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
青松劲挺
1993年初夏我见到贺晋年将军是在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的病榻上。当时贺老因病住院。次用餐后，又不慎由座椅上滑落下来，扭伤了腰骨，只好一连数十天静卧疗养。那天下午3点多钟，我轻轻走进病房时，贺老还睡着，他有些浮肿的病容，令人十分担忧。85岁高龄，一生历尽艰辛与坎坷的老人毕竟上了年纪。我想起1987年第一次见到他，年近八旬的贺老还是举止洒脱，声若洪钟。他的夫人杜影同志见我到了，便要叫醒贺老。我忙摆手阻止他。杜影说：“你不叫，他一下午都会昏睡下去。”于是贺老被叫醒，他睁开眼，见我站在床边，显然一下就记起下午要接受我的采访，便伸出双手，让警卫员扶起他，艰难地下了床。我注意到，由床上下来，他用了足有5分钟，可见当时行动有多艰难。下了床，他被人架扶着，慢慢地移蹭着双脚，来到沙发前。要坐下去，“转身”又成了大问题。贺老身材高大，身子当然也沉。转身，得抬起双脚，但他的腰和腿，缺乏这种力量。于是警卫、杜影和我三个人扶助着贺老转身。贺者突然嘿嘿笑着说：“唉，这转个身比我们那阵打敌人的碉堡还困难。”逗得大家都忍不住吃吃地笑。贺老终于坐到沙发上了。他松了一口气，打趣说：“你们都看见了，人老了可不敢摔跤，摔上一跤，就等于死了一半。”这一回我想笑，却笑不出来。病痛折磨着的老人，依然保持着平常那乐观、豁达、幽默的性情。也许正是这种藐视困难的品格，使他战胜了病魔。
此后不久，“贺晋年将军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贺晋年将军画册》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首次为一名老将军的个人书画集举办这样的盛会。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前来祝贺。贺老即席讲话，用黄土一样朴素的语言抒发了自己“七十后学”、“寄情丹青”的志趣和情怀，使到会的每一个人都深受启发和鼓舞。
最近一次见到贺老，是1994年5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当我走进那座翠竹掩映的熟悉的小院，一眼看见贺老安详地坐在院中的藤椅上休息。鹤发童颜的老人穿着整洁的蓝色西服上衣，雪白的衬衣扎了紫红领带，显得格外精神。他显然并没留意有人进来。眼镜片后面的目光，注视着阳光下绿意盈盈的翠竹。沉浸在超凡脱俗的境界里。那荣辱皆忘的神情，叫人联想到这是美妙的彩虹，惟有哲人与真理亲近时，艺术家与大自然拥抱时才会出现；惟有那些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们面部才可能流露。
温暖柔和的阳光透过抖动的竹叶，照射在老将军的脸上、身上。他的身后，恰巧衬着一株枝杆茁壮、针叶茂密的青松。人、松树和光影，组成一幅内涵丰富而又和谐的画面。就在这一刻，同行的摄影师丁风雷同志情不自禁地举起相机，留住了这一珍贵美好的瞬间。
我们开始坐在客厅里交谈，四壁悬挂着贺老画作的精品。丁风雷第一次见到这些个性鲜明的画，只是赞叹不已。贺老并不故作谦虚，却不无自豪地说：“我这一辈子，办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件是跟随毛主席扛枪杆子夺江山，再一件就是握笔杆子画画。这后一件事，还没办完。”
同去年相比，贺老已经完全恢复。听他声音洪亮地挥动手臂讲出这段涵概人生且充满哲理意味的话时，再次感受到了1987年盛夏初见面时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86岁高龄的老将军依然是雄风不减，风采犹存，对人生充满了奋发的勇气和美好的憧憬。
“贺老，眼下还画画吗？”
“画，每天都画。”
“腿疼是不是可以坐着画？”
“坐下画不成，非立着画不可。”
话题转到了新近出版的《原上草·贺晋年将军传》，我说：“你签名送我的书读了，我很受感动。你的一生充满了风雨坎坷，也充满了成功的辉煌。”因贺老耳背，拉话时，我凑在离他较近的地方高声说。贺老依旧那么平静，历尽沧桑的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像陕北高原的沟壑一样平实深刻，透出波澜不惊的大家风范。
短暂的沉默之后，贺老语气平淡地说：“人这一生，遇到坎坷，不必为难。许多事情，都是坎坷逼出来的。我就常问自己，你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没有坎坷曲折，完全是平坦笔直，那还有什么意思？因此，当你倒霉的时候，不要动摇，更不必灰心，咬一咬牙抗过去，事情就好办了。”
这一席话，像一阵扑面而来的春风，令人清心明目。我再次联想起博大雄浑的黄土高原，仿佛正有一串振聋发聩的春雷，在那千山万壑间回响着。这金石落地般的声音，又使我感到面前这位老人，很像他笔下那株苍劲挺拔的青松。高山一般耸立于天地之间，任何风雨雷电都不能使他低头，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叫他弯腰。世间惟有这样的生命，才能走向辉煌、走向永恒。
