谈判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这种威胁在美苏关系史上是少有的。
第四，美国政府内部仍存在意见分歧。布热津斯基相信与中国建立更牢固的联合将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地位，因为中国的力量“要比苏联微弱得多――没有形成对我们的直接军事威胁”。万斯尽管不否认美中关系对制约苏联的作用，却认为应当谨慎处理美中苏三角关系。他认为应把重点放在保护与苏联的更重要的关系上。因此，在美国宣布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刚几天，他就在日内瓦与葛罗米柯会见时，就试图消除这位苏联外长对美国将如何处理美中苏三角关系的疑虑，万斯说：“我们并未打算改变拒绝向中国或苏联出售武器的政策，而且在向中国或苏联转让非军事技术方面也将是不偏不倚的。”为此，万斯极力主张放慢中美关系发展的速度，尤其不要同中国建立反苏联盟。他竭力设法使美国在处理与苏中两国的关系上给人以“不偏不倚”的形象，并尽量减少对美苏关系的损害。
到了1979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对苏和对华政策又发生了新的变化。8月份，蒙代尔副总统访华时强调美中两国之间“平行的战略利益”，并表示任何国家要想在世界事务中采取削弱或孤立中国的立场，将“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
9月，美苏两国就苏联作战旅驻扎在古巴一事发生冲突，它给美苏关系投下了阴影，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强硬姿态，其中之一就是决定加快同中国建立公开的军事关系。为此，白宫提前宣布了国防部长布朗将访问中国的消息，并暗示他将同中国方面讨论向中国转让军民两用技术事宜。不久，美国政府又透露了五角大楼的一份主张向中国提供军援的秘密研究报告，以此对苏联施加压力。
11月，伊朗人质危机使美国受到又一次强烈的冲击。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伊朗危机是美国国力衰弱和长期放弃战略优势的结果，它表明美国在同苏联对抗中处于软弱地位，在对付第三世界动乱的挑战中束手无策。
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了美苏关系中新的危机，美苏缓和发生了逆转。美国国内要求联华抗苏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一事件也使卡特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他除了要求参议院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外，还采取了带头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禁运粮食、冻结信贷、压缩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出口、中断科技协定与科技往来等一系列措施。苏联的行为也迫使卡特重新考虑其整个对苏战略，他提出了以“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的“卡特主义”。这是美国对苏政策和全球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它宣告了美苏缓和时代的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冷战时期。
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获得了新的强大的推动力。美国决心进一步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苏联，把两国的合作从贸易、科技、文化、民航、海运、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扩大到了防务领域。如贸易方面，1980年中美贸易额比1979年增加一倍多，达48亿美元，而苏美贸易额在同一时期却减少一半，只有15亿美元。
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访问中国。尽管美国国务院一些官员希望限制布朗访华的实质性内容，但布热津斯基仍然在布朗访华前夕表示，苏联入侵阿富汗赋予了布朗的使命以“新的含义”。他指出，进一步密切同北京的安全关系是美国能够对苏联行为作出反应的“主要办法”。访华期间，布朗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国准备向中国出售军民两用技术与装备。
为避免引起美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万斯仍继续设法限制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布朗访华后不久，万斯就在一次谈话中承认中美之间在阿富汗问题上虽然有某种程度的一致行动，但他强调这种一致行动“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存在任何军事联盟或类似的关系”。
1980年4月，美国政府营救伊朗人质的行动失败，之后万斯宣布辞去国务卿职务。万斯的辞职进一步削弱了美国政府中反对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的那一派力量。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联华抗苏派在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上取得了胜利。尽管中美关系还存在重大障碍，但此时中国因素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作用达到了高峰，中美联合抗苏的格局终于形成。
里根隔着太平洋看中国
1981年，里根是在美国国内保守思潮兴起的背景下，打着“扩军抗苏”的旗号上台的。当他入主白宫时，美苏中三角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苏联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同中国缓和了紧张关系，而中国也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
里根决心制止苏联的扩张，一开始他就决定改变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所采取的对苏联缓和和让步的政策，进一步强化抗苏立场，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在采取措施重振美国经济的同时，重新建立美国对苏联的军事优势。他表示愿意同苏联谈判军备控制问题，甚至愿意达成某些协议，但前提是不得损害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他还强调要迫使苏联作出让步，否则就用“武器升级”来拖垮它。里根把同苏联全面对抗，以实力遏制苏联扩张定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里根的右翼保守立场还给美苏关系注入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冷战气氛重新加剧。
在里根政府执政初期，中国因素继续在其对苏政策中发挥作用。此时，美苏关系重新进入激烈的对抗使美国政府对利用中国因素很感兴趣，因而支持在战略和地缘政治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以针对苏联为目标的美中关系。这项政策实际上是卡特政府后期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对华政策的继续。里根政府内“联华抗苏”派的代表人物――第一任国务卿黑格称中国“在战略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他认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他们的允诺的多，给予的少。中国领导人想确切地知道与一个软弱得既不能阻挡苏联在远东的霸权扩张，又不能对中国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的美国建立关系究竟能获得什么好处。”
