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延安女兵(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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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革命的熔炉

赵磊

离开延安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每当我忆及在延安度过的艰苦岁月,心中总觉得无比的温暖!

我于1914年10月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的一个医生家庭,17岁那年(我正在镇江中学读高一年级)的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国民党不战而降,使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受到沉重的打击,从此,我对国民党的统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翌年,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国民党反动派与日寇签订了叛国的《淞沪停战协定》,1935年12月9日发生了北平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主义。所有这些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进步同学影响下,我参加了读书会。因此我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监视起来,乃至作为“共党嫌疑分子”而加以审讯。当时我想,爱国何罪之有?凭什么审讯我?所以什么问话我都不回答。因审讯得不到任何结果,在父亲和同学、朋友争取下,我被取保释放了。

这以后,我对国民党的统治更加不满。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的侵略野心充分暴露了,我真想立即拿起武器,抗击日寇。当时,我有一个三叔在淮南铁路工作,我想从他那里参加新四军可能比较容易,就同同学杨瑞华商量去淮南参军。1937年底,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起,我们原准备从镇江坐船去安徽的,但因船上超载太多,沿途不停,直达武汉,就这样,我们来到了武汉。

那时的武汉,群众的抗日情绪很高。我们初到这里,却不知如何参加抗日队伍。我们先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和沈钧儒先生那里求助,但是都不能马上参加抗日队伍。当时武汉有一种势力,公然宣称共产党抗日不行,国民党才是正统的,因此抗日就得参加国民党军队。我们想,共产党如果不比国民党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投奔延安呢?我和老乡于晶在武汉奔走了几天没有结果,十分焦急。就在这时,山西临汾学兵队招兵,说那里还有牺盟会、同志会等组织,很进步,一问才知道是阎锡山的招兵站。但临汾确实有个民族革命大学也在招生,我们便同1000多青年进了民大。民大里有不少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北京青年,他们宣传抗日,还有民先组织。

但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临汾为日本鬼子所占领,民大也散了。我和于晶等跑到黄河边(山西省乡宁县和吉县附近)住下,待机参加抗日队伍。黄河边是抗日游击队出没之地。我们天天在这里打听游击队的消息。有一天,一位男同志和我们联系说,你们想打游击是好事,但是对付日本鬼子也要有一套办法才行,你们学习过吗?他征求我们的意见说:你们敢不敢去延安?在那里有可能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咧!啊,这正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我们高兴极了,当即向延安进发。

1938年的延安,初春还那么寒冷,街道很清静,我们一行七人(四男三女)由刘岐生同志带队,满腔热情地来到了这里。

我和于晶同志进了抗大女生队,四位男同志有的进了抗大,有的进了陕公,另一位女同志也进了陕公。后来我先后在中组部组训班、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在短暂的八年时间里,延安教给我多少革命道理啊!延安精神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抓紧机会积极培训

在延安,我深深体会到党为了培养大批青年和妇女曾经付出了多大的精力。抗日军政大学早在1937年就吸收女生,给了妇女学习军事及学政治的机会,后来有很多女同志在抗日前线成了骨干。那真是男同志可以做到的女同志也一样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初到延安时正看到抗大女生队已经满员,我们被阻门外,幸好遇到革命老妈妈任锐同志向毛主席推荐,我们才破例进了抗大。

我刚到抗大女生队时,因不懂军事,出操迟到和未严格按口令行动挨过两次批评。这却激发了我学习的热情,以后不论在军事训练的各个项目,或是军事演习中,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记得有一次深夜,大家正在熟睡,突然紧急集合,安塞执行任务。我们女生队在很短时间内做到全副武装出发,经60里路的行军赶到安塞。一经抵达指定地点,立即布置好站岗放哨,大家深深体会到妇女一旦行动起来,是可以完成军事任务的。

延安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摇篮,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指明了方向。1939年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毛主席讲得多好啊!他说:女大不但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去,组织二万万五千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主席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使劲地鼓掌。我想,在旧社会妇女饱受压迫和歧视的苦难日子,从今天开始有希望解脱了,我们一定要为之而奋斗啊!

女大是在延安建立的第一所完全由妇女自己管理的大学。在那里,门岗是荷枪的女战士,招待所是女所长掌管一切,谈工作是女干部接待,校领导很多都是妇女,显示了中国妇女的巨大能量。学校里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全符合中国妇女的特点,反复讲述中国妇女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为了照顾部分已婚或有子女的同学,校方成立了妈妈班,从党中央到全校上下都十分关心和照顾这个班。凡高级食品如新鲜水果、奶、肉、蛋等都首先送给妈妈班,让孩子们食用,学校里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可口的饭菜,帮助母亲为孩子们洗澡、洗尿布、喂奶等等。这样,使她们能集中精力学习。女大还根据妇女的特点组织生产劳动。1939年底到1940年初夏,为了度过国民党封锁边区带来的困难,女大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我曾参加织毛衣和做军服的生产劳动。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每个缝纫组的三个人一天可以缝制十套军服,工作是极为紧张的,可是,我们总能超额完成任务。为了在女大开学时让舞蹈队的同志们都能穿上灰洋布的列宁装,我们赶啊赶,终于按期完成了任务。开学那天,舞蹈队的同学都穿上崭新的列宁装,个个英姿飒爽,当时还轰动了整个延安城呢!

