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病学中，记忆能力障碍是很重要的一种症状。1887年俄国的柯萨夫提出“遗忘综合症”(Amnestic Syndmme)这个概念。它和颅脑损伤、脑(尤其是中脑和间脑)肿瘤，以及脑动脉硬化有关。有的病人在饭后不久便已记不清吃了什么。当然还有“记忆减退”(Hypomnesia)症状，临床上多为远、近记忆减退。往日的经历或重大事件难以回忆；或者一切新印象转瞬即忘，尤其是对日期、专有名词、术语和概念发生回忆障碍。
这样，科学、艺术和哲学创造只能是一句空话。
天才同记忆力是分不开的。
其中有极强记忆力的也不乏其人。唐代大文豪韩愈死后，有人在写他的墓志铭中赞美他“读书信文，功力兼人”。(信，即背诵，兼人即一人抵得上好多人)
莫扎特的极强记忆力最为典型。那是与生俱来的。1770年，年仅14岁的莫扎特造访了梵蒂冈。那里的大教堂珍藏着著名的《圣咏第五十篇》，按规定谁也不准擅自取走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准自己或通过别人抄录，违者开除教籍。可莫扎特只听了一遍，回到旅店，便凭记忆，把整个曲子写了出来！
经常有人剽窃莫扎特的曲子。他的曲子太多。只要总谱一写出来，别人就会拿去出版，骗取稿费。莫扎特想了很多办法来防止自己的作品被剽窃。印在自己的脑海里是最安全的办法。比如一部钢琴协奏曲。他外出旅行演出，只带总谱。而为自己，只带一份极简要的钢琴曲谱，简略得谁也看不懂。凭这几个有限的、高低音部的音符，他便能够靠记忆即兴弹奏出整个协奏曲。
一般来说，记忆力同创造力成正比。
在创造心理学中，创造力的要害是排列组合的能力。记忆力越强。排列组合的元素就越多。
比如由20个不同颜色的珠子可以做成的项链种类总数便远远大于由3个不同颜色珠子构成的项链种类数。因为3个元素太有限。
再比如以3种不同的长度，8种不同的颜色和4种不同的直径去生产粉笔总共能生产多少种不同种类的粉笔呢？
答案是96种。
种类越少，出类拔萃或天才创造的概率也会相应小。
我想起有个欧洲医生在1816年发明了听诊器。他是酒店老板的儿子。小时候他经常看到父亲用手去敲打酒桶。桶内酒因多少不同会发出不同声音。空桶和装满了酒的桶发出的声音是截然的不同——这一记忆贮存在他的脑海中有许多年。后来，他当了医生，突然想起这段经历，灵感一闪，于是他发明了听诊器这种简便的医疗仪器。
“英国水彩画之父”桑德比(1730一1809)一直是我崇拜的画家。他特别偏爱画树木。他对树枝的形状和穿过树叶的光线作了精心的观察、探索。青年时代，他花了许多时间去速写树木，成年后再凭记忆把他眼中的树木画出来。画家如果没有观察和记忆这两个环节，他能成为画家吗？没有记忆，观察不是白费吗？
记忆的贮存对正常人是重要的，对天才尤其重要。否则，他们就寸步难行，动弹不得，无法创造。
德国伟大物理学家玻恩(M。Born，1882—1970)于1925年7月在进行量子力学创造的紧张日子里，突然回忆起在学生时代他从数学老师洛桑斯那里听来的一门叫矩阵代数的课及其一些基本运算法则，这对他的帮助很大。如果他出现了远期记忆力障碍，他的量子力学创作便会大大受阻或成为不可能。
1954年玻恩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发表了一篇题名为《量子力学统计解释》的讲演，还谈到他从老师洛桑斯(Rosanes)教授那里学到的“一门代数理论”(an algebraic theory)，指的正是矩阵代数。
一些伟大的、世界级指挥家的记忆力也给人难忘印象。比如20世纪指挥艺术开拓者托斯卡尼尼(1867—1957)。
19岁那年，他是乐团一名大提琴手，那天上演威尔第歌剧《阿伊达》，由于人际关系不好，指挥米格斯没有上场，副指挥一上台又被观众轰了下来。于是人们想起精通歌剧艺术和指挥艺术的托斯卡尼尼。剧院经理只好请他指挥这场演出，共渡难关。他沉着地走上指挥台，合上总谱，凭着自己超群、非凡的记忆力，顺利完成了这部歌剧的指挥，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开始了他的漫长的、光辉的指挥大师生涯。
是的，凭着他的记忆力，他可以背谱，指挥时间长达数小时的歌剧作品的谱，他全背得出。
法国指挥大师马泽尔(1930)的非凡记忆力也是闻名于世的。据他自己说，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他指挥可以不看总谱。这样，他才能腾出更多的大脑来与乐队进行音乐上的交流，发挥更多的创造性，获得更好的效果。如果指挥总是在看谱子，这种创造性的交流机会必然会大大减少。
记忆在脑内是有印痕的。关于记忆的机理，是脑科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比如你有位分别了10年的老同学，突然在马路上遇见，你发觉老同学老了不少，也胖了不少。这一比较的基础肯定是在你的脑内自动贮存了10年前有关他的视觉印象资料，这回相见，才能前后加以比较，对照。
我的问题是：10年前的视觉印象资料贮存在大脑的哪个部位？
记忆的类型一般分4种：
1.感觉记忆(Sensory Memory)；
2.短期记忆(Short-term Memory)；
3.近期记忆：
4.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
学习和记忆是大脑最重要的相互联系的两种功能。
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成为万物之灵，同这两种功能是分不开的。如果记忆出现障碍，那么学习永远要从零开始，永远是“第一课”(Lesson One)。
