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轿车为一汽也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每年两度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红旗轿车总是被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成为中国工业的骄傲。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华侨从海外回国参加广交会，听说展览会上有一辆中国产的红旗高级轿车，他立刻要求去参观，双目失明的老人坐着轮椅让家人推着来到展览会，来到红旗轿车前，老人用手一遍遍抚摩轿车前面的红旗车标，忍不住老泪纵横。老人对身边的人说，中国能够生产高级轿车，这是我们每个海外华人的骄傲。
红旗轿车也是中国驻外大使最醒目的标志之一，每逢红旗轿车停在街上，总是有些外国车迷围观。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汽车工业如此落后的中国能够自己生产红旗高级轿车，有的人心存疑虑，非要司机打开前盖，看一看是不是装有外国的零部件，仔细审视完毕，他们才翘起大拇指：“中国OK”。
毋庸讳言，中国汽车工业的基础决定了红旗轿车的质量难以尽如人意。红旗轿车从诞生起就是手工生产的仿制车型，中国汽车技术力量薄弱，没有一支专门的轿车技术研究队伍，基本没有自己的技术研究，也谈不上技术储备，像这种不惜成本，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质量问题在所难免。使用起来故障很多，这些问题影响了红旗轿车的声誉和形象。有的驻外大使反映：有几次，到机场去接外国总统，跑到半道，红旗轿车“抛锚”了，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车飞驰而去，急得直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事就大了。
万里是很钟爱红旗的，但他也碰到了红旗抛锚的尴尬事：“我很喜欢红旗轿车，自己生产的嘛。但坐红旗我碰上两次麻烦事。一次是到机场去接领导，临到要走了，车却发动不起来。另一次在安徽，走在路上，车突然抛锚了，没办法，我只好坐公共汽车回来。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好换车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打开，外国轿车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各国的轿车外观漂亮，乘坐舒适，质量稳定可靠，和红旗轿车比，如同城市的大姑娘与乡里媳妇，质量差距明显表现出来，很多领导干部开始放下红旗轿车，乘坐起国外的高级轿车。但从形象考虑，中央主要领导乘坐的还是红旗轿车，为了防止出问题，中央主要领导外出时，有关部门总是要多备一辆红旗随行。
1981年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乘红旗外出时，行驶途中，车子突然冒烟了，工作人员们慌得手忙脚乱，马上中途换车，事后检查是化油器的毛病，属于小问题，但影响形象啊。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国务院下达的“第三号节油令”：“红旗牌轿车因油耗高，从1981年6月停止生产”。当年万众景仰的红旗落到关门下课的下场，无论是中国汽车人还是全国老百姓的心里都是不好受。红旗轿车是先天不足，后天难补啊！
红旗轿车毕竟是中国轿车的第一个知名品牌，尽管是仿制的，但经过十几年的生产，红旗轿车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它已经成为一个凝固的符号，牢牢地镌刻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有过辉煌经历的红旗轿车究竟还要不要？这是摆在中国汽车人面前的难题。更为现实的是，红旗轿车停产了，但国家在公务活动中还是需要防弹高级轿车，为此，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购进了几辆外国保险车。经过比较，进口产品的舒适性以及防护性都不如我们自己的红旗CA772.自己的有毛病不要了，买来的又不如自己的，经过比较和鉴别，红旗轿车的再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3年9月30日，一汽正式向国务院递交了红旗轿车技术改造建议书。10月22日，田纪云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了生产红旗检阅车和红旗轿车改造汇报会，听取中汽公司和一汽关于重新生产红旗的汇报。
中汽公司的陈祖涛和一汽厂长黄兆銮、一汽轿车厂厂长范恒光等参加会议。在会上，陈祖涛、黄兆銮、范恒光做了红旗轿车改进工作的汇报：
1.红旗轿车存在的问题有其历史原因。中国生产轿车是靠手工敲敲打打起步的，产品主要是仿制，没有技术储备。
2.没有资金来源。红旗轿车自1959年投入生产至1981年停产，共生产39种车型1542辆车，平均年产70辆。而从生产投入来看，每车最低成本6万元，最高22万元，而卖给国家只有一个价：4万元，政策性亏损累计超过6000万元。
但国家对一汽的轿车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一汽全靠以卡车养轿车，不堪重负。没有投入，哪来产出？没有资金来源，企业也无力研制或进口关键生产设备，个别总成如车身全靠手工生产，质量自然难以保障。
3.没有专业的轿车技术研发人员，即使发现问题，也无人来解决问题。
4.红旗轿车的问题在个别总成而不在总体。红旗的使用对象特殊，一汽对红旗轿车的生产高度重视，从开始研制那天起就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可以说是精雕细刻，车的总体指标并不差，完全可以和进口车一比高低。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有些重要的总成如发动机、转向、刹车等存在质量问题，这些总成对材料和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一汽是用加工卡车的设备来生产高级轿车，生产精度相差好几个等量级，所以产品质量难以保证。要解决这些关键总成的质量问题需要解决高质量的生产设备，但进口生产设备很贵，红旗轿车的生产批量又太小，不值。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进口这些关键总成，有了这些质量有保障的关键总成，红旗轿车的质量绝对没有问题。
