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康明
我侨生在泰国曼谷。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思想启蒙，初中毕业后，为抗日，为追寻我个人的光明前途，在中共地下党指引下，到了延安。入党参军，在延安抗大、女大学习，后到中共中央妇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为求得为妇女服务的具体能力，我请求学医，获准。
1945年我在延安中医科大学（简称中国医大）学医。同年日寇投降，抗战结束时，我随中国医大从延安“下山”步行到华北，进城市张家口，因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升级，挑起内战，解放战争又起时，我们随解放军从张家口撤到农村。因工作需要（要我做学生党的工作），我未随中国医大到东北，留在冀察晋边区白求恩医学院继续学医（学生党支部书记），并于1948年毕业。
毕业后我在解放军军队里当医生。1949年南下后我随军解放南京，进城并以南京军管会军事联络员身份接管南京伪国立中央高级助产学校。后我随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经湖南、贵州山区追歼国民党逃兵。我骑毛驴（当时我是副团级待遇）加步行（登山越岭不能骑驴时），雨淋日晒，千辛万苦到达四川。1951年我转业地方工作。1952年秋，由四川省政府分派我到成都四川医学院（后改为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当副院长。我在做党工作的同时，继续学医，补学我不足的医学基础和理论知识，旁听大学生医学课程，自学，请老师个别辅导。
1955年，我通过中国高教部考试合格，由中国高教部派到苏联学习三年，1956年10月出国。
我被分配到莫斯科苏联中央医师进修学院第一内科教研室，给教授当研究生。内科教研室就设立在莫斯科有名的大医院——包特金医院内科病房。
我的导师是莫斯科内科心血管病专家，是俄籍犹太人。
除教授外，指导我的还有讲师，一位高大、有阳刚气的苏联女医师；助教是位着装新潮的美丽女医师。内科病房还有数位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全是苏联女医师。她们对我们中国人十分友好。
研究生要做科研论文。教授给我定的题目是：《风湿性心脏病人的某些肺功能检查》，我应检查100例风心病人。于是我在病房内去找能承受检查（心脏功能差的Ⅲ级心功病人就不能承受检查）的病人（多数是心功Ⅱ级的病人）。取得主管医生同意后，我便有礼貌地请求病人接受检查。苏联病人全部公费医疗，对我友好合作。于是我谨慎、小心地把病人扶送坐上轮椅，从二楼病房推到电梯里登上三楼，检查后又推送病人，返回病房，向病人道谢。接送病人，推轮椅，开关电梯，仪器检查，全由我一个操作。这一切都要井井有序，用心学，仔细去做，手脑并举。对病人要有礼，要关怀备至，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合作。如果仪器坏了，或电梯不灵，还要请求技师修调。做完病人检查，还要记录，做小结。我初步体验到登科学高峰的艰辛，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作论文还要查阅有关本科研题目的国际国内文献，因此我要经常到莫斯科医学大图书馆去查卡片，摘抄文献。这些文献全是外国的，有英文的、俄文的，英俄文水平不高的我，自然非常吃力。为获取知识，开拓眼界视野，为科研，为明天，我只有查字典呀，啃呀、读呀，钻研呀，艰辛地去爬上学问的高峰，去摘取科研果实。常常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或下午连晚上都坐在图书馆读、写、思索和消化。
没有合适病人做科研检查时，我就参加病房工作，学习苏联医师对心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他们多是“德国派”（倾向德国医学），他们也用古老的传统方法治病。
教授每周查房两次，每次2小时。检查病例都是疑难、重症病人。每次教授查房时，病房医师都跟随学习，我也尾随学习，收获很大。
到苏联第一年，每周还要上两次俄文课，每次一小时，在规定时间到女老师（退休老师）家上课。她像教小学生似地，领读课文，背课文，俄语会话……
