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文学自觉”问题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对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界说上，提出了“魏晋文学自觉时代说”（含“魏初说”、“汉末魏晋说”、“魏晋六朝说”、“魏初至北宋初期说”等诸说，因其都以魏晋立说，故综合言之。以下简称“魏晋说”）、“战国后期至西汉中期文学自觉时代说”（以下简称“西汉说”）和“宋齐文学自觉时代说”（以下简称“宋齐说”），并在1996-1997年出现过论争。这场论争促使我们对“文学自觉”问题的学科归属、研究价值、研究方法、表述形式以及“文学自觉”的文化语境、文学语境以及“什么是文学自觉”等基本问题有了新的思考。本文在评述“魏晋说”、“西汉说”和“宋齐说”得失及分歧原因的同时，也谈谈我们对诗体文学自觉问题的思考。
一
文学有无“自觉”问题存在？文学史上有无文学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对文学自觉问题有无研究的必要？对此，有学者表示质疑，认为讨论文学的自觉始自何时，对于“概括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发展演进轨迹方面的理论价值值得怀疑”，“从文学自觉的角度讨论汉末魏初的文学发展是不恰当的，由此争论文学自觉始自何时亦大可不必”。但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文学有过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历史过程，中国乃至人类文学都存在“自觉”问题，需要研究和认识。如张少康先生说：“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都有一个从文、史、哲混同不分，到逐渐形成为各个独立部门的过程”，“人们对文学特征之认识，能否把文学和历史、哲学等不同部门区分开来，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基本前提”。
从人类文学发展的过程看，我们确能发现文学的发展曾经历过由各学科浑整不分到逐渐划疆独立，由综合文学到“纯”文学，由民间区域文学到民族共同文学，由服务于宗教、祭祀、巫术和政治、伦理、道德到表现精神、心灵、情感、人性，由他控到自主、自愿、自觉、自由，由集体口头创作传播到个体案头创作，由“载道”、教化、认知为主到审美愉悦乃至游戏为主这样一个总过程。对此，我们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来概括。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恰当，也不论研究者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理解这一概念，文学发展的这样一个历程却是客观存在的史实。“文学‘自觉’是文学自身发展进程中带有根本性的趋势，既是一种‘质’的飞跃，也是一个渐进性的历史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乃至人类文学以及文化获得宏观的认识和把握。当然，从“文学自觉”的视角审视中国乃至人类文学的发展过程，问题很复杂，困惑也在所难免，但不能由此否定文学自觉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
二
“文学自觉”问题究竟应归属文学史的研究范畴，还是应归属文学批评的研究范畴？对文学自觉问题的思考和表述，应侧重于源起过程（即“史”）的描述，还是应侧重于对某一文学状态的价值评判？这里存在一个学科归属、研究视角、思路和表述方式的问题。总体来看，“魏晋说”侧重于对文学状态的价值评判，将“文学自觉”作为文学批评的术语来使用；“西汉说”侧重于对文学自觉源起过程的思考，从文学史的角度思考“文学自觉”问题。
“魏晋说”的表述方式是：“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期”，“文的自觉（形式）和人的主题（内容）同是魏晋的产物”，“建安时期……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从文学的发展史看，说‘建安风骨’代表了‘文学的自觉’是完全有理由的”，“从三世纪初曹丕及邺下文人的诗歌活动始，至十一世纪初叶‘西昆体’盛行一时止……这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诗歌的自觉时代’”。从“魏晋说”的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状态判断，并非起源判断。犹如说，这朵花是红的，并非说红花是从这朵开始的一样”，其思路仅是对这一时段的文学状态作出价值评判。“文学自觉”的概念也只是被作为文学批评的术语来使用的。其所以将这一时期的文学谓之“自觉”，是认为这一时期“‘人的觉醒’引发了‘文学的自觉’”，“建安诗人却是崇尚通脱——‘想说什么便说什么’，这就将诗歌从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使之还原为人的情感的表现形式，因而诗歌也就获得了某种独立性”，“不必寓教训”，反对寓训勉，文学将其自身的审美特性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讲求“华丽”，“为艺术而艺术”，因而才说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至于说文学是“如何”自觉的，即文学自觉的“前自觉”、“自觉”和“后自觉”过程究竟怎样，这就不是“魏晋说”的思路所及。有些学者将“魏晋说”曲解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始自魏晋”，“我国历史上的文学自觉时代是从魏晋（含汉末建安时期）开始的”，这是“不合鲁迅原意的”，也是不符合“魏晋说”的视角、思路和表述形式的。