然而，里根重视同中国的“战略关系”是和他强烈的反共意识矛盾的，其对华政策在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有丰富文献记载的混乱状态。里根执政后，虽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不得不放弃竞选时所作的要使美国和台湾重建“官方关系”的允诺，但他本人以及以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为代表的亲台派却主张增进与台湾的关系，反对以牺牲台湾的利益来发展同中国的合作。里根还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款。
从1981年下半年起，不顾中国政府一再作出的强烈反应，里根政府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在所售武器的性能上还有所升级。1981年12月4日，中美双方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开始举行谈判，中途谈判曾陷入僵局，直到1982年8月，经过紧张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发表了著名的“8？17”公报，遂使中美关系渡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从1983年起，美国政府由于下列原因而改变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的估计。第一，美国认为，与80年代初期相比，美苏力量对比已经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美国已不再像70年代那样处于守势，它已恢复了在全球的主动地位。而苏联则日益处于被动局面，由于其国内经济体制的弊端、对外扩张以及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使得苏联经济形势日趋严峻，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尤其是入侵阿富汗，使其在国际社会中陷于空前孤立，形象极为不佳。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感到利用同中国的战略关系来抵消苏联在全球力量对比中的优势的需要减少了。
第二，里根执政初期，以黑格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强调中国对于苏联在欧洲的威胁的牵制作用。当乔治？舒尔茨继任国务卿后，美国对外关系开始向太平洋地区倾斜。里根政府越来越关注太平洋地区，因而强调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
第三，1982年前后，中国对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首先是从70年代末起，中国把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方面，实行了改革开放，因而希望和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以便获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其次，中国也看到了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认为美国在里根领导下，正在重整国力，而苏联则由于其国内的困难已不再像70年代那样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了。此时，中国既不必担心美苏联合对付中国，又不愿卷入美苏冲突。另外，中国也对里根政府的某些言行感到极度的不满和失望。一方面，“里根政府在其任期的头两年中由于决心抵制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甚至比卡特更加积极地试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成战略联盟”，但当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印度支那形势因越南入侵柬埔寨而日趋恶化后，中国要求同美国进一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要求却又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另一方面，里根政府又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并采取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政策。里根宣布要“充分执行”《与台湾关系法》，威胁要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并声称中国不应该干涉美国的对台政策，他甚至认为中国为了换取美国的战略合作会“吞下台湾这颗苦果”，虽然真正的形势并没有严重到使中美关系“退回到杜勒斯的时代中去”，但这种紧张气氛却迫使中国重新考虑美国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采取独立自主，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也不同它们建立战略关系的对外政策，这实际上改变了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那种联美抗苏的战略，开始推行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较为平衡的政策。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改革，美国也丧失了它在70年代三角关系中享有的“左右逢源”的地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同时也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里根政府对中国在美国对苏战略中的作用进行重新估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舒尔茨于1982年7月接替黑格任国务卿的结果。1983年2月舒尔茨对中国的访问是里根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标志。虽然这时里根政府继续强调建立牢固和持久的中美关系对东亚地区的稳定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并且决定把中国作为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对待，把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国家改为“V”组，进一步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里根本人也从执政初期的亲台保守立场逐步向美国两党主流派一致支持的对华政策靠拢，虽然舒尔茨也承认中国在亚洲具有抗衡苏联力量的战略重要性，但舒尔茨并不重视在策略上利用“中国牌”来影响苏联的行为的做法。舒尔茨对战略问题有更广义的看法，他对政治和经济因素也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承认亚太地区对美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的同时，更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亚洲大国，因而强调中国在亚洲的地区性作用而不是强调中国的全球重要性。舒尔茨还认为，在构筑亚太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合作的框架方面，日本才是美国的真正伙伴；在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中，首先要依靠与日本的联盟。他还认为美国是一个已经振作起来的越来越得势的国家，面对着一个被深刻的结构性经济困扰和不安宁的盟国所困扰的停滞不前的苏联，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更积极地显示自己的力量。这样，尽管里根政府仍然承认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是重要的，但实际上已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