面向实际增长才干

不能忘记的是,在延安,我学会了做群众工作。1940年党中央决定,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民主政权,即共产党员占1/3,非党人士占1/3,中间派占1/3的“三三制”。那年冬天,从女大抽调了约50人到陕甘宁边区选举训练班学习。我是这50人之一。1941年秋,训练班的学习结束了。我和萧里、纪潜、廖光等五人分到瓦窑堡(今子长县)搞选举工作。这里是红军长征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地方。能够到此地搞选举工作深感光荣。我们从延安步行约100华里来到瓦窑堡。听取了县里的情况介绍,接着就深入农村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牢记领导告诫,切不可因怕脏而脱离群众。

瓦窑堡的农村很贫困,四周是荒山秃岭,我们就和群众同吃同劳动,晚间开会时常常住在群众家。通过和他们一道纺线、推碾子、帮助带孩子渐渐和他们熟悉起来。我们还同他们同吃“枣炒面”(糠和枣磨成的面)、“拌窝窝”、“钱钱饭”(榆钱和黑豆加工的稀饭),并按顿付钱,群众热情地把他们保存的鸡蛋(节日吃的)、礼馍等拿出来招待我们,我们都婉言拒绝了。有一次我们在老乡家吃饭,在糠窝窝中发现了一只虱子,把虱子弄掉后,照样吃那个窝窝,群众看在眼里,心里已把我们当成自家人了。我们还经常到田间、集市、会场上向群众宣讲选举的重要意义和该选怎样的人来掌握政权。由于和群众打成了一片,他们愿意给我们讲心里话。在正式选举那天,老乡都来了,为了适应群众文化水平低不会写字的情况,我们采用了用豆子计选票的方法,即在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选举人愿选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放一颗豆子,这样凡被群众敬重的人都当选了。群众认为这种做法很公平。在瓦窑堡的几十天是我接近农民群众最多的日子。边区农民的确贫困,但是他们都有一颗爱国心。他们为了抗日胜利送子参军,支前服务、做军鞋、送军粮,哪一件都赶在前面,他们对子弟兵的热爱使我十分感动!

在进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选举中,我们女大的成员分别来到了绥德、米脂、清涧和瓦窑堡等地区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党对妇女的关心,是党给我们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到边区群众中去锻炼,增长才干,这种收获是书本上学不到的。这使我永远难忘。

改革开放以来,边区经济发展很快,瓦窑堡也该脱贫了吧,但愿他们尽快地走上小康之路!

艰苦奋斗蔚然成风

延安教育我们树立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延安的初夏是美丽的。红彤彤的山丹丹和嫩黄的蔷薇花不时绽放在山坡上。我到抗大不久,正值初夏,就参加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活动。那时我们几个从江南来的女同志上下山坡都小心翼翼地怕摔倒,要从20多里外的枣园去拉柴火,实在是很新鲜哪!我们出发时个个精神焕发,可是扛上两棵树走几里路就没劲了,于是两人合起来扛,又扛了一段路,两人都没劲了,只好放在地上用绑腿捆着拖,但是那树梢却不断地刮起泥土和杂草,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清理被刮起来的杂物,这样拉一段,停一停,累得满身泥汗,等到拉回抗大,人已成了“泥猴”了。心想,运柴火真磨炼人哪!然而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炼,使我们逐渐养成以苦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除了拉柴火,我们还经常用小板凳翻转来运菜,用扎上裤脚的裤子去背粮。这种参加体力劳动已成了我们自觉的行动了。

在女大我们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女大的宿舍是在半山腰,我们就住在坡上的窑洞里,每孔窑洞除了放一张木制通铺,住八至十人外,还有一张大木桌,晚上大家围着小油灯在桌旁学习。每天吃饭、打开水以及洗涮都得下山,所以每天都得上下山六七次。衣物也极为缺乏,最初每年发一套棉衣一套单衣,后来改为两年一发。于是大家开动脑筋节约衣服,我们大多是先穿棉,后改夹,再穿单,衬衣大家合着轮流穿,这样到时两人只需领一份服装就够了,减轻了公家的负担。大家还经常吃发了霉的麦子、喝洋芋汤……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却培养了大家以艰苦为荣的精神,大家都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保证前方的供应。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又一股反共高潮,同时又派胡宗南军队包围边区,当时陕甘宁的财政异常困难。中央确定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与陕北公学、泽东干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我刚从瓦窑堡回到延安,就担任了延安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但过了不久即调入军委政治部组织部和中央党校,先任党校一部文化教员,后调二部学习。1942年我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那时各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来到一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我被借调到一部担任记录。

辨明是非不断前进

党中央在整风运动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献,《整顿党的作风》等32个整风文件,我都认真地阅读了。对我影响很深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反复阅读我开始认识到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真的不易。书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名言,告诫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有博大的胸怀,要有先人后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品质,同时还要对党忠诚老实、能够有顾大局识大体的崇高思想。后来,我还参加了有许多老同志的整风会议,尽管我是一名记录,但从他们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中得到了教益,使我懂得了开展党内的民主生活是多么重要,那是使我们党不断清除错误、改正不良作风的一剂良药。

延安的这次整风运动很重视发扬党内民主,从而加强了党的建设,成果是巨大的。记得当时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有些同志“左”倾和右倾思想尚未肃清、有的同志对革命的前途思想还不统一等等情况,领导上让大家边阅读文件边思考,并引导大家无拘无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对上级机关和领导同志都可以提出批评,即使说了过头的话也不要紧。领导上把这些数量众多的意见梳成辫子再由大家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明辨是非。这样做既能较好地解决问题,又能提高彼此的认识,统一思想。这样就把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较好地解决了,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延安的短短八年时间,使我终生难忘。我最初抵达延安时,认为只要能够打败日本强盗,中国人人有衣穿有饭吃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通过在延安几年的学习逐渐使我懂得了革命的深刻道理:我们不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不但要领导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终生难忘啊!延安赋予了我最可贵的延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