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恐怖》
蒙田的《随笔集》是一本斑斓驳杂的书。其选材的丰富，其情趣的多样，其行文的自由随便，引用厨川白村这段关于小品文特点的论述，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出入的：“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若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滑稽的人物，也有感愤的事件。所读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
真诚、随便、从容地抓取个人生活和人类经验的某种情形，与你侃侃道来，仿佛在领你做一次悠闲的散步，不正是《随笔集》的特色所在吗？于是——例如在这篇《论恐怖》中——你在人类的日常经验中看到了一片奇异的风景，这里有风神的魔笛，有远古的祖宗裹着白色尸衣进出，有人狼、妖魅和精怪从微茫中斜冲出来。可能你会对这种被动的散步有些不满，因为心灵来不及与对象交流，来不及细细地品味和思考。然而神话般的景致使你不由自主，可不，目不暇接的景观加上蒙田一次次的提醒：“还有更奇异的，你看……”“最奇异的景象就在你面前……”“最让我们震撼的是……”他还不时插进一两句名人名言或幽默俏皮的话提高你的兴趣和注意力呢。从而，你情不自禁地滑进了神秘的经验世界。临到蒙田结束了他的唠叨，你回过神来，初而似觉有点迷惘，继而你会拍腿惊呼：“好狡猾的舌头，他在调侃我们伟大人类的弱点哩。”当恐怖越过理智编织的篱笆，人们会干出多少荒唐可笑的事来呢！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庸人自扰，自作自受呢！
面对《论恐怖》这样一个庄严的题目，一种人类的心理经验，我们会惊叹蒙田处理手段的高明。作者有深刻的经验，有真正的领悟和发现，但蒙田不做心理分析，不想通过逻辑思辨的程序加以表现，也不做思考结论。他只是首先把这种经验现象轻轻拈出，给它罩上一方神秘的纱巾，然后把具体生动的材料呈现在你面前，让你看它不仅把翅膀添在人们的踝胫上，把人们钉在原地让你发儿直竖、舌儿凝结，而且还驱使人们去建立平时难以置信的功业或耻辱。不仅让你去感受它的神秘，还让你握到它锋锐的质感。似乎材料全是顺手牵羊、兴之所至地抓来，然而丝毫不给你堆砌、芜杂之感。相反，叙述很见层次，首尾的自然照应，各处都有“神”的统摄、“意”的贯通和“味”的渗透。更重要的是，作者能以几近庄严、认真的口吻，包裹他的调侃和揶揄。既揶揄俗人与兵士，也揶揄皇帝与将军。在这里，蒙田不是把调侃和揶揄作为一种好玩的智慧的游戏，而是认准了把理智从我们心里赶走的恐怖是人类难以克服的某种天性——惟其如此，只能正视，无法回避，只好公允对待，不便怒目鞭挞。那么，基于这种人类永恒悲哀部分的深沉把握，还有什么比这种既体谅又反感的口吻更能谈论恐怖呢？
谈《论死后才能判定我们的幸福》
这又是一篇面对人类永恒悲哀部分的散文。与《论恐怖》不同，虽然它们一样深刻打上了蒙田怀疑主义思想的印记，有着对于人与人以外的世界“我知道什么”的困惑和疑问。然而，《论死后才能判定我们的幸福》主要不是谈论人类自身的心理世界，而是面向人类身外的主宰，你永远把握不住的命运。
不过，轮到人们谈论命运，你能说些什么呢？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你永远摸不清这个造化小儿的真实存在，只能感受到我们的头上都悬着一把利剑：它“窥伺我们生命的末日，把它积年累月建就的一旦推翻，以表示它的权威，而使我们跟着拉比利鸟（Laberius）叫道：为什么我要多活这一天”！它叫我们卸下面具，“要说土话，要把坛底所有良好的及清白的通通摆出来”。它把伟大的亚力山大的后裔变为罗马的木匠，把西西利多的暴君送上课堂的讲台，把半个世界的霸主造化成乞丐。这样，面对命运的掌柜你有什么可说？除了留下一声悲凉的叹息：死后才能拥有幸福与安宁；除了表达一个没奈何的愿望：希望自己得以善终，“安然而且不声不响”。
在这里，决定你人生无常的主宰者是无法认清的，你只能感受到它无往不至的神力，想要认清它的形态永远是一种瞎子摸象式的徒劳。在这里，你不能像《论恐怖》面对人类自身现象时那样使用调侃和揶揄的口吻，你没有这种权力，你不是调侃和揶揄者，而是被调侃、揶揄的对象。站在这样一种处处被动的地位，于是，蒙田只好放弃谈论对象的辨析，而转向命运承受者无常人生现象的叙述，处处旁征博引，借助材料、先人的格言表达生命的悲剧意识。于是，基于那种深刻的悲哀，蒙田失去了惯常的饶嘴多舌、风趣和俏皮，以少见的简洁，凝练和短促的句式，带着沉郁的调子，用许多的警言来调和那造化者的残暴。因为这些原因，我们觉得作者在谈论命运这个不好驾驭的话题时，还真是谈得不坏。
不过，关于人生的无常，材料车载斗量也难以穷尽；关于沉郁的调子，对于读者的感召也有强弱。你该怎样选择？你将如何调理琴弦？需要深刻的人生经验，也很需要一个最能发挥、最有力地说明问题的支点。蒙田找到了——这是这篇文章最为重要的特点：作者通过死亡的窗口，集中人们的视力。这的确是一个角度极佳的窥视点，因为死亡往往是人类借以反省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焦点，它是人类的终极关怀所在，生命的悲哀和主宰他们的存在都在这一关口亮出了底牌。正是通过这个制高点，蒙田把自己的怀疑主义思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并最终从时尚道德的关怀升华到了对生命本身的关怀；也正是由于站到了这个制高点，作者能够披沙拣金地选择文章的材料，并且一点不为旁征博引来的东西所累，它们全成了引燃作者议论和警句的导火索。
