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滋安
无辜遭罪
我叫高滋安，今年(1984年)80岁，家住下二道河子村，伪康德五年(1938年)，日本在承德制造一起株连300余人，波及热河省，轰动伪满洲国的国事犯“救国勇士团”假案。给我定的“救国勇士团”团长罪名，冤狱4年多，判处死刑。我是死里逃生，才活到今天。提起日本侵略者，我就气恨难消。
我20岁中学毕业后，靠父亲高占元(他是老中华民国热河省惟一的参议员)的关系，在汤玉麟的热河省财政厅当科员，25岁调承德县当财政局长，一直干到民国22年(1933年)3月4日，日本侵占承德。日本进承德后，我加入协和会，当了会长。伪康德五年(1938年)六月，辞去协和会会长，当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于11月中旬，我去新京(长春)经济部办理统一配给面粉手续，回来下火车，在承德车站被两个日本特务抓捕。他们两个押着我用马车拉到承德警察厅(伪康德六年后改为承德警察署)，搜我身，然后把我关在警察厅留置场(就是拘留所，现在西大街小榛子沟口橡胶厂办公楼后院处，容纳100人)。承德警察厅警务科(伪康德六年后改为警务系)科长迟松岩雄(日本人)在留置场问我：“有个叫苏士纲的你认识不？”我说不认识。他说你不说实话该受罪了。半夜，承德警察厅司法科长松(日本人)把我带到审讯室，也问我认识苏士纲不？我说不认识。他命令手下人把我捆在板凳上，手和脚拴在凳子腿上，捆得结结实实，一顿狠打，边打边问。我不说，灌一大壶凉水，又打。实在受不住只好承认说认识苏士纲，这才把我解开送回留置场。又过十几天，警务科长迟松岩雄又提审，问我年龄多大，我说34岁。问我干啥的，我说是承德商工公会会长。他又问：你为啥做出反满抗日的事？我说没有。他命令几个人把我按倒在地一顿毒打。有一个日本人叫水野的打人特别狠，把我打得喘不过气来，差点憋死。朝我脸上泼些冷水，我才慢慢缓过气来。迟松岩雄又继续问，我仍然说没有。他让人把我衣服扒光，用烧红的火钩子烙我。一边烙一边问。我不说，他们就烙个不停，连打带烙，浑身没好地方，剜心地疼。我实在受不了，就说：你们问啥我说啥。翻译孙阳生按着迟松岩雄的旨意一边问一边写。问我认识苏士纲、张实(又叫张自凡)、黄德太、苏华等20多人不？我怕再用刑，不管认识不认识，就说全认识。孙阳生用日语说给迟松岩雄，迟松岩雄点点头，又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成立反满抗日组织，多少人参加，叫啥名，在哪儿跟八路见的面，在哪儿开的会，谁是主持人。我都不知道。又打又烙。我受不住，就对孙阳生说：“孙翻译官，你们知道啥告诉我，我全承认。”孙阳生说，你们成立的救国勇士团，皇军全掌握，你说实话吧。我就按着迟松岩雄的引供全承认了。我说，孙阳生记。最后我签名按上指纹，才把我拖回留置场。
事后，我才知道抓我的原因。“七七”事变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全民起来抗日，日本在伪满洲国境内到处抓反满抗日的国事犯。我在新京时，就看到东北各报纸刊登的“沈阳事件”中遭杀害的反满抗日人员的照片和消息，其中判死刑者6男1女。日本驻承德“清水部队”的消息传到外边，说承德街有通八路的间谍，热河省总务厅长远藤(日本人)命令承德警察厅搜捕国事犯。厅长陈景起、副厅长迟雄(日本人)、特务科长西村名次郎按照清水部队和总务厅长的要求，开始在承德抓人。特务科的特务文履谦(日籍朝鲜人，外号文高丽)是副厅长迟雄的心腹，他伙同本科的特务陈书阁、王作孚在承德到处侦探通八路的人。当时西村名次郎和陕西营街长苏华(阴阳仙)关系甚密。苏华想娶大佟沟陈二老爷的女儿做妾，陈二老爷不干，把女儿嫁给热河税务监督署雇员苏士纲的弟弟苏士英为妻。苏华对苏士纲和陈二老爷两家产生仇恨，要伺机报复。苏士纲的外甥黄德太从北平来承探亲，苏华乘机向西村名次郎报告，说苏士纲家从国外(指长城里)来了八路探子。特务科长西村名次郎奉副厅长迟雄的命令带特务文履谦、陈书阁、王作孚将黄德太抓到警察厅进行严刑审讯。黄德太只认识他外祖父苏勤茂、舅舅苏士昌、苏士荣、苏士纲、苏士英，别人不认识。特务文履谦按着副厅长迟雄的指令事先设计一个反满抗日组织表，一边用刑一边引供。黄德太受刑不过，只得按引供的线索招认。特务将苏勤茂父子5人抓捕，同样严刑审讯，受刑不过，也招认了引供材料。这就是日本制造的轰动伪满洲国的“承德救国勇士团”假案的起因。