由于里根对华政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美两国把相互关系作为对付苏联的手段的色彩淡化，虽然中美两国仍然重视双方关系的战略意义，但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里根政府也不再把对华武器销售和军事方面的其他合作当作向苏联施压的手段，而是着眼于通过军事合作来促进两国关系的稳定和持久发展。
但到了8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里根在其第二任期不再把中国看作是制订对苏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里根政府仍然承认，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美国维持相对于苏联的全球地位来说在战略上继续是重要的，但在对华关系方面每时每刻地考虑策略的做法在处理同莫斯科的关系中已不再被认为是有必要或有用处了。这是美国决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因为从尼克松以来美国的决策是建立在对华政策对美苏关系和苏联的行动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这种仔细考虑的基础之上的。
美苏关系此时进入了一个新的缓和时期，他们恢复了日内瓦武器谈判，举行了两次首脑会晤，签订了中导条约，由此还带动了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
随着美苏缓和的出现，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正在减少，美国国内对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重要性的怀疑以及那种认为中国更多地有求于美国的看法开始增长。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在国会强调，不应该把“共产党中国”看作是西方的一笔军事资产；那种想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成一支对付苏联的有效的威慑力量的任何尝试，都是对美国的一种非常可怕和非常费钱的挑战。随着战略因素的减少，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正在增长。这就使得美国政府难以在处理中美关系中采取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政策。对美国来说，发展中美关系不再是为对付苏联威胁的需要，中国因素也不再是美国对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这种变化的最关键因素，是亨利？基辛格和赛勒斯？万斯所说的出现了“大大改善苏美关系的战略性机会”。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相信一个强大、稳定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战略三角关系”的寿终正寝
战略三角关系时代从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于1971年7月在北京的会晤开始一直延续到1990年。尽管美国、苏联和中国对于三角压力的反应各异，但这个阶段的特点在于，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之间在战略上的确存在着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尽管每一个国家又在三角关系中加进了各自的特殊战略、意识形态、历史和国内政治等方面的特点。
战略三角关系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规定了一个框框，在为了对付苏联的挑战而必须进行合作和相应地改变美中谈判关系的框架内，美国对华的战略政策反映了其国内政治、政界上层人士的看法和美国力量的重要性。最根本的是，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对苏联的共同看法的基础之上的。共同的看法鼓励了相互妥协并且降低了双方在次要问题上的冲突的重要性。
战略三角关系对美国的东西方政策产生的历史性影响可用这种的话来表示：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它成为美国强大的根源；在福特执政时期，它第一次成为增添困难的根源；在卡特执政时期，它成为尖锐内部冲突的根源，卡特政府不得不应付这些困难；而在里根执政时期，它是美国应付苏联正面挑战的另一个原因。
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非常强调中国对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尼克松曾担心中美关系的冻结会加快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解冻过程，他提醒布什总统说，如果美国政府不坚定地反对他所说的那些想要对中国政府采取更强硬行动的“一伙奇怪的”话，那么美国就会“冒促成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可能是灾难性的友好谅解的风险。”基辛格也强调说：“中国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拿这样关系冒险。美国需要中国这样一种可能的抗衡力来对付苏联在亚洲的抱负。”
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1989年2月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完全不担心中苏关系的缓和，他说这种缓和完全无损于美国的利益。他提出的对此不感到担心的理由是，中国人“在市场刺激方面早已开始行动了。”布什说：“对于我们来说，‘玩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当时，布什甚至无条件地支持拟议中的中苏首脑的会晤。可见，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牌”――即使有人仍然有兴趣玩――它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了。
随着1989年华沙条约组织的崩溃以及紧接着的苏联的解体，出现了一个比过去小而且相对弱的俄罗斯，使中国失去了对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直接的战略重要性。正如苏联的对外政策曾经为美中和解以及后来美中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一样，苏联帝国的消亡也损害了稳定的美中关系的基本基础。尽管美中关系仍然是美国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双方合作的战略基础的消失，其合作的迫切需要已不复存在。
虽然随着冷战的结束，建立战略三角关系的主要条件之一已不复存在，但另外两个因素――中国所具有的力量和它在外交上的灵活性――还继续存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冷战的结束在战略三角关系寿终正寝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迅速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使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具有了更大的信心，而且中国对于美国为使它改革政治制度和迎合美国国家利益而施加的压力还采取了蔑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