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二十年，成绩巨大，人们普遍获得了利益。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或者逐渐产生，或者逐渐暴露，或者逐渐累积，令人关注，也引人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日益严重，失业者增多；农村仍有五千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温饱不能保证，同时又发生了城市的贫困问题；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仍很严重，许多方面继续恶化；腐败蔓延，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监守自盗等腐败现象大量增加；治安恶化，犯罪增多；还有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下面分别简单地说一说。
失业问题是当今人们最关心、议论最多的问题。不算农村中的隐形失业和国有企业中的在职失业（也是隐形失业），1997 年底仅城市中的失业人数最低估计达1300 万人，其中登记的失业者为650 万人，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为3.1%，还有许多未登记的失业者不包括在内，其中包括“下岗”职工。所谓“下岗”职工是指在原企业等单位已无工作而又还未离开原单位的职工，他们已不领工资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只从原单位领到少量生活补助费，他们需另找工作，实际已经失业，但又未计入失业者，为数达1200 万人，其中有40%的人已再就业，其余处于失业状态或不想再就业了。
失业是许多原因引起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人口众多，人口增长迅速，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1952 年为87.54%，1996 年为70.63%）。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必定要经历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的过程，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但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前，不容许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容许农民离开农村和土地到城市寻找工作，这个过程进展得很慢，造成了农村和农业中大量劳动力的就业不充分，或者说大量的隐形失业。大量剩余劳动力要由农业转向非农业。改革开放后，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劳动生产率提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引起大量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隐性的失业变成了公开的失业。与此同时，大量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也引起了大量的失业。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人估计为1.2 亿～1.7 亿人，有人估计为2 亿人。
在计划经济中似乎不存在失业，表面上没有失业，但这只是假象，那是靠牺牲劳动生产率和实行低工资政策来增加就业的，以及靠不允许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维系表面上的没有失业。其结果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都形成了大量隐蔽性失业。在80 年代，企业还实行计划经济中的“铁饭碗制”，一般不解除多余的职工，城镇中的就业问题仍主要是使新成长的劳动力的就业，曾经就业而失业的劳动力占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的比重很低，1987 年只占15%（不包括农村流入城市寻求就业者），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面对市场的竞争，企业必须把多余的职工释放出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效益，同时在竞争中又发生了企业的停业、解散、破产，这些都引发了大量职工失业。1995年曾经就业而失业的劳动力占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的比重达41%。由此可见当前的失业问题有一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埋下的，在转向市场经济时由隐性变成显性，有一部分则是与实行市场经济有关的，后者的分量逐渐增加。既然要实行市场经济，失业问题是必定会发生的，只是严重程度有大有小而已。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引起失业的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使得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同时由于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还在建立中，市场的不完善，信息的流动不畅，则会使失业者重新就业更为困难。
当前的失业还与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结构的许多问题：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就业门路广的第三产业严重发展不足，在转向市场经济时，从各方面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被吸纳。在冷战结束后，军事工业要大大压缩。还有盲目发展起来的大量制造业（如纺织业、家电业），在转向市场经济中，形成了过度竞争，大量生产能力过剩，要做结构调整。这些都是造成当前大量失业的因素。
计划经济时期不允许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政策上有了改变，但直至最近以前，对非公有制的发展仍有限制，从而也限制了就业的门路，在那些不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地区，就业的问题就更大些。
在转向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的周期开始出现，近来为控制通货膨胀，实行了四年多的紧缩政策，价格平稳了，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但近来也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使失业问题更为严重。
贫困问题值得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人民的收入迅速提高，生活迅速改善。1978～1985 年贫困人口减少了8000 万人。以后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减慢了，因为剩下来的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地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交通十分不便的地区，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相当困难。1985 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反贫困战略，1994年又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在本世纪末解决8000 多万人的贫困问题。在资金上政府采取了贴息贷款、以工代赈、投入财政发展基金等扶贫办法，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1986～1996 年中央政府共提供了720 亿元资金。到目前还有5000 多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要求1998 年降到4000 万人以下。
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贫困问题以外，在转向市场经济中又产生了新的贫困问题，其中包括城市的贫困问题。这种新的贫困问题大多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一些企业亏损、停业、破产、改革、改组引起的。有些人失业，有些人领不到工资，有些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有些人领不到退休费或退休费太少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有些人由于残疾等原因无力养活自己，等等。而在转向市场经济后这类新的贫困还会发生。同时，还应看到，贫困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使用的贫困的概念是一种绝对贫困的概念，甚至是一种无法保障最低的基本生理需要的概念。1995 年中国确定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线”的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530 元，约合64 美元，比联合国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标准380 美元低得多。中国使用的贫困概念也比1995 年3 月在丹麦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行动纲领》中提出的绝对贫困的概念还要低的概念，后者的定义是：“绝对贫困是一种状况，其特征是严重缺乏基本的人的需要，其中包括粮食、安全的饮水、卫生设施、保健、住所、教育和信息。”按照这样的定义，这种“绝对贫困”在我国可能已属“小康”水平了。因此，必须从发展的角度对待贫困问题，而且必须面对市场经济 中可能产生的贫困问题，寻找解决的途径。中国的贫困问题并不限于农村，城市的贫困问题近来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城市中的贫困问题也逐渐突出出来。近来正在各城市推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障制度。
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而在转向市场经济中更加突出了。在改革开放前，收入差距问题主要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农村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主要不是过大或扩大，而是过小，具有平均主义的特征，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民的收入的迅速提高，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应有所缩小，以后特别是在转向市场经济中，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再度扩大。如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1964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为2.29，1978 年为2.35，1983 年缩小为1.70，后又逐渐扩大，1995 年为2.5，1996 年为2.27.