将“文学自觉”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用以评价某一时段的文学状态，其“理论价值值得怀疑”。因为，作为文学批评术语，“文学自觉”既缺乏内在规定性，也缺乏普遍适应性。“魏晋说”只用“文学自觉”评价了魏晋文学，而对楚、汉、唐、宋没有也无法作出“自觉”或“不自觉”的评价。这就是说，“文学自觉”作为文学批评术语是缺乏普适性的无效概念。
从文学史上看，某一时段文学成就的高低与否和“文学自觉”并无必然的联系，“文学自觉”的魏晋未必就有千古绝唱，未被称誉为“文学自觉”的先秦和唐宋却有《离骚》《九歌》和唐诗、宋词。诚如学者所指出的，“用近代的‘文学自觉’论解读汉末魏初的文章，理论上亦有失误”，“从文学史上看，文章写得好坏，评价是否得当，与是否‘为艺术而艺术’，并无必然联系。汉末魏晋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其后的两晋南朝，实亦不‘为艺术而艺术’，相反，南朝时儒学对文学的批评却具深远的影响，《文心雕龙》便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论文的根本。再向后的唐代复古运动，新乐府运动，却强调文章的功利目的，但其时并不乏传颂千古的名作，这说明，试图从‘文学自觉’的角度论证文章的成败是大可不必的”。
“魏晋说”还难以化释这样一条悖论：既然文学的自觉是在魏晋时代，那么怎么又说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骚体是他的“抒愤自见”之作呢？换言之，屈骚、汉赋已经出现在前，又怎能说“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期”，“我国历史上的文学自觉时代是从魏晋开始的”呢？
正是基于对“魏晋说”将“文学自觉”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的学术价值的质疑，学者们才把文学自觉问题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中进行思考。上述所谓对“魏晋说”的“曲解”，其实质是视角转换、思路改辙的表示。“西汉说”正是这一新思路的产物。
“西汉说”认为：“如果把文学的自觉等同于为艺术而艺术，作为魏晋时的特点，也许还可以备一说，但是要说文学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并且有了自觉的创作，是从魏晋开始的话，则是很值得商榷的……实际上文学的独立和自觉不是从魏晋才开始，而是要早得多……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开始初露端倪，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到西汉中期就已很明确了，这个过程的完成，我以为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西汉说”是将文学自觉作为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来思考的，它不仅考虑文学的“自觉期”，还考虑“前自觉”过程，它把战国后期《楚辞》的出现作为“前自觉期”的开始（端倪），把西汉中期作为“自觉期”，而“刘向《别录》将诗赋专列一类”是文学自觉的“完成期”，即文学在此时完成了它的“自觉”。在“西汉说”看来，“文学自觉”不仅是一种文学状态，一种结果，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虽然，对于“西汉说”的结论我们并不赞同，但它将文学自觉问题从“魏晋说”的状态价值评估导入源起过程的思考，为解决“魏晋说”的“悖论”提示了一条新思路，也使文学自觉问题的思考重获学术意义，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遗憾的是，“西汉说”的表述方式仍然是原因论证，而不是源起过程的描述，使“史”的思路受制于“魏晋说”的表述形式而未能充分展开，使思路和表述方式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而且，“西汉说”“只具有区分先秦与汉的作用”，对文学的“后自觉”过程未作论述，对文学自觉问题的研究范围也未作出明确界定。
三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学自觉”呢？这是研究者据以立说的根本依据。虽然，各家都并未就此问题作出理论形态的回答，但是它们都以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作为衡量和评估某一时段的文学状态或界定文学自觉时代的标准。总体来看，“西汉说”和“宋齐说”侧重从文学的独立思考文学自觉问题，“魏晋说”则以文学的自主、自愿、自由、独创和个性化、审美化作为衡量某一时段的文学是否自觉的依据。
“西汉说”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并且有了自觉的创作”为考察中国文学自觉历程的标准，于是发现“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时文章和学术”分离，“文、史、哲各部门的区分愈来愈明确”，到刘向、刘歆时，“他们把诗赋独立为一类，而与经传、诸子等相并列，说明他们已经明确肯定了文学不同于政治、哲学、历史等的独立地位”，“认识到了文学（尤其是诗赋）有其不同于其他学术和文章的特点”，更主要的是西汉时“独立”出现了“专业文人创作”和“专业文人队伍”，创作了空前绝后的辞赋，“怎么能说已经有了这么多辞赋作品和辞赋作家的汉代，而文学居然还没有独立和自觉，这岂不是很可笑的事吗？”而“多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和成熟”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新特点”，同样“表明文学已经独立和自觉”了。