残酷毒刑
特务把黄德太抓到警察厅后，硬说他是八路探子，他根本不是，更没有反满抗日活动，特务提出的事，他一概不招认。然后特务给他用酷刑，先是用皮鞭子蘸凉水抽，不招认；灌火油、辣椒水，用杠子压肚子，还不招认；就用烧红的火钩烫脸，烫身上。黄德太受刑不过，就按特务引供的事全招认了，并在供词上按了指纹。承德警察厅把黄德太的供词上报伪热河省总务厅和驻承日本关东军。在伪热河省总务厅厅长远藤指令下，成立一个特别搜查班，由日本承德宪兵队准尉板田毋雄任班长，办公地点在宪兵队(现在市公安局院里二层旧楼)，特别搜查班员由承德警察厅抽3人，负责承德街，由童瑞九当翻译，承德县警察局(伪康德六年后改为警务科)抽3人，管承德县范围；日本和伪满宪兵队各3人，管伪满洲军队；日本领事馆3人，管日籍公职人员和侨民。用日产黑色牌100号的轿车做刑车，在特别搜查班长毋雄的领导下，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一月十七日为期开始了大搜捕“国事犯”。边抓人边严刑审讯，不断扩大线索。凡是被抓的国事犯都施严刑拷问，由于受刑不过，都将自己认识的人咬出来。承德街开始抓人时，我正在新京出差，别人把我咬出来，回来在火车站(18日)被抓。承德“四才子”王逸如、张庸安、乾允修、孟仲芹被抓捕。当时抓了300余人，赤峰100名，建平70多名，承德130多名，下板城30多名，滦平30多名，隆化20多名。最大的70多岁，是原姜桂题部退役中将曲中义(别名曲海臣)，家住二道街子，在家闲呆，也被抓捕受酷刑。最小的15岁，是一个在上板城街头讨饭的男孩，也被当八路探子抓捕来受刑。当时日本鬼子抓人简直红了眼，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一律抓。被抓的人先是关在承德警察厅留置场，那里只装百十来人，后来容纳不下，全关进承德监狱，重点人砸上手铐、脚镣子。监狱外面用草袋子装上沙子堆成掩体，由日本宪兵架上机枪日夜站岗。抓捕结束，伪热河省警务厅、承德县警察局、承德警察厅、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承德区检察厅、承德地方检察厅和锦州高等法院承德分院、承德区法院、承德地方法院等联合在南营子三官庙院内，将东西配房各隔断7间，在配房南端又盖两间，一共16个房间作为临时留置场。把被审留的人从监狱用汽车拉到三官庙圈在新隔断的临时监号内。当时给我定的罪名是“救国勇士团”团长，给苏士纲定为副团长。“救国勇士团”是承德警察厅日本人给起的名字。把我和苏士纲关在南面的两间监号内，每人一间。当时集中了伪满全国高等检察官和高等法官二三十人，设立好几个刑讯室。一开始就是刑讯我和苏士纲。因为我们这些被抓的300余人纯属假案，根本没有这个组织，全是屈打成招。从监号把我押到审讯室，打开手铐和脚镣，我心想，高等检察官可能说理，下决心在公堂翻供。审讯室，除了翻译官和书记官全是日本人。审讯开始，检察官问我几个事，我全说不知道，检察官生气地问，供词不是你招认的吗？我说全是受刑不过胡说的。检察官骂道：“狡猾狡猾的。”又上来四五个日本警官，将我按倒在地一阵毒打，我还是不招认。接着，将我十个手指用签子夹住两个人拽，同时用烧红的火钩子烫身上，一边夹一边烫一边问，我受刑不过，只得将原来引供的供词又全招认了。从那以后，再没有审讯我。我一直不服，可也没有办法。把我审讯完，就审苏士纲，让我出庭陪审作证。苏士纲不承认，先给他灌火油掺辣椒水，然后用烧红的钩子烫，把他打折好几根肋条，最后受刑不过也招认了。审讯完我们两个后，开始审讯别人，都让我们俩出庭陪审作证，不作证就施酷刑折磨。凡是受审讯的人，没有不受刑的，个个被折磨得胡说八道，打得体无完肤。