他们提出，红旗轿车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品牌，在国内、国际都有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国轿车工业的先锋，红旗轿车停了，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陈祖涛郑重地向田纪云提出：“红旗轿车改进质量后恢复生产。”
这些意见分析中肯到位，建议也切实可行。田纪云表示赞同：“红旗轿车在国内、国际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产品，它的质量好坏，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形象，红旗轿车改造和研制第二代红旗这个路子我是赞成的，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总得搞一些轿车，总得搞一些自己的王牌，牌子不能丢，但质量要提高。活动篷检阅车可以立刻动手搞，先了解哪个国家的活动机构好，可以进口10套装车试试，如果好的话，再进口一些。”
会后，田纪云向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汇报了红旗轿车的情况，并提议红旗轿车改进质量后重新开始生产。胡耀邦表示，赞同红旗轿车重生，但一定要保证质量，并指示，1984年邓小平国庆阅兵车就用红旗轿车。胡耀邦的指示使得红旗轿车得以重新站立起来。
田纪云特批了300万美元用于进口关键总成，保证了进口所需的资金。
1983年12月2日，中汽公司正式向一汽下达了红旗检阅车的生产任务，拉开了红旗复产的序幕。12月3日，中央警卫局提交了对红旗检阅车的技术要求。
红旗轿车改造过程中出现过一个小的故事。国家要订购400辆奔驰轿车，为节省资金，经过谈判，决定由一汽进口400套散件自己组装。德国奔驰公司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汽车公司，奔驰轿车是世界驰名的顶尖品牌，如果与奔驰公司合作，通过红旗轿车改造过程，可以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级轿车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而且奔驰高级轿车外形与红旗高级轿车相近，只需将前部、尾部外形稍加改动即可。一汽的想法得到中汽公司的赞同，中汽公司出面与德国奔驰公司经过三轮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中德双方采用技贸结合方式改造红旗轿车，车型选定奔驰123系列200型、230E型和加长型三种，先通过SKD和CKD形式组装1000台，由奔驰公司提供焊装线、油漆线设计和总装线部分专用工装夹具，总费用367万马克。第一期使用奔驰商标，但在车身侧方加上“长春制造”标志。第二期由奔驰公司提供400套冲模，3～4年后再提供剩余的175套冲模，费用400万马克。奔驰公司同时拿出由奔驰老设计专家设计的红旗高级轿车的5种外形效果图。
红旗轿车是中国轿车行业唯一的自主品牌，这一方案几乎是用奔驰完全取代红旗，意味着红旗品牌完全放弃，这与红旗轿车改进质量后再生的意图不符，最终被有关方面否决。改造红旗轿车还是得靠自己。
一汽决定还是采用原定的外购关键零部件总成的办法改造红旗轿车。中汽公司向一汽提出：要抓住机遇，组织力量，下大力气改进。红旗轿车的改造要“脱胎换骨”，但不能“改头换面”，因为红旗的外型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
1985年10月10日，关键总成换成进口产品的新型红旗高级轿车CA770G试制成功，新的红旗轿车动力性、操纵性、可靠性均有了明显的改善，整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一汽将改进的红旗送到北京审查。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键乘坐后很满意，他说：“这车改得好，你们保留了红旗轿车的生机，我谢谢你们。”
新红旗轿车送到中南海，胡耀邦总书记非常高兴，他仔细地观看并询问新红旗轿车的各项性能，并试乘了这辆新红旗轿车。胡耀邦下车后满意地说：“我举双手赞成恢复红旗轿车生产。”
经过中央领导的支持和一汽的努力，红旗轿车重新站立起来。
红旗检阅车就不这么简单了。1983年12月2日，中汽公司给一汽正式下达了研制红旗敞篷检阅车的任务，中汽公司在文件中特别注明：研制红旗检阅车是迎接建国35周年的第一任务。
根据中央警卫局的要求，新研制的红旗检阅车要有自动升降活动篷，活动篷收落后要落入后行李箱指定空间。要有自动升降底板以调整检阅时检阅者之间的高度。最难的地方在于，可升降活动蓬要能够防弹。一汽曾经生产过13辆红旗检阅车，但从未有过防弹的可升降活动蓬。对一汽而言，可防弹的活动升降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既无感性认识，又无相关技术资料。中汽公司帮他们拿到一些国外的广告图片和有关改装厂概况，就是他们唯一的参考资料，至于防弹的核心技术更是无从谈起。
1984年1月2日，一汽成立了检阅车领导小组，组建专用车车间，同时将主要项目落实到专人，组织采购小组赴美采购防弹布，订购活动篷结构，向英国史密斯液压件厂订购活动篷动力装置。防弹活动篷采用的是凯芙拉纤维，这是当时最先进的防弹材料，当时这种材料只有美国友升公司生产。一汽花了18000美元向美国友升公司订了两套全结构活动篷，但装车试验后发现达不到要求。一汽向美国有关公司咨询，但对方狮子大开口，咨询费就要两万美元，而且出多少钱都不卖专利。最终还是国内的军工系统解决了这个问题。
