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黄 钟
冬去春来。一年一度的“两会”召开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董辅 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就宏观经济形势坦陈了自己的看法。
董辅 说，自从1998 年以来，甚至去年以前我国就面临通货紧缩的问题，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市场清淡、物价连续下降、企业亏损增加、失业率上升、生产能力闲置。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要使经济重新能够启动，无非是从三个方面入手：增加出口、增加投资、增加消费。
增加出口是比较困难的。1998 年出口总额比1997 年增长0.5%。由于面临经济速度放慢、国企亏损增加、失业人数增加这样的局面，单纯靠增加消费来启动经济现在手段很少。消费信贷在我国还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几次降低利率都没有能够把消费启动起来。现在看来，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启动经济。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投资结果形成固定资产，直接增加了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二是由于投资增加，就会增加对各种投资品（如钢材、水泥等等）的需求，相应地，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订货就会增加，然后又通过这些企业拉动相关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增加投资会增加最终消费，因为投资中大约40%要转化为消费，而增加消费又会带动生产。所以它是连锁式地逐渐带动起来的。
因此，增加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不仅仅在于投资本身产生的需求，还在于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仅限于当年和近期，而且在于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其作用大小，要看投资项目的选择。如果投资项目选择不当，虽然增加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对投资品的生产会起一些拉动的作用，但对今后，或者作用不大，或者成为一堆无用的废物，使得投资无法收回，造成资源的损失。因此，投资的拉动作用就要看投资乘数的大小。
董辅 认为，用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在当前是可行的，但利用这种办法也应是有限度的。
从1998 年的投资情况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其中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5%。
民间投资还没有启动。一是因为民间对经济的走势还不乐观，信心不足，二是因为民间的经济实力不足，贷款不易。为启动民间投资，减轻财政负担，在银行贷款方面应对民间企业以支持，政府甚至应为鼓励民间投资制定一些政策。可考虑选择一些前景好的项目，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投资，在政府投资收回后，政府再把自己的股权转让给民间的共同投资者。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2）由于项目好，同时有政府参加投资，民间共同投资者易于获得银行贷款，（3）将来政府要退出来，便于民间投资者独立经营，（4）政府在转让股权时还可从资产增值中获得更多收入。相反，如果一些好项目都由政府把着自己投资，在目前的情况下民间的投资就不易启动。投资启动后，民间投入之后有了收入就会波及消费。而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估计主要又是政府投入形成的，政府的投入又主要是靠发行大量国债从而增加财政赤字来实现的。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最终要通过消费需求实现。如果消费没启动，投资的拉动作用到不了这个阶段就停止了。从1998 年情况看起来，投资对增加城市就业，应该说是有作用但有限，因数据没出来，到底增加多少还不清楚。不过投资增加的就业人口主要是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对城市的就业的作用不大。因为我们现在的投资基本上不是在企业技术改造上而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工程建设吸纳的就业人员绝大部分是民工，这些民工是不包括在我们现在的失业人数、下岗人数的统计里头。1998 年总的来看，城镇失业人数是增加的。也就是说由投资所引起的就业人数的增加还没有完全抵消由下岗、失业所带来的失业人数的增长，失业、下岗人数是净增加的，这样就限制了消费的增加。在通过增加就业来拉动消费上，投资的作用还不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是整个投资拉动刚刚才开始，还没有扩及到许许多多其他企业，如果它的扩散能力强劲的话，其他企业也会慢慢出现就业人数增加或下岗人数会减少、收入会增加，这需要有一个过程。第二，是由于国有企业原来的冗员太多，经济放慢的时候，不但下岗的人数很多，将要下岗的人数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靠现在这点投资所增加的就业人数还不足以抵消新下来的人数，结果造成总的说起来下岗失业人数在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打了折扣，就不能起到正常状态下的投资的乘数效应。从目前情况看，投资对经济是有些拉动作用的，但整个经济还不能说已经拉动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还不能停止。第一个原因是去年投下去的主要是些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往往不是一年能建成的，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建成，所以必须继续投入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才能形成能够使用的固定资产，所以如果1999 年停止了，就很可能造成一大批半拉子工程；第二原因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如果在消费没有明显启动前就减少投资，那么就会使得投资的乘数效应加快地衰减下去了，就不能把经济拉动起来，特别是把消费启动起来。
