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黄钟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第二十个年头，回顾过去，放眼世界，反思改革，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日前，著名经济学家董辅 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改革还不能说已经最后成功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面的路还很难，改革还可能会有反复。
在回顾改革的历程时，董辅 说，我们的改革走的路总体来看还是比较顺的，没有遇到大的挫折，成效也是异常显著的。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经济大发展，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获益，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支持，说明改革适应了人民群众的需要，也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同原苏联东欧国家相比，应该说是相当顺利的。但是也应看到，改革事业是前所未有的，由计划经济体制怎么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前人没有做过，改革没有现成经验，所以在改革过程中，第一，会有一些曲折，第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包括观念上的冲突、利益上的冲突、改革办法上的冲突，这也是正常现象。改革之初，到底改革什么以及往什么方向改革，大家都不是很明确。邓小平同志说“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要过这条河，要改革，这点大家逐渐地都看到了，但改什么以及往什么方向改，以及通过什么道路来改，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是很清醒，这些问题都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明确起来的。
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还不能说是已经最后成功了，应该说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后面的路还是很艰难的。因为，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这还是一种理论的模式或者还在实践中探索的模式。首先还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模式。目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其次，理论上的模式要变成实践上可以运行的一种模式，这中间要解决许许多多实际问题，不是说模式提出来了，它就能运行得好。改革还是个任重道远的课题，所以不能认为它已经最后成功了，而且要估计到，改革还会有反复，即使大的反复不会有，小的反复还会有。
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上层建筑虽然也有一些改革，但仍不适应经济基础。首先是政府机构和职能要适应经济体制需要，二是要法治，三是要民主。
在二十年的改革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始终是个在理论上争论不休、在实践上悬而未决的问题。董辅 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在逐渐深化过程中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相适应，因为原来的政治体制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政治体制纵然已有一些改革，但仍不适应经济基础。这里讲的政治体制首先是指政府的机构和职能，第二是实行法治，三是民主制度。
接着，董辅 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他说，政府的机构和它的职能应该是同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首先，从政府职能来说，过去，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可以说它深入到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甚至深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由于它的职能那么宽泛强大，相应地它的机构也很庞大。这是和计划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的。在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就要改革了，因为市场成了资源配置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使市场更好地发挥它优化配置资源的职能，促使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市场能管得好的事情政府就不要去管，政府应去管市场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政府要防止市场发生失败；在市场发生失败以后去纠正它，使经济能健康运转，特别是要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
政府职能发生变化了，政府机构就必须相应变化。政府应居于市场之上、市场之外，而不是在市场之内，否则市场就不能正常运转了。因为，第一，政府对经济活动什么都干预，市场主体就缺少独立性，就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要求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样的微观基础。第二，政府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职能很宽，权力很大，那么权力就可能变成交易的对象，从而发生腐败。像现在许多事情都要政府来审批，谁能得到审批呢？大家争，只好去走后门拉关系甚至贿赂。第三，最坏的就是政府自己办企业，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既是裁判，又参与踢球，谁比得过你呢？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第四，就是增加交易成本，因为等待审批、走后门、拉关系都得花费，庞大的政府要运转需要巨额费用，从而要多征税或乱收费，担子最后还是落到企业、老百姓头上，交易成本就增加了。
所以政府机构必须大量精简，实现职能的根本转变。总体来说，政府的机构和职能有些变化，但没有根本的变化。各个部门都看到权力是有含金量的，都希望扩大自己的权力，这件事情你批了还不行，还得我批，大家都想从市场经济中拔根毛，占点便宜。所以几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成效不大。