1984年8月20日，两辆红旗CA770JY活动篷检阅车试制成功，又用5天时间对其进行路试。9月3日，一汽轿车厂副厂长郝世跃和崔洪松带领专业设计师及汽车调整、电气、缝纫、钣金等工种25人将检阅车送往北京。车子首先停在一机部和中汽公司，饶斌和周子键对红旗检阅车进行了第一道“验收”。9月6日，陈祖涛与郝世跃、崔洪松一起将崭新的检阅车开进中南海，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人对车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完全合格后，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
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及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分别乘坐这两辆红旗检阅车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因为一汽对这两辆特制红旗检阅车的重要贡献，11月3日，邓小平和秦基伟分别给一汽轿车厂签发了嘉奖令和慰问信，表彰他们在国庆阅兵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1984年大阅兵后整整15年，1998年3月，一汽接到指示，为建国50周年准备新的红旗检阅车，这项任务被命名为“9910工程”。经过认真研究，一汽准备了两套方案。1号方案是利用一汽现产的CA7460红旗“旗舰”为基础与美国公司联合开发新型检阅车。2号方案则是在上一代的CA770JY检阅车上改进。两个方案同时开始推进，最后供中央选择。但谁也没想到，巴尔干半岛的一声轰炸，中断了中美合作方案。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巴尔干半岛民族冲突不断，最后演化成科索沃危机。1998年底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军事介入科索沃危机。北约凭借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和高技术武器，对南联盟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进行了连续78天的轰炸，给南联盟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也造成了许多无辜平民（包括阿族难民）的伤亡。中国政府对科索沃局势极为关注，坚决反对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但美国对中国却采取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手段。格林威治时间1999年5月7日夜，美国出动B2战略轰炸机，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使馆建筑遭到严重破坏，3名中国记者牺牲多人受伤。美国公然破坏国际关系准则，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极大愤慨。中美之间的一切政治经济往来全部中断，两国关系跌到冰点。事件发生后，中央决定，停止与美方的合作，红旗检阅车采用第二套方案，在CA772基础上加以改进。
1999年8月，改进后的新红旗阅兵车送到北京，新车加装了电动天窗、可翻转式脚踏板，扶手等检阅装置。为增加美观性，阅兵车采用了新式轮辋和装饰罩，整车的防弹性也有了改进。
1999年10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乘坐新型红旗检阅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
2009年10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乘坐新型红旗检阅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
红旗轿车作为共和国最高典礼活动的专用工具，将永远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前进。
红旗轿车是中国第一个自主轿车品牌，也是深入人心、老少皆知的轿车经典品牌。从1958年手工生产的第一槌开始，伴随着中国的政治风云和汽车工业进步，它一直风雨兼程并在不断改进。1996年一汽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配奥迪100轿车的车身，生产出了红旗CA7220，1998年又推出全新的红旗CA7460.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进步，红旗轿车还将不断改进。但无论怎样改，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面红旗，将永远飘扬在全国亿万人民心中。
在赞赏红旗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由于缺乏必要商业利益驱动以及市场竞争压力推动，尽管一汽为了红旗轿车的生产使出吃奶的劲，但从1958年到2000年以前，红旗轿车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水平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基本上还是在仿制的基础上手工作坊式生产。1975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代表到一汽考察后，说了两个没想到：没想到20世纪50年代一汽就能造出这样水平的高级轿车，当年的丰田也没这个能力；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一汽生产的红旗轿车还是那个水平。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下，红旗轿车是给少数中央领导人使用的“政治车”，产量受到严格限制，无法形成经济规模，国家对红旗轿车的生产只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安排，没有必要的资金投入。投入少产出低又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提高技术水平自然无从谈起。相信这一问题在新的世纪能够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