董辅 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1999 年不继续扩大投资，那么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慢慢减弱，对经济的拉动就会慢慢减弱，但是，要继续增加投资需求，如果民间投资没有增长，又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必须继续发行大量国债，结果造成财政赤字扩大，财政负担加重。国债继续增加发行，财政赤字就会继续扩大，这就可能为今后引发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我说的是今后。当然，如果投资拉动比较快，一二年之内经济启动起来了，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这时情况就会不同，国家发行国债慢慢减少，财政赤字会缩小，从而进入比较好的状况。
这里又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投资工程项目的选择。第二，经济结构的调整。
先说投资项目选择，从1998 年看基本上是投在基础设施上，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当然是有益的，但是也要看到，这些项目的回收期往往是很长的，短时间内不可能回收，甚至有些还可能是长时间亏损，因此，这种投资对近期财政压力的缓解没有什么作用。我在想，我们现在项目的选择是不是应该考虑如何形成比较好的搭配，中长短期的合理搭配，近期回报好的和近期回报差的搭配。现在的投资项目选择我觉得比较单一，很多都是那种长时间而且回报很慢的项目，这种项目就不利于近期财政压力的减缓。在投资项目的选择搭配上要有个很好的总体考虑，不能都是投资期很长回报期很长的项目，或者都是那种低回报的项目。
再说经济结构的调整。投资应该同结构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在面临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从西方国家来看，正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机，通过市场的力量推动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一些落后的产业淘汰了，落后的技术和产品淘汰了，缺少竞争力的企业淘汰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在市场中求得生存，就要开发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品，通过收购兼并壮大自己，固定资产投资就这么起来了。也就是说，它本身对新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有种内在的需求。经济衰退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中一定是结构的大调整，包括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都有一个大的调整，而大的调整预示着经济会进入新的台阶。可以说每一次经济衰退虽然都是很消极的，但最后暗示着调整之后出现新的增长力量。
我国目前如此大规模投资正需要而且也有可能把增加有效需求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要淘汰一大批企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一批企业，进行企业的技术和产品的更新、对高新技术企业增加投入。但看来经济结构调整步子很慢、很弱。在这里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只要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工工业也应该投入，建设新的企业，不能都是靠老企业来更新啊。只是把有些老企业砍掉，这不够，实际有些老企业花钱去把它挽救起来，还不如新建企业，这不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它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新的挤进来把老的挤掉或更新，这样才能有进步有发展。如果只是把老企业挽救过来或把一部分砍掉，只有老企业的调整，没有通过新的企业建设来调整结构是不行的。二是新兴的产业再不投资，都是靠在老的产业上作文章，这对今后发展是不利的。
在增加投资需求上不能忽视证券市场的作用，证券市场长期低迷不利于投资的增加。应设法使证券市场活跃起来。
董辅 认为，消费需求现在不旺盛。而增加国内需求当前最主要的应逐渐向增加最终消费。最终消费分政府最终消费和居民最终消费两部分。从政府的消费需求来看，这几年不可能有大的增加，因为反腐倡廉、精简机构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压缩政府消费的。当然在增加教育、科技等政府消费方面还应该多做一些。既然政府消费难以增加，现在应更多考虑增加居民消费这一地块。
从现在情况看，一是居民收入低，收入增长的预期不是很好；二是消费信贷的发展太弱，要直接拉动消费，比较困难。
董辅 说，应该拿出点钱来增加消费。这当然有一部分要靠财政，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增加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钱是不是都拿到基本建设投资上，还是拿一点财政收入用来增加居民收入，值得考虑。虽然钱拿出去可能收不回来了，但它对经济会有拉动作用。比如，今后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资，他们拿了钱多消费，市场状况可能会更好。当然这不容易，要看财政有无力量。
董辅 强调，经济的启动有一个缓缓的过程，不能急。如果投资方面做得好，继续投下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经济就会起来，人们的收入会增加，消费就会增加。现在正好处在节骨眼上，现在投资、消费都在动，物价也开始有点回升，经过一段时间，可能转折点到了，经济也上来了。但现在正处在节骨眼上，还没有到，还要等一段时间。
从这两三个月来看，物价下降在放慢，有的甚至有点回升，再经过一段时间，若物价往上升，那时人们的消费预期可能会改变，感到物价开始涨啦，感到应该买了，再不买过一段时间就又贵了，因为人们的消费心理是买涨不买落。所以现在还是要扎扎实实地按现有的政策做，不要急，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做下去，还是要有信心。
董辅 说，现在担心的是急躁，由此造成投资不当。目前投资主体还主要是政府，由于缺少约束和监督，常常造成投资失误，而投资失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钱投下去当年可能形成了固定资产，GDP 也增加了，但实际上是钱打水漂收不回来了。往后财政压力就大了，两三年以后，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显示出来。1998 年我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上就说过千万不能急，因为感到有一种急躁情绪存在。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999 年3 月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