脑科学家、创造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记忆的本质和机制都感兴趣。
不过，如果任何来自外界的刺激(感觉)都记住，那便会妨碍新的学习和记忆，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说，在你一生中要善于选择记住什么，忘却什么。所谓长期记忆就是一辈子不会忘的东西。
20世纪伟大科学家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写过《计算机与人脑》一书。他深入研究过人脑思维过程。每个神经元(大脑皮层的脑细胞1相当于记忆元件，专一行使感受、传递、处理和发布信息的机能。1000个信息称之为1个比特，而人的大脑皮层信息储量可达到1515比特，相当于三四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该馆拥有两千多万册图书)。
可见，我们的记忆库太大，远没有被我们充分开发、利用。
解开记忆之谜，对天才、普通人和精神病患者，都是重要的。我知道，在精神病院中，医生检查病人的记忆力是重要内容之一。如介绍给病人在他身边的几位医务人员，让病人立即说出这些人的姓。再就是让病人叙述自己的童年经历(这属于长期记忆)。
很难想象，一个完全丧失了记忆的人是什么状态。健全的人是能活上三辈子的人：记住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
核心是现在。因为过去是现在的过去，将来是现在的将来。
三、天才思维和疯子的逻辑推理过程障碍
我的德国朋友同我一样，也对精神病现象产生了哲学上的兴趣。他说，他可以带我去参观一下科隆附近的一家精神病院，因为他哥哥是院长。
有一个患者给了我深刻印象。10月底莱茵河地区的天气较冷。他反而把衣服都脱掉，问他原因，他说：“天冷了，所以把衣服脱掉。”这就是逻辑倒错性思维(Paralogic thinking）。如果世界都被这种思维支配，那才是疯的世界。不过今天我们的世界比疯的世界并不健康多少。
这样的世界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把因果关系倒错了！比如。因为先有地球生态环境遭破坏，然后才出现当代各种人类文明活动。
或者我们必须继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气体，我们才能避免地球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正是逻辑倒错性思维！
对正常人的正常生活，健全的逻辑思维同样是重要的，生死攸关的。
比如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A不小心踩了B一脚，B立即拔出三角刀，向A的胸口捅了一刀。B的逻辑是：“他踩了我的脚，所以我才捅他一刀！”
这逻辑思维并不倒错，但属于严重的病态，属于反社会的攻击型人格，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我曾提起过，在犯罪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个信仰宗教的偷窃犯罪者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作辩护说：“偷窃是上帝教给我的本能。”这逻辑思维并不倒错，但深深震撼了我的理智。这是多年前的事。那天我在德国波恩“艾伯特”基金总部图书馆阅读犯罪学的著作，从中我读到这个案例。
我缓缓起身，走出大楼，沿着莱茵河岸边漫步。
是的，有个别人有偷窃癖。这是他的大脑有关组织失常造成的。这也许是上帝为他设计的一种坏结构？
也许我们把许多事物的终极原因都推到上帝身上是最明智的，也是最省心、最方便的。对于天才思想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种逻辑推理。
我又想起天才科学家诺伊曼。在他母亲临死前，他对母亲说：“上帝也许是存在的。在解释许多事物时，‘如果存在’要比‘如果不存在’来得容易。”(多幽默，精辟！！！)
看着夕阳西下静静流淌的莱茵河我想起诺伊曼这段充满智慧和幽默的话心里觉得是种安慰和满足。
德国和日本都是发动“二战”的罪魁祸首。日本从战败汲取了什么教训呢？战后日本一直埋头于从战败后的一片废墟中崛起，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一些人患上了类似于逻辑倒错性思维的病，热衷于狭隘的狂热。
一些极右分子不愿正视历史、从中汲取教训，只是片面地追求日本繁荣，这在我看来便是走在类似于逻辑倒错性思维的道路上——所以很难说精神病院围墙外的世界比墙内要健康。不见得！
20世纪60年代柏林墙的修建也是逻辑倒错性思维的产物：许多人要逃往西柏林，所以要修墙，阻止这些刁民逃跑！
健全的逻辑思维是：为什么没有西柏林人逃往东柏林呢71988年10月，在我参观柏林墙的时候，我就这样偷偷地想。不久前我从德国《柏林晨邮报》读到一则报道说，在东德时期总共有985人因越境而丧命，其中有176人死于跨越柏林墙，473人死于跨越东、西德的边界。统一后，我曾造访过当年的东、西德边界。当年的铁丝网如今成了农民修建猪圈的建材——这才是健全的逻辑思维！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作为中国古代天才思想家，老子关于人类战争的健全逻辑思维令我惊讶！
“要令四海无战争，千古万古歌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