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会”是一种交流诗歌阅读心得的现代形式,它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文人墨客吟诗颂词、磋商诗艺的聚会。
当然,即使从现代形式而言,它在中国也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20世纪20年代那批《诗镌》作者们,每隔一两个星期总要在闻一多先生家里聚会一次,诵读新作,倾听意见。而20世纪30年代中期通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更是因其规模大、名人多、持续时间长,对现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这是“读诗会”的盛事,每月都有一两次,当时北京大学的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冯文炳)、卞之琳、何其芳,清华大学的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还有冰心、林徽因、周煦良、沈从文、萧乾等,都是它的常客。沈从文在1938年写的《谈朗诵诗》一文中谈到:“这些人或曾经在读诗会上做过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的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
遗憾的是,这种盛事因不同的历史原因长期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有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些教授主持的类似“读诗会”的活动出现,如谢冕先生主持的“朦胧诗导读”,孙玉石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诗导读”(孙玉石先生还著专文倡导“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并出版有《中国现代诗导读》),洪子诚主持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精读”(后结集为《在北大课堂读诗》出版)。这种类似“读诗会”诗歌讨论形式,与现代“读诗会”的不同,在于现代“读诗会”的参加者多以诗人为主,更关心诗歌写作的问题;而当代“读诗会”则把场地从客厅移向课堂,更重视一些诗歌文本的阅读理解问题。当代“读诗会”关联着诗歌与大学教育的双重语境。一方面,如同洪子诚先生所说:“20世纪80年代在大学课堂上出现的这种解诗(或‘细读’)的工作,其性质和通常的诗歌赏析并不完全相同。它出现的背景,是‘现代诗’诗潮的兴起,和‘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直接面对有关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在北大课堂读诗》)另一方面,很长时间以来,诗歌的写作与传播被社会使命感所强化,自由的趣味和沙龙式交流变得不合时宜。
我们的“读诗会”接受了现代沙龙式“读诗会”和当代课堂式“读诗会”的双重影响,但我们只是普通的诗歌读者,出发点是分享和交流诗歌阅读的喜悦,从阅读的视野关注诗人的探索。我们一个强烈的感受是,现代汉语诗歌发展中的问题,首先当然是写作的问题,但阅读的问题也不可小觑,而阅读最大的问题又是太重视意义而轻视美感,太强调主题而忽略趣味。同时,就像许多“新诗人”把写诗看得太容易一样,我们的阅读也太简单和随意,并不明了诗歌的阅读与看报纸、读散文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愿意正视这种区别,探讨诗歌阅读的途径和方法,做一个比较自觉的读者。
我们的“读诗会”于2003年冬天开始,第一次活动的地点是朝阳区文化馆,原来商定由《诗刊》下半月刊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办,王光明和林莽共同主持。但林莽先生要负责《诗刊》下半月刊的繁重编务,又肩负“春天送你一首诗”等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工作,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读诗会”的活动,之后的“读诗会”就只能在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内延续了。
这次“读诗会”延续了一年多,每月一到两次。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博士生、硕士生和个别研究诗歌的青年教师,阅读对象主要选择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中的一些典范作品(后来也选择一些话题和有特点的诗人),方式是进行有关文本的比较阅读,然后集中在一起交流各自的阅读心得。参与者的热情很高,准备也比较认真、充分,它似乎成了诗歌研究方向的年轻学子的节日。而那些经他们记录整理的读诗心得在《诗刊》下半月刊、《扬子江诗刊》、《山花》等杂志发表后,据说也有一些反响。
如今我们的“读诗会”主要由于我的疏懒(或忙乱)已经很少活动了。可是那些毕业的学生却常在电话中询问它的活动,还说他们的诗歌教学如何从中得到了启发;而这两年研究生的毕业聚会,同学们也总要表达对这种学习形式的依恋。我无言以对,愧对学生!
那么好吧,此将“读诗会”的讨论汇集,再凑上一些我对具体诗篇的个人品读,向参与和关怀它的人们做个交代,并以此作为延续“读诗会”的一个起点。
(《开放诗歌的阅读空间》,王光明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