“宋齐说”却认为文学的“独立”是“从刘宋初开始，到南齐永明前后，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从封建政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并真正深入到文学内部，探索其发展规律，使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其说的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在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立文学之馆，明确地将文学创作与学术文章区别开来；二是宋齐时的“文”“笔”之辨是我国文学从附庸走上独立、自觉发展的重要标志。
“西汉说”和“宋齐说”的文学自觉论其实质是文学独立论。对此，李文初先生分别进行了驳议，我们在总体上表示赞同。这里补充几点我们的驳议意见：（1）文学的自觉不等于“文学作为一个部门的独立”。虽然，文学的自觉是以文学的独立为前提，文学的独立是文学自觉概念中的应有之义，但“文学自觉”不能被置换成“文学独立”，这是两个概念。（2）我们研究文学自觉问题，应以“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为基点，不能以历史上的“文学”概念或发展着的“文学”概念作为思考文学自觉问题的本体概念。我们所谓的“文学”，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有我们观念中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性”在，这“根性”即文学的形象性（包括物象、喻象或寓象、意象、形象、理象）、情感性和审美性。所谓文学，是指以其形象可感的、富有情感的意象（即“情感形式”或“形式情感”）使作者和读者产生一系列的审美反映、以满足其审美要求的语言艺术，它本质上是表现人的心灵、情感、精神、人性的。所谓文学的自觉，其基本内涵不应是“文学的独立”，而应是说文学凸现了它的“根性”，显现了它的本质，发挥了它的文化功能，即文学由载道、教化、认知而审美，由他控（服务于宗教、祭祀、巫术、政治、伦理、道德）而自动、自愿、自主、自由，由类化（群体的活动、表现群体的情志）而个体化、个性化，由外化、物化而心灵化、情感化，由综合而“纯粹”，即文学成为表现情感、心灵、精神、人性的艺术形式，它以其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满足了人们的审美要求。简言之，所谓文学的自觉，应是指文学完成了它的抒情化、个性化、审美化、文人化的“四化”特征，呈现了文学的本体特性。以这种标准审视中国文学的自觉历程，战国后期至西汉中期的文学不能说是“自觉”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只能是在汉末魏晋。
与“西汉说”和“宋齐说”将文学自觉等同于文学独立不同，“魏晋说”把文学自觉推因于“人的觉醒”，从“人学”的角度思考文学的自觉，紧紧抓住文学的本体特性展开思考，认为文学的自觉首先应以创作主体个体人格的自由为前提，如果“没有创作主体的相对自由，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发展”，没有“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一句话，没有“人的觉醒”，“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换言者，如果没有“人的觉醒”，就不可能将文学真正看做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活动”、情感活动和审美活动来认识，文学也就不可能完成它的情感化、个性化、审美化、文人化的特征——文学的自觉也就不可能。中国文学的自觉“只有历史的车轮进入魏晋之后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到魏晋时期，随着东汉末年社会的大动荡，两汉经学精心营构的社会秩序和价值秩序被冲毁，“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于是人开始了“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文学首当其冲地承载了这一切，“直抒胸臆，深发感喟”，感叹生命之短促、人生之坎坷、世道之艰险、真情之难得、欢乐之少有、悲伤之长多……文学走进生命、走进情感、走进心灵、走进人性，“还原为人的情感的表现形式”，“不必寓教训”，“想说甚么便说甚么”，“或者直抒胸臆，或锻炼词句，均自做主宰，不假外求”。文学活动成为创作主体个体化、个性化的富有独创性的精神活动，审美成为文学的基本和首要的价值，讲求辞藻，追求“华丽”，“为艺术而艺术”，“形式（而不是其他）成为其基本的目的所在”，它是“主动（非被动）而不是被（诸如人格、理想、志气等非形式因素）决定的”，它那超时空的永恒价值足以使人倾心倾力，趋之如鹜。总之，“魏晋‘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这两者是密切联系而又不可分割的，同时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础、前提”，后者成为表现前者（内容）的一种艺术形式。