改革开放初期，在克服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以后，各类人群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这是合理的。但以后各类人群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内部的居民收入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从1978 年的0.21上升到1995 年的0.34.城镇内部的居民收入的吉尼系数则相应地由0.16 上升到0.28.虽然从吉尼系数看，收入差距还不算大，但一方面已经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有些人还无法温饱、失业、生活失去保障。据统计，20%高收入家庭占有全社会收入的50%以上，20%最低收入家庭仅占全社会收入的4.2%，收入的差距仍在扩大。对于习惯了平均主义分配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同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也应该关注。
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是近几年才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极不平衡，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问题。解放后，有所改变。起初，为了备战，政府在沿海一带很少投资，不少工厂、学校、科研单位由沿海城市迁到内地。60 年代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三线建设”，兴建了一些工厂，特别是军工厂，并要求各个地方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以后，改革开放首先从东部和南部开始，政府给予了许多的优惠政策。这些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拉开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转向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竞争更使中西部地区处于不利地位，那里的人才资源、交通运输、文化教育水准、工业基础、信息和市场容量、甚至有些地区的气候条件等都远不如东部地区，无法与其竞争。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80 年东部为52.5%，中部为 31.2%，西部为16.6%，1991 年东部为55.8%，中部为29.3%，西部为14.9%，1996年东部为57.9%，中部为27.9%，西部为14.2%，也就是，东部的比重上升，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下降。1996 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全部收入，以东部的上海为最高，为8191.41 元，以西部的甘肃为最低，为3354.52 元，前者高于后者1.44 倍；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也以上海为最高，为 4846.13 元，以甘肃为最低，为1100.59 元，前者高于后者3.4 倍。
然而中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中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86%，有色金属储量占全国储量的90%，石油储量占全国储量的56%，天然气储量占全国储量的77.9%。1996 年中西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9.2%，潜在的市场广大。如不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仅不能从自然资源和市场方面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而且会拖住东部地区的发展（例如，要求东部地区将更多的收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以解决其财政的困难）。同时，如不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它们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还会加快扩大。在改革开放的一定阶段对东部地区实行优惠的倾斜政策，加快其发展，是正确的，必要的，效果也是很好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的优势逐渐减弱，土地和房屋的价格越来越高，职工的工资越来越高，原来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些传统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等，已经越来越缺乏竞争力，需要转向中西部地区。及时调整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已提上了日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已经提出：“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项目”，“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渐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政府还将东部地区实施的某些优惠政策扩展到中西部的一些地区。由于在地区发展战略上和政策上做了调整，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经济的发展速度已经开始超过东部地区，外国投资也开始注重向中西部地区投资。但是，缩小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将是相当长的过程。
环境和生态恶化已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1997 年酸雨区已扩大到占全国面积的40%，2/3 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50%的城市的地下水已污染。由于水土流失，荒漠化土地已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7.3%。由于生态破坏，水资源开发不当，黄河下游发生断流，且断流的时间越来越长，1995 年断流122 天，1996 年133 天，1997 年226天，断流里程683 公里，黄河可能成为一条季节河。全国640 多个城市中有300 多个缺水，每年减少工业产值2300 亿元，全国农村每年缺水300 亿立方米，减少粮食产量400 亿斤，有6000 万人常年饮水困难。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更把污染扩展到广大农村，地膜的广泛运用造成“白色污染”，破碎的塑料薄膜破坏了土壤。城市中的废气污染、垃圾污染、噪音污染、水污染越来越严重。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不满。为了治理污染，防止环境和生态进一步破坏，中国政府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也取得了效果。局部地区和某些方面的环境和生态情况有好转。但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过程尚未逆转。经济发展与环境和生态保护仍处于对立的状态，不少地方仍不惜以破坏环境和生态为代价而发展经济，走着“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道路。所以，环境和生态恶化的问题仍是个严重的问题。