我住在中央医师进修学院的一个宿舍楼里，中国研究生多住这里，为学俄文方便，学校把中国学生和苏联学生混合编住。每室住三人。宿舍大楼设有公共浴室，晚上定时淋浴，各层楼的尾部有公共厨房，有自来水管和几个煤气灶。我们中国研究生每月发502个卢布，如要进公共食堂用餐，需350-400卢布。为节省伙食开支，多数中国研究生自己烧菜，每月花300-350卢布。我每星期买猪肉一次，在公共厨房红烧一锅，放在寝室窗台上（天然冰箱），吃时挖一大块肉，加菜烧煮。主食是面包（较便宜，可用保鲜纸包裹，面包不会发硬，每周买1-2次即可），每周可吃1-2次大米饭，当时莫斯科副食品供应正常，一公斤猪肉或一公斤大米和一公斤芦柑都是18卢布。这三样东西都从中国进口，所以我虽住莫斯科，吃的是中餐。我也喝牛奶，鸡蛋吃得少，太贵。蔬菜上能吃“大路菜”。苏联蔬菜生产差，加上莫斯科天冷，到冬天吃菜困难价昂，多是士豆或泡黄瓜。
穿的衣服是从中国带去的，国家发一些衣裙，自己买衬衣裤、毛衣裤，原有的皮大衣等。苏联当时重视重工业生产，忽视轻工业，所以衣服价昂质差，样式笨拙，我没买也买不起。我们入乡随俗，女同志全年不穿长裤，严冬室外40℃，也要穿裙（内穿短毛裤）穿长袜，好在我有皮大衣，可御寒。
我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从宿舍到医院，到图书馆，往返都要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或地铁。莫斯科的地铁修得好，干净、整齐、秩序好，各站台都有特色，都绚丽多姿，有的站如秋叶般静美，有的如夏花般灿烂，候车时观望站台，是艺术欣赏，是美的享受。
莫斯科是繁华的，是首都，是苏联政治经济中心。市中心的百货大楼里，人群熙熙攘攘，商品琳琅满目，数量多，儿童用品价最廉，据说是政府关怀儿童优惠。
市中心高楼大厦，建筑宏伟，我去逛过，但不多。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旅游的呀！
红场我一定要去，去列宁陵墓——全世界人民敬仰的伟大导师——我们中国留学生也敬仰他。我们排着队，缓缓地跟着人群，走进卫兵守护的列宁陵墓瞻仰列宁。他安静地躺在玻璃棺材里，我们向他致敬。是他！这个伟人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唤醒了中国革命，才有社会主义中国，我这个华侨女学生，才能留洋学习。
莫斯科大剧院，苏联芭蕾舞，我是久仰其大名，但其门票昂贵，使我却步。在离开莫斯科前夕，我决定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莫斯科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天鹅湖》。大剧院建筑富丽堂皇，演出是高水平的；艺术享受是美好的。我买的门票是丙票，是用望远镜帮助我观看演出的，门票花去我每月生活费的1/5，即100个卢布。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我在路上问路或换车或探车次时，莫斯科人都友好地有礼貌地告示指点。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都表示：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中国，他们喜欢。在病房工作的苏联女医师，在假日邀我到她家做客，共进晚餐。
她丈夫是工程师，收入尚可，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三口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楼房里。我们谈生活、家庭，工作和学习，也谈友谊（互赠纪念品）。桌上有半成品自烧的荤菜，有熟香肠，有鱼，大米饭是作为“菜”摆放的，蔬菜是泡黄瓜，主食是面包。还有从保加利亚进口的葡萄等水果。
为节省时间，中午我就去病房吃自带的面包和香肠，喝杯开水就算午餐，进餐厅吃饭是奢望，去公共食堂也贵。有一次，值班的苏联女医师也在吃自带的午餐，她看我只有香肠和面包，便拿出她的黄油，要我涂在面包上吃，还说黄油有营养，她以为我买不起黄油。我连忙谢绝，声明我吃不惯黄油，我感激她的友好和真诚。
莫斯科女性胖子多，除先天原因外，无顾虑地涂抹黄油在面包上，不怕黄油吃得多要发胖。我很少听她们讲“减肥”，当然中青年女性也爱美，穿花衣，抹口红，烫发等，也羡慕别人窈窕的身材。
1960年11月我从莫斯科回国到北京。由国家人事部分配回到四川医学院（后改为华西医科大学）工作。先任医疗系（后改医学系）副主任，同时在附属医院内科当主治医师，参加内科教学工作。1989年离休后又当门诊医师……
为人民服务，永无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