如果说“西汉说”和“宋齐说”的文学自觉论是“文学独立论”，那么，“魏晋说”的文学自觉论是文学自主、自愿、自由、个性、独创、审美论，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自觉论。
当然，“魏晋说”也不无商榷之处。（1）有学者已尖锐指出，作为“文学自觉”基础、前提和“主题”的“人的觉醒”的思想史命题，是“缺乏规定性的虚假命题”。“文学自觉”的原因不是“人的觉醒”，正好相反，“文学自觉的过程与士人主体意识、进取精神的失落的过程是同步的”，“士人阶层的精神沉落恰恰是六朝文学觉醒（也包括哲学繁荣）的主体文化心理依据”。如果将魏晋士人的价值指向由外指转向内指，“主动放弃规范社会、制衡君权的主体精神”的“精神转型（实质是主体精神的沉落）看做是‘人的觉醒’，那么儒家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图大志，为王者师’的主体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高远目标以及‘民胞物与’、‘浑然与万物同体’的人格境界岂不都一文不值了么？”（2）“魏晋说”对文学自觉原因的分析泛浮且不全面，它只注意到“人的觉醒”这一文学自觉的文化语境，而忽略了从“人的觉醒”到“文的自觉”的诸多“中介”因素，缺乏对文学自觉的文学语境，如文学观念的更新、艺术文体的储备、创作经验的积累、传播方式的改进、接受群体的趣味尚好等的研究。“人的觉醒”的文化语境对于文学的自觉只有可能的孕育功能，而文学语境才是文学自觉的直接现实。“人的觉醒”要转换为“文的自觉”，是必须以文学语境的诸因素作为中介的，所以，如果不考察文学自觉的文学语境，泛浮地从“人的觉醒”的文化语境直接推论出文学的自觉，那肯定是有疏漏的。譬如，“魏晋说”以“儒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冲垮”作为文学自觉的主因，说“‘文学的自觉’首先表现为挣脱传统儒家文学价值观的束缚”，“二是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三是将文学本身看做目的，充分肯定其价值，即‘为艺术而艺术’”。此说作为对魏晋思想状况和文学思潮的一种概括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是以儒家文学价值观的崩坏为前提，那就值得商榷了。因为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文学的自觉与否和要求‘寓训勉于诗赋’并无必然的关系”，换言之，儒学信仰的危机并不直接导致文学的自觉。先秦时期，并未因道、墨、法等诸子对儒学的激烈批判而引发文学的自觉，魏晋之后，也没有因为儒学的复兴而出现“反文学自觉”的局面。同样，就“人的觉醒”程度而言，春秋战国时期不论在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时间的跨度、影响的深远等方面，都不比魏晋时低，但文学却并不在春秋战国时“自觉”。反之，盛兴百年之久的玄言诗风，却是出现在“人的觉醒”的时期，玄言诗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特点，无论如何都是与“魏晋说”的文学自觉论相悖的。由此可见，“人的觉醒”的文化语境是难以直接推导出“文的自觉”的结论的。汉末魏晋时“儒学的正统地位有所摇动，儒家诗教说有所松动，诗赋的讽谏功能不如以往受到强调，而其宣泻情感、富于语言美的特征成为理论关注的热点”，这，“是有它的历史先例与具体原因的”，并不能把文学自觉看成是儒学衰落的必然结果。
四
在评述了“魏晋说”、“西汉说”和“宋齐说”的得失及分歧原因之后，我们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们认为，“文学自觉”问题应是文学史的一个研究课题，它包括对文学的“前自觉”、“自觉”和“后自觉”过程的历时性描述。对文学自觉问题的研究，不能停留或满足于对文学自觉的文化语境的研究，而要下落到对文学自觉的文学语境的研究，即对实现文学自觉的诸多“中介”的研究。文学的自觉既以诸多的非文学的自觉为中介，也以诸多的文学因素的自觉为中介。没有这些中介，“人的觉醒”要成为“文学的自觉”，那是不可想象的。在实现文学自觉的诸多中介中，艺术文体是最重要、最直接的中介。“人的觉醒”、“自觉”的文学观念，只有在一定的艺术文体中实现。一定的艺术文体也确定和体现了一定的传播、影响方式和一定的接受群体、审美趣味。可以说，文学自觉的过程就是寻找、确定适宜于表现情感、心灵、人性、精神的艺术文体，并完善其体制而使其最终成为民族共同的艺术文体的过程。依此观之，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是在汉末魏晋，因为这一时期文人五言诗的兴起及其个性化、抒情化、审美化、文人化特征的完成，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抒情言志的艺术文体，且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典范的、最具创生力的艺术文体。关于中国文学自觉的历程，我们的划分如下：一、文学的前自觉期（春秋战国至东汉中期），包括“乐体文学”、“赋体文学”、“史体文学”三种前自觉的艺术文体阶段；二、文学的自觉期（东汉后期至西晋阮籍时期），这是“五言腾跃”、诗体文学大兴，并完成诗体文学的个性化、抒情化、审美化、文人化特征的时期；三、文学的后自觉期（西晋太康至初唐宋之问、沈佺期时期），这是诗体文学的体制完善期，它经历了陆机的语词时代、玄言诗的语义时代、山水诗和宫体诗的语象时代、永明体的语音时代，而至初唐出现了体制完备的律诗。有了律诗，才算有了中国诗歌的艺术文体。中国文学自觉的历程到此为止。“文学自觉”这一课题所研究的时段和范围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