第二个是法治。计划经济是与人治相适应的，因为，社会资源由政府配置，官员的意志具有决定作用，官员的意志代替了法律，超越了法律。市场经济要求法治。因为市场经济要求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就要用法律来维护市场的秩序、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政府干预也得依法，大家都应守法，否则市场就乱了，失去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第三是健全民主制度。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各个市场主体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不能凡事都由政府和政府的官员说了算。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政策、决策，许多市场信息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政策公开了才能得到贯彻遵守，信息透明了市场才能运作得好，政府的活动公开、透明才能获得公众的监督。否则市场的运行就好不了。例如，如果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政策缺乏透明度，且变动频繁，大家就会想办法去套政府的政策，各种小道消息就会不胫而走，就会有人制造虚假信息误导他人以从中获利。民主制度从目前来看，一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大真正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立法和监督职能，二是加强舆论监督，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董辅 指出，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市场经济才能正常运作，当然，市场经济本身也支持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种觉悟，它不应是被动的，而是主动来改为好。
至于政府改革难推动的原因，董辅 认为：第一，目前的政府机构的设置、职能的划分是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建立起来后要改变它很难，它熟悉老的工作方式，对新的工作方式不熟悉，习惯按老路走。第二是涉及到利益和权力的划分。大家都希望自己这个机构能留下来，要减就减别人，自己的权力、职能要加强，机构要扩大。机构精简后这么多官员又往哪里去？因此会有一种自然的抵制或不愿改革的力量。如果没有领导人下很大的决心，很难改得动，即使改了也会走回头路。
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种觉悟，明白政治体制改革推不掉、躲不开，非改不可。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可以解决的。不管怎样，最后都必须这样做，因为市场经济在运作过程中必然要求这样做，它会形成一种力量逼着这样做。例如地方国有小企业都放掉了，地方政府中的许多管企业的机构还管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不应是被动的，还是主动来改为好。例如，对需要精简下来的政府官员应主动、及早进行分专业定向培训，有的学会计，有的学管理，有的学金融，有的学资产评估，有的学法律，等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需要大批人才，官员的学历高，有经验，经过定向培训有了适合的专业，何愁没有去处！这件事董教授好几年前就谈过了。
在谈到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这两种改革方式时，他指出，两者都有道理。渐进改革要求改革循序前进，一步一步来，具备条件才改，要积累经验，逐渐创造改革的条件，逐渐明确改革的方向。其好处在于阻力小，社会震动小，而且可以先试验，不至于犯大错。缺点是，各项改革不是配套进行，而任何一项改革没有其他有关方面改革的配合，难以成功，甚至会发生变形。同时，往往是容易改的先改，把困难的改革往后推，使困难问题越积越多，甚至使困难的程度越来越大。渐进式改革的最后结果也是一个全盘改革。激进改革，要求改革全面迅速推进，社会震动太大，人们思想一下很难接受，而且触及各方面的利益太大，很难得到支持。其实激进改革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改，因为有些改革条件不具备也改不下去。
他认为，仅就最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而言，两种改革方式最后是殊途同归的。总的来看，渐进式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代价显得比较小，但到一定程度以后，在必须解决推后的困难问题时，如国企改革，它也要付出较大代价，因为改革必须付出代价，不可能不付出代价。我们的代价是逐步积累的，是一点一点地付出的，但总体看代价也不小。到现在，看起来还是我们付出的代价较小，前苏联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是前苏联把阻碍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清理干净之后，把老房子推倒重建，它今后的路可能会顺些快些。所以现在还很难下一个最终结论说哪一种方式更好。当然，到目前为止，总体上看是我们的改革成就大得多。今后怎么样就看我们的改革做得怎么样。回过头来看，有些改革应更早着手，如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董辅 强调，由于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在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上目标一致，因此，渐进式改革也应研究激进式改革的经验和问题。例如，俄罗斯的商业银行的发展就比我国快得多。要警惕将“渐进”变成见了困难绕着走、拖延改革的倾向。
一定要解放思想，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障碍。
在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时，董辅 认为他感受最大的有四点：
一是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给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思想理论讨论的环境。一定要有学术自由，“百家争鸣”，从改革的进程来看，每一次大的改革都先有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因为传统思想、理论严重地束缚着人们，不能把有关改革的讨论轻率地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以致让人不敢去碰它，而改革恰恰是必须冲破过时的错误的思想、理论束缚才能前进。所以必须形成自由的学术研究风气，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二是改革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改革只能给少数人带来利益，大多数人受损失，改革绝对成功不了。当然，改革过程中免不了有些人的利益受损或者暂时受损，但应尽可能减少其损失或给予适当补救，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支持改革。
三是改革需要有正确的领导，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自上而下领导，引导改革是重要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也不可轻视，必须尊重群众在改革中的首创精神。因为群众处于第一线，最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农村中的包产到户、发展非农产业等等，都是群众自己先干起来的。如果上上下下都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改革就会波澜壮阔地前进。
四是改革要和发展结合得好。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改革本身不是目的。改革要能促进发展，而发展反过来支持改革。当然每一步改革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998 年2 月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