腐败蔓延令人不满。贪污、受贿在官员中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且贪污、受贿的金额越来越大，利用职权敲诈勒索事情也经常发生。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不行贿就办不成事的地步，请客送礼已成家常便饭。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已经蔓延到司法部门——公安、法院、检察院等等。腐败的蔓延不仅腐蚀了干部，败坏了社会风气，减弱了人民的政府的信任，而且障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恶化了收入分配，激化了社会的矛盾。
治安恶化，偷盗、抢劫、走私、欺诈、杀人、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性病蔓延等等犯罪和道德败坏现象，迅速滋生蔓延，人们的不安全感增加。虽然政府加强了对各种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的打击，但收效尚不令人满意。
这些问题对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一些不良影响。
首先是对改革开放的影响。它表现为，有些人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产生怀疑，甚至会留恋旧的体制。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前社会安定，治安状况良好，不用担惊受怕；官员比较廉洁，办事容易；虽然生活艰苦，但基本生活有保障，不会为失业和没有收入而发愁；大家的收入相差不多，从而人与人的关系比较平等，没有贫与富之间的鸿沟。当然，其中多数人对旧体制的留恋只是一种牢骚和对建立新体制中的各种消极现象的不满情绪。但这种牢骚和不满情绪会蔓延开来，障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际上，由于发生了上述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在一些人中存在的不满情绪，有些本应加快进行的改革不得不放慢，或者往后推，或者采取非最优的甚至迁就的办法。例如，由于担心失业增多，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拖再拖，大量冗员无法释放，这使得在转向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困难越来越大。
其次，出现上述种种社会经济问题还会障碍经济的发展。例如，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发达地区的高收益、高收入吸引着落后地区的大量资源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资金和专业人才的大量外流，造成落后地区本来就短缺的资源更加短缺，形成经济越落后资源越短缺，资源越短缺经济越落后的恶性循环。又如，一些地方特别是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和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江河湖泊的水质恶化，耕地和农作物受到污染，经济难以发展，人民的生活和健康都受到威胁。
此外，上述种种问题还会激化社会的矛盾，造成社会震荡。
上述种种问题大多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产生的或加剧的。归纳起来，其原因主要有：
首先是经济的不发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不发达和经济起飞的阶段，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寻找工作、收入差距扩大、环境和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增加等许多问题的发生很难避免。地区差距扩大也与经济不发达有关。上述许多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
其次，在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还在建立的过程中，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的规则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规则还待建立，经济秩序必定会发生许多混乱，有许多漏洞。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此有很大关系。一些人利用市场管理不善和存在的漏洞，特别是国有资产的无人负责的状态，迅速地成为暴富。经济已经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了，而政府的职能没有相应转变，企业办许多事都要由政府审批，于是政府官员的权力成了可以与金钱交换的对象，许多贪污、受贿就这样发生了。社会丑恶现象和犯罪增多，也与此有关。
再次是各项改革不配套造成。例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过晚，再就业的工作跟不上，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不相适应，致使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
此外，改革中一些措施和政策不当或实施不力也是重要原因。收入差距扩大、一些人迅速暴富就与国有资产的产权制度的改革滞后有关系，大量无人负责的国有资产迅速流入一些人的口袋。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对发展非国有企业在政策上有许多限制，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更不放手，造成就业门路狭窄，容纳不了许多失业人员就业。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乡镇企业中，对环境和生态保护的问题缺乏有力的措施，是导致环境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
最后，法制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形成了许多法治的真空，加上执法不严或有法不依或执法者犯法，与上述许多问题都有密切关系。
总之，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种种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或缓解，只能依靠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快民主与法制的建设。
1998 年3 月23 日
本文系作者为参加1998 年香港树仁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