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地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由农村转向城镇，这是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正产生着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其重要，在我国已有不少著作对它进行了研究。曹阳同志的这本著作独辟蹊径，专门研究农业劳动力的这种转移对宏观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在我们读过他的著作后，一定会感到，这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但是人们至今对它还重视得不够，研究得不够。实际上，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可以说，在从宏观层次上考虑我国的许多经济问题时，不能不把它纳入于考虑之中。
在现阶段，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两个互相交织的过程中进行的，这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环境。前一方面是它面临的经济发展的环境，虽然它的转移本身就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如何实现这个转变，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却会带来显著的影响。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俗称乡镇企业），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现在看来，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以转移农业过剩劳动力，可能是我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的一个中间阶段，因为农村的非农产业逐渐向小城镇集中，最终会形成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也就是说，最终还是会使农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当然在农村中还会留下一部分）。但是，至少在这个中间阶段，不能不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产生影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的制度环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制度环境，例如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城市户籍制度等等。它们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带来影响。无论是经济发展的环境还是制度的环境，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约束，形成了大量非永久性转移。这种约束最后会在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中打上深深的烙印。过去我写过文章比较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差异，其中就谈到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差异。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为什么中国的农民一般不举家迁移到城市，而印度农民则一般是举家迁移到城市，引致在城市郊区形成了巨大的一望无际的贫民窟，真正出现了西方所说的“城市漂流”的现象。中国农民一般不举家迁移到城市（本书概括为非永久性移民）主要是受到制度的约束，特别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约束。这种情况自然会在宏观经济结构方面产生一系列后果。曹阳同志这本著作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从居民收入、宏观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农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等方面展开的。这些方面都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关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有许多论述。特别著名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的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这个模型在观察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的工业国的转变过程是很有帮助的。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它不能不进行理论抽象，舍弃一些非本质的东西。但是，这个理论模式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均衡理论为基础的，而在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情况与此有很大距离。把它运用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还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我国，这个理论模型必定会有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地方。例如，按照这个理论模型，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且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因此，在完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前，城乡工人和农民的实际工资、实际收入是不变的。但是，实际上在我国，由于各种制度的约束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是不变，而是迅速增长。此外，西方经济学中的“持久收入假定”、“生命周期假定”和“绝对收入假定”也不太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曹阳同志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利用翔实的统计资料，既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成果，又不受其束缚，实事求是地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些与西方经济理论不同的新的结论。
在各种制度的约束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非永久性迁移在宏观结构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方面，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这些是西方发展经济理论很少甚至没有涉及的。例如，正像曹阳同志在本书中所论述的。在那些非永久性迁移的劳动者中形成了既不同于农村居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非永久性迁移的劳动者无形中成为连结城市与农村的桥梁，通过他们的中介，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逐渐传导到农村居民。他们自身的消费模式将逐渐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靠近，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又会向他们的消费模式靠近。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这些劳动力并未“归化”为城市居民，他们在城市中一般没有自己的固定住房和固定的职业，他们的消费模式仍会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不少的差别。曹阳同志在本书中还谈到的非永久性迁移对住宅、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消费品的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由于这些劳动力到城市是非永久性迁移，不能不造成城市住宅需求的增长，同时又不会导致农村住宅需求的相应减少，很可能还会增加农村住宅的建设。而在城市中，由于这些非永久性迁移的劳动力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消费品的供给中很难予以足够的考虑，因此，城市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消费品的短缺势不可免。曹阳同志指出了这一点，无疑应该在城市建设中认真予以考虑。
非永久性迁移对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曹阳同志在本书中指出，这种非永久性迁移引起农村投资的非农化倾向，虽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资本深化”，但由于大量素质较低、收入也低的非永久性迁移的劳动者涌入城市，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又引起非农产业整体的“资本浅化”。这种矛盾的现象也是很有意思的。至于非永久性迁移对地区结构的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
曹阳同志这本书中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结论，使得这本书与其他论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书有很大的不同，并对这方面的理论有新的推进，甚至可以说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这是本书在理论上的贡献。我想，广大读者在读了这本书后会有同感。
这里，我还想指出，由于一些制度的约束，农业劳动力的非永久性迁移在我国还会继续下去，但我们也应看到，有些约束性的制度（如户籍管理制度）正在悄悄地变化。有些城市已经在实行“蓝色户口”的制度。同时，在转移到非农产业、特别是城市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中，有些人已经在非农产业、特别是在城市的非农产业中有了固定的职业。同时，在他们的收入中，他们从家庭承包的土地上所取得的收入已经变得微不足道，或者说无足轻重。虽然这些人目前还不多，但他们的人数会增加。也就是说，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制度的约束正在削弱，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约束仍会存在，但制度的变化必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使一些非永久性的迁移变成永久性的迁移，或者半永久性迁移，即出现两栖现象，从而使得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影响也会有变化。当然，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本书的理论结论。
1998 年12 月19 日上午写于在京西宾馆参加“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 周年”理论研讨会的大会上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结构
为什么公有制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我曾用“八宝饭”作为比喻，八宝饭是由糯米、红枣、莲子等组成的。八宝饭就好比公有制经济，红枣、莲子等就好比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把公有制经济等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好比把糯米等同为八宝饭一样，同时把非公有制经济排除于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就好比把红枣、莲子排除于八宝饭以外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