这使我们想到，“和好友任心闲话”般的、“兴之所至”的散文随笔，除了真诚、随便、从容、自由地、毫无顾忌地表现自我的经验和情感外，也很需要寻求某种选择、结构，某种加强和发挥材料的形式和韵律，以便推动经验、情感，趣味的丰富和发展。一个没有选择、没有谈话技巧的人，也不会有多少听众的。
谈《自画像》
欣赏蒙田的《随笔集》，如果你只注意作者论及诸如命运、恐怖、悲哀、预兆、友谊、方法、想象、善恶、法律、教育、儿童之类的大题目，而忽略了他关于自己的那些篇章；倘若不能认为未了解蒙田随笔的真质的话，那至少也是只感受那到其一半的特色。实际上，《随笔集》中那些描写和剖析自己的篇章，不仅更见蒙田娓娓而谈、幽默风趣的散文风格，而且更能体现他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风貌。对于蒙田的《随笔集》，也许阅读时我们首先必须注意的是，作者要通过“认真仔细地描述自己……驱除烦闷的思绪”（《我不想树立雕像》）。因此，在《随笔集》的卷首，他郑重告诉读者：“这是部坦白的书，读者，它开端便预告你，我在这里并没有拟定什么目的，除了叙述自己的家常琐事。我既没有想到对于你的贡献，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荣誉。我的力量够不上这样的企图。我只想把它留做我亲朋的慰藉：使他们失去了我之后（这是不久就要成为事实的），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性格和脾气的痕迹，因而更恳挚更亲切地怀念我……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的平凡、淳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我的弱点和本相，在公共礼法所容许的范围内，都在这里尽情披露。”
作者谈自己的篇什，虽是蒙田以自己为题材的随笔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不难使你感受他这类随笔的魅力与特点了。这里描述了一个毫不做作而又个性鲜明的蒙田：从外表的矮小粗壮，到性情的敏感、多疑和坦率；从情绪的易变到性格的孤独、淡泊；从思想上的人文主义，到人生观方面对个体现实生命的热爱和珍惜。这里，不是通过异常情境、偶然事件的突发来表现人的升华或堕落，揭示人类的伟大与悲哀，而是经由日常生活的窗口观看人的天性的表露。然而，最经常、最自然状态中人性的动静、人性的声音色彩、人性的统一和矛盾，不也正是最普遍也最深刻的人性吗？
重要的是，但凡写到自己，人们往往由于文明传统的教化和道德上的顾虑，会有一种掩饰和美化自己的倾向，因此面对别人容易客观公正，每每面对自身时却常常虚晃一枪，失去了正视自己的“小”和解剖自我的勇气。然而蒙田意识到：“那些光凭兴之所至偶尔在口头上做点自我分析的人，不可能从本质上深入考察自己，只有为此进行研究，并以此作为工作、作为手艺的人才会洞察入微，因为他满腔热情、竭尽全力长时间坚持翔实的记录。”（《我不想树立雕像》）这样，也不讳言自己“身材矮小粗壮”，不怕告诉人们他有“懦弱和虚荣”，不掩饰自己脚趾长了鸡眼时，那一副愁眉苦脸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心情；他甚至不为自己的自我中心主义害羞，公然宣称：“除了健康和生命能令我担忧之外，我是什么都不想去操心的，而且我也不愿以身心之苦去换取任何东西。”他坦坦荡荡让人们走进他的心灵和情感世界，看他心灵天性的转动，看他把“生活的写意”当做最豪迈、最光荣的事业……诸如此类的描写，无疑使蒙田失去了让人们抬头景仰的崇高。然而，把自己雕成神像，把名字烫金兜售，摆在广场和橱窗炫耀者，人们忘却得更早，而蒙田这样毫不踌躇地把自己的平凡、复杂面赤裸裸地描画出来的散文，反而天长地久地让人们感到真诚、真实和亲切。真诚、真实和亲切，因而地久天长。
这可以理解为真诚、真实和亲切的态度，本是散文随笔写作的头一个条件，随笔散文的主要特点不是讲述别人的故事，传达他人的情感，而是通过自我与他人沟通。进一步的解释则是：严格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无情剖析自我的时候，其实也是最接近普遍人性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包含着人类的完整形式，有着类似的生存体验——喜悦与悲哀、成功与挫折、光荣与耻辱，面临着同样的人生难题，承受着同样的自身与世界、情感与道德的矛盾冲突。惟其“任何人只要像我那样观察自己，在谈及本人的时候，都会说出差不多的话来”，自我和世界就有了内在的沟通。蒙田散文中描写与解剖的自己，就不仅仅是自己，而变成了普遍人性的描写与解剖；而蒙田的散文也成了人类共同的财富，人们借以反观自我、认识自我的财富。事实是这样：在蒙田的这些以自己为材料的随笔中，通过他忠实坦白的描写，我们不是在看到他特点鲜明的气质、性格、情趣、思想的同时，看到了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听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从“人”出发的对自由、平等的热切呼唤吗？我们可以不同意蒙田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但我们不可因此否定其思想和艺术的价值。
198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