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遗嘱是绅士的职责，莎士比亚对此十分重视。遗嘱的第一稿是1616年1月写好的。
莎士比亚写剧本总是一挥而就，写遗嘱却慢慢悠悠，非常谨慎。
莎士比亚是怎样总结自己的呢？这里将引用蒙泰涅的话：
我们旅程的终点是死亡，即我们企求的极限，如果它使我们惊惧，我们怎能跨出那即使是唯一的一步而不发烧打颤呢？群氓采用的救治办法是完全不去想它。
但是为了达到这种浑浑噩噩的境界，需要怎样的非理性的颟顸迟钝啊，群氓连死字都不敢说，因为遗嘱上不能不提到死字，你不用期待在医生对他们作出最后的判决之前他们会考虑立遗嘱。
至于我，那么，感谢上帝，在他感到适合的时刻我都能离去，除了生命，没有丝毫的忧伤。
我摆脱了一切羁绊，除了自身，我向所有人事先作了防患未然的告别。从来没有人那样镇静地准备离开这一世界，从来没有人像我计划履行的那样断然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回想一下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怎样离别生活，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死亡等的看法。他们死时既没有感伤的愤恨，也没有哀哀的恸哭和祈祷。
“我是古罗马人。”想和朋友哈姆莱特同归地府的霍拉旭说，而古罗马人勃鲁托斯是这样赴死的：“暮色罩在我的眼睛上，我的筋骨渴望得到它劳苦已久的安息。”
古罗马人安东尼又是这样赴死的：“把战甲脱下吧！永昼的工作已经完毕，我们现在该去睡了。”
时光过得很快，莎士比亚的大女儿一直再未生育，莎士比亚抱外孙的希望又成了泡影。
看来只好另寄希望在二女儿裘迪丝的身上。可是二女儿的丈夫奎尼做出的那件不道德的事情，让莎士比亚很失望。
莎士比亚预先把公证人请来，以便根据一切法律条文写出反映他最后意愿的证件。
莎士比亚积聚了大量财富，应当决定处置财产的办法。他确定大女儿为主要继承人。她根据遗嘱得到了父亲的大房子新宅，由祖父传给父亲的位于亨利街上的房子，所有的土地，还有一大笔现钱。
莎士比亚留给他妻子的遗物是，“一张二等床”，仅此而已。
在遗嘱中已写明，莎士比亚的妻子可得到孀妇按一般习惯所得到的亡夫遗产，也可在苏珊娜夫妇继承里得到寡母的位置。
“一张二等床”应当摆在合适的房间，这房间当然就是“寡母的位置”。
这张“二等床”是不是莎士比亚的妻子从娘家带来的那张双人床呢？
莎士比亚是不是对他妻子太苛刻了啊？
是不是英国的法律当时有明文规定，妻子有权获得丈夫1/3的遗产，不用在遗嘱里再写明；还是莎士比亚觉得妻子比自己大8岁，也许会死在他前头，所以在遗嘱里没有详细写，我们只能保持这个疑问。
如果按照英国的风俗，最好的床是用来招待贵客的，那么“二等床”应该是夫妇共用的。
莎士比亚特地说明这张床归妻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夫妇交恶的标志，而是一种格外的照顾。
莎士比亚对其他的家产做了如下的分配：小女儿裘迪丝获得300英镑和一个大银碗；
莎士比亚的妹妹约翰娜终生使用亨利街上的房子和20镑现款，她的3个儿子每人5英镑；
苏珊娜的女儿，莎士比亚的外孙女伊莉莎白·霍尔，获得整套碗碟器皿；
教子威廉·沃克获得20先令金币，施舍穷人10英镑；
托马斯·康勃，莎士比亚留给他一把佩剑；
老友哈姆涅特·萨德勒、威廉·雷诺兹、安东尼·纳什和约翰·纳什，每人26先令8便士，用以购买纪念戒指；
遗嘱执行人托马斯·拉塞尔和佛朗西斯·科林斯，前者5英镑，后者13英镑6先令8便士。
所有这些人都是斯特拉福市民，或是莎士比亚的亲属，或是他的好友。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伦敦的朋友，没有忘记和他们在剧院共同工作的岁月中结成的亲密友谊。
莎士比亚的同事约翰·赫明、理查·伯比奇和亨利·康德尔，每人赠予26先令8便士，用以购买戒指。当时的演员们都恪守悼念亡友佩带纪念戒指的风俗，并为这一目的而遗赠金钱。
莎士比亚病危时曾对早先写好的遗嘱做过修改，为了赋予这一证件以充分合法性，除了在遗嘱后面签字以外，还在分产的庞大清单的第一页和第二页上签了名。
遗嘱最后一页的签名，在最初立遗嘱的时候就已签好，用的是健康人的自信而平整的笔法。在清单第一页和第二页上签字，他的手已经把握不稳，看来莎士比亚在签署这份遗嘱的定本时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