阎揆要中将二三事
“揆要”这个名字，在西北革命武装斗争中是响亮而贯穿始终的。从1927年震撼西北的清涧暴动到1947年开始的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他都担任着重要角色。研究党史、军史的同志对他都较熟悉。但有一点却是鲜为人知：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当时许多同学，如杜聿明等，都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要职，而他毅然冒死投身革命。建国以后，阎揆要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叶剑英同志兼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阎揆要出生于陕北佳县，曾长期生活、战斗在陕甘高原，堪称是“老延安”中的老资格。在未曾见到阎老之前，他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格豪放的军人。1993年初夏第一次同他见面，使我改变了事先的猜想。那天下午，在北京西山脚下，一栋花木葱茏的小楼客厅中，我见到了阎揆要将军，他身材瘦小，面貌慈祥，态度特别谦和。年已88岁的老人，依然举止敏捷、耳聪目明，思维和谈吐像盛年一样锐敏、清晰。得知我要了解西北革命中地方党组织和领导人活动的一些情况，阎老十分乐意接受采访。并且说：“地方党的历史应当多研究，以往军事斗争方面搞得较多，地方党的活动研究不够。拿陕北党组织来讲，在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明方、马文瑞这些同志很值得写。”记得那次采访，我要了解的有些问题，阎老并不清楚，但他显得很耐心，仔细地谈了他所知道的情况，又提供了不少调查线索，并且把我提出的他不大清楚的问题，认真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一边记，一边还抱歉地说：“现在记忆不行了，不记下来，转个弯就忘了。”那次访问，阎老的诚恳与认真使我永志难忘，分手时，阎老说什么也要坚持走下数十级台阶把我送到大路口。我实在过意不去，警卫员说：“没事，阎老每天早晨都坚持蹬山锻炼，每有客来，他一定要送下山坡。”此后，大约过了半个多月，阎老突然派他的秘书送来一个公文袋，袋封上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忽培元同志收阅”的字样。我当即启封，才知是一叠复印的西北党史资料。起首一份写着：忽培元同志，你所要的关于西北党史的材料我找到一些，供你参考。阎揆要。我感动地一页页翻看，发现许多地方，甚至只是一个有关的人名下面，都用红笔划着波浪线。显然，年近九旬的阎君亲自通读过这些材料后，认为有参考价值才转给我的，我当时捧着那沉甸甸的一叠资料，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他的秘书说：“你那天走后，阎老便列了个单子，要我四处找了许多材料，他又埋头一连看了好几天，选出十几份，这才让我送过来。”“……你打个电话，我骑车来取嘛。”“那不行，他一定要我亲自送来，说你急等着要哩。”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啦，只说：“感谢你，感谢阎老对我工作的支持……”秘书说：“阎老还说，如果还需要他帮什么忙，叫你随时打电话。”我连声应承着，心里却想，今后说什么也不敢打搅他老人家了。阎揆要将军对工作、对同志（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觉得拿任何赞美的言词都无法表达我对他高尚品格的敬仰，只能以加倍努力地工作来报答。这或许正是他的精神的魅力所在。
1993年11月，陕西为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0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阎揆要将军应邀参加。在西安人民大厦居住时，夜里上卫生间，他不忍心叫醒熟睡着的警卫员，独自摸黑行走，结果被地毯绊倒，坐骨粉碎性骨折，回京后一直住院治疗，后又发现癌症，不幸于1994年岁末病逝，终年89岁。就在他病逝后不久，佳县交通局局长到北京来，带着一封信，竟是阎揆将军临终前不久在病床上写给交通部并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信中写道：革命老区佳县，地处黄河畔上，因交通不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目前国家已投资建设黄河大桥，但佳吴公路尚未修通，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望你们考虑将这一段公路列入计划，尽快修通为盼。这是阎老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亲笔书信。望着那熟悉的字迹，我的眼前顿时浮现出他老人家在骨折和绝症双重折磨下，艰难地提笔写这封“绝笔书”时的情形。那是老将军为民众着想的最后一搏，是一个生命跃入辉煌时的最壮烈而动人的一瞬，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在奋力实现自己的入党誓词。多么动人的一幕呀。那封信，谁读了都很难不受感动。那位交通局长带着这封信，把修公路的事跑出了眉目。据说，这已经是阎老第三次写信解决陕北老区的交通问题。陕北人民会永远记得有一位年近90岁的老将军，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陕北的经济建设，惦记着老区人民的温饱。
