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10 月30～31 日，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东京会议，1998年国际圆桌会议”。会议是由《读卖新闻社》举办的，今年的主题是：“日本、中国、美国——新亚洲的前景”。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越过危机后亚洲经济的新世纪”。这一议题有四个主讲人，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个主讲人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林肯、印尼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部长潘格资、日本大藏省次官鶷原英资。会议的评论员为日本经团联21 世纪政策研究所理事长田中直毅，会议的主持人是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中谷严。出席会议的听众有三四百人。会议讨论得很热烈。这里，我仅就会议上争论的两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会议对亚洲金融风暴问题有许多讨论，由此引起了对以下两个问题的争论：一是如何看待市场？政府对市场要不要干预？二是如何看待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对它的流动应不应加以限制？这里无法详细介绍争论中的不同论点。简单地说，一方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必须干预，不能奉行“市场原理主义”（据我的理解这个词类似于“原教旨主义”），国际短期资本（如对冲基金）的流动在信息上缺少透明性，必须加以限制；另一方则认为，市场虽然会失败，但政府也会失败，政府干预市场会使市场失去作用，对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不应加以限制。后面这一方还对今年8～9 月份香港金融当局动用1000 多亿元港币的外汇基金干预股市、期市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会使国外的资本不敢进入香港市场，而转向新加坡的市场。按照这种意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失去。这场争论反映了国际金融界和理论界对亚洲金融风暴所引出的一些问题的分歧意见。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在争论中，会议主持人要我发表意见。由于时间有限，我简单地谈了五点意见，这里稍加展开地谈一谈。
第一，市场经济是迄今最有效的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计划经济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已为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几十年的实践所证实。对转轨中的国家来说，政府应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市场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创造各种条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没有政府的领导和主动参与是不能成功的（否则，政府本身就会因为成了转变的障碍而被更替，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转型中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能否对这个转变实行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参与，是转变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二，市场要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必须以具有良好的市场秩序为条件，市场的运行要有必要的规则，以保证市场竞争得以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保护市场的各方参与者的合法利益。政府应在制定市场规则方面作出努力，特别是监督这些规则的遵行。在制定市场规则时，考虑到近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很快，新事物层出不穷，必须为市场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金融的创新）留下空间。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金融的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政府在制定市场规则中，一方面要使本国的市场规则与国际的市场规则接轨，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本国经济的发展状况，防止国际市场的变化对本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这次亚洲金融风暴正促使各国思考这些问题。
第三，自然，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会产生种种失败（诸如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等等）。但不能因为市场会有种种失败而否定市场经济。由于市场本身无力纠正其失败，或纠正起来付出的代价太大，政府应该加以纠正、干预。政府的纠正、干预似乎与市场的自由竞争的原则相违背，但应该看到，如果政府不出来纠正、干预，往往反倒会使市场难以正常运行。例如，在市场竞争中产生了分配的不公，如果政府不对收入的分配进行调节，听任收入分配不公发展下去，那就会引发社会的动荡，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市场是难以正常运行的。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有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政治危机，导火线固然是金融风暴给这些国家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许多人收入减少、失业、衣食无着，但进一步追溯就可以看到，金融风暴也只是导火线，在这之前，这些国家官员腐败、收入两极分化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社会矛盾相当尖锐，金融风暴的冲击，只不过像在干柴堆上投下了一个火种。而那些收入分配较公平、政治较清明的国家，虽然也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却没有导致社会的动荡。
第四，政府对市场、对经济的干预只能限于防止和纠正市场的失败，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政府不应也不能代替市场，政府的过多干预和不当的干预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甚至加剧市场的失败。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有些国家的经济受到的冲击很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往政府的过多干预和不当干预，为经济的雪崩埋下了祸根。韩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人们说市场会失败，政府也会失败，这是很对的，不能因为市场会失败，而产生政府万能的幻想，当然，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为政府会失败而否定政府对市场、对经济实施的必要的干预。
第五，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以市场为依托，顺应市场的基本规则，并以维护市场的基本规则为前提，尽可能地利用经济手段，辅之以行政手段，否则将事倍而功半，甚至事与愿违。为防止政府的失败，会议上有人建议，应该多倾听专家的意见。这是好的建议。
我还就香港特区政府的金融当局干预股市的问题，谈了我的意见。我指出，香港政府干预股市，投入1000 多亿元港币进行操作是在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措施。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原则上是不可取的。但是，面临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操纵资本市场，为维护香港经济的稳定，维护联系汇率制，以及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在国际社会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破坏性流动缺乏管制办法的情况下，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是不得已的，也是必要的。它这样做自然会有负面影响，使那些非投机性的国际资本对进入香港产生疑虑，甚至裹足不前，但权衡利弊，它这样做利大于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然，香港特区政府的这种干预只能在非常情况下运用，不能变成常规。不久前，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已一再宣布在两年内保留它所拥有的蓝筹股，不予出手。这就去除了人们担心政府出手它拥有的蓝筹股所可能带来的股市的巨大震荡。会上有些主讲人赞成我的意见。
我还指出，金融的国际化是必定会继续发展的。金融国际化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国际投机资本的迅速流动而产生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对国际投机资本在一些国家进行的投机套利活动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只要它不违背市场规则就不能从道德上加以谴责。但国际投机资本的投机活动确实会给一些国家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对此必须从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制定防范的措施入手，对此国际间需要合作，共同努力，除了防范以外，更重要的是设置一些条件对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向加以引导。
1998 年11 月13 日
原载《中国证券期货周刊》，1998 年12 月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