奋进匆匆
陕北，窟野河畔的神木县，有一个小小的山村。省、地行政区划图上找不到它。在县地图上，它像一粒米，落在沟壑深处。陕北黄土高塬上，有无数个这类平凡又平凡的小山庄。山民像山庄一样的淳朴而默默无闻。庄里二三十户人都姓王，庄子的名称便叫“后王家湾”。后王家湾人的自豪是革命年代庄里出过两个人物。一个是担任过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王兆卿，他在1933年震惊陕北的“米脂事变”中英勇牺牲了。那次敌人在无定河畔枪杀了六名共产党人。“无定河畔六烈士”的事迹，至今在陕北高原传颂着。另一个是王兆卿的弟弟王兆相。他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垮，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组织起神府红军游击队。这支队伍在他的率领下不断壮大，发展为“红三团”，又发展为“红独立师”，团长、师长都是王兆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庄，出了这样两个大人物，可是了不起的大事情。直至1993年秋天，笔者走访革命老区来到后王家湾，同村长和村民们拉起话来，还看得出他们对后王家湾出的这两个人物大为自豪。当年孕育过两个革命人物的土窑还在，小山村仍然保持着古老的面貌。
1994年初夏时节，当我在北京工程兵大院一座朴素的二层小楼里，同86岁的王兆相将军促膝交谈时，我感觉到的不只是他的朴素、亲切和热情坦诚的风采，而像站立在后王家湾高高的山峁上，眺望远处的黄河、大山，有一种博大雄阔的感觉，有一种宁静致远的印象。当他亲热地谈笑风生时，他的嘴角眉梢仍然浮现出神府山庄农民的淳朴与憨厚。当他回顾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时，他苍发抖擞，目光炯炯，情不自禁地挥舞着那双曾紧握钢枪，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青筋鼓凸的大手，使你感到将军威风丝毫不减当年。
王兆相将军8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顾问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以刻苦顽强的精神开始了新的征程。从那时开始，将军放下钢枪，操起笔，开始撰写革命斗争回忆录。他克服种种困难，硬是一字一句，写下几十万字的文稿，又经反复修改，即将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他立志要把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真实生动地记录下来，留给未来，留给后人。
在后王家湾，我有幸访问了几户村民。这几户农民，生活是温饱的。新造的石窑洞里，陈设着油漆漂亮的家具。有一户农民的沙发放在城里的大饭店也毫不逊色。然而，将军客厅这套白木扶手简易沙发，倒使人觉得放在后王家湾那几户农民家里，也显得有些过时。这在当今世风下，显示出松柏之高风亮节。将军的院子里没有什么名贵花木。每一寸土地都开垦出来，种着蔬菜。据说顶着烈日在园圃劳作，是将军工作之余的惟一喜好。他仍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和艰苦朴素的延安作风。面对着衣着朴素的将军，我突然想起后王家湾的村长给我讲述的一个故事来。大约一年前吧，当王兆相将军听说家乡小学校经费困难，便召集老伴和收入并不高的五个子女开会，提议捐款资助，共集两千多元寄回后王家湾。乡亲们接到钱，十分感动。许多小学生都在作文中颂扬了老将军捐资助学的义举。当我提及这件事时，王老说；“那是支持‘希望工程’，只不过数额太少，乡村教育不发展不行呀！”老将军与人民群众，依然保持着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
在王兆相将军的客厅，有一帧1993年10月自书的条幅，写道：羊倌将官教官弹指间白发苍苍；扬鞭举枪挥笔崎岖路奋进匆匆。这是将军对自己革命生涯的高度概括，也抒发了自己退休以后，立志保持革命本色，努力为人民奋进不息的崇高革命情怀。告别老将军，在访问的归途上，精神矍铄的老将军那白发苍苍、奋进匆匆的形象，总是浮现在眼前，难以消失，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