当审讯到伪满热河省公署实业厅社会科科长张实(30来岁)时，他有骨气。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伪省公署实业厅社会科供职，对离宫外八庙的文物尽职尽责，设法保护，能耐不小，平时在省公署就看不起日本人，表现很傲慢，所以抓国事犯时，说他是救国勇士团的秘书，把他抓起来用刑。他对汉奸特别仇恨，他看到翻译孙阳生、特务王作孚、陈书阁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的丑态就骂，特务对他更加残酷折磨，灌凉水，跪刺木头，滚雪地，压杠子，坐老虎凳，上电刑，手心钉钉子，火钩烫，灌火油掺辣椒水，割肉撒盐面，竹签子夹手指，由于受刑不过，最后他按着检察官的引供招认了。他日语讲得很好，完全用日语回答检察官的问话。检察官问他你都发展谁加入救国勇士团，他为了除奸，当堂把翻译孙阳生、特务陈书阁、王作孚、日籍文履谦和在伪实业厅的日本人咬出好几个。检察官当即下令就把在公堂的孙阳生抓起来，随后把张实咬出的几人全都抓了起来。就这样，起初为制造“救国勇士团”假案卖命的苏华、孙阳生、王作孚、陈书阁、文履谦和几个作恶多端的日本人全成了囚犯。原先他们给别人用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们自己也全受用了，被打得体无完肤，成了重铐重镣在身的囚犯。在审讯苏勤茂、宏达堂掌柜孙洞臣、还有傅南云、滦平商工公会会长高农山时，在堂上被活活打死了。当审讯文履谦时，让我、苏士纲、张实出庭陪审作证，张实端起放在地上烧火钩子的炭火盆朝检察官砸去，把几个检察官砸伤烧伤了。张实又遭一顿酷刑折磨，拖回监号，他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果，在监号上吊死了。日本在三官庙审讯时，全在夜间。从监狱往外提人，由留置场往监狱送人，也在夜间。日本法西斯的毒刑惨无人道。我们这些无辜人在毒刑折磨下做了无罪囚犯。
花钱买命
经过几次过筛子刑讯，陆续放出不少人，到康德六年(1939年)初，还剩108人，有人称一百单八将，关在监狱内。根据“罪行”轻重，分别戴上不同的刑具。这些人，全是承德街和各县有名望的人物，酷刑下招供，刑后翻供，对刑讯不服，弄得伪检察厅很头疼。我们在承德监狱关押半年多，又陆续释放了一部分。最后剩下72名(有人称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于伪康德六年(1939年)六月押转到锦州监狱。我们离开承德那天情景最惨，阴阴的天，早晨掉几个雨点，吃完早饭，看守叫放茅(上厕所)，不大会儿放茅时间到，又赶紧回监号。有的进监号还没坐稳，看守又叫到院里集合。顿时，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把我们包围起来，端着刺刀，个个如狼似虎嗷嗷乱叫，把我们这些囚犯两人一个手铐一对一铐起来，又4个一根绳，一串一串地捆起来。大家都以为要进行集体屠杀。然后由警察拖上汽车，一共几辆汽车我说不清，不叫随便看。汽车上的宪兵架着机枪，上车后，都让低着头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出监狱门，我从车厢板空隙看到，路两旁站着很多人，有的放声大哭，尽管警察宪兵像疯狗似的狂吠乱咬驱赶人群，人群就像潮水般地随着汽车流动，哭声越来越大，逐渐连成片。我们这些车上的“囚犯”都预感到这是送葬的队伍。汽车开出监狱大门一直向东走。汽车开到二道街子附近，车上有几个“囚犯”也放声哭起来。当时我也以为是集体屠杀，心中觉得特别冤枉特别凄惨。有的家属在街上叫着名字哭，囚犯没有不落泪的。那种悲惨景况真像杜甫《兵车行》诗中写的那样：“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汽车直向河神庙杀人场(今市教育局后勤那地方，原先有个河神庙，是民国时期的杀人场)开去，有的人就想跳车。当汽车开到小南门回民杨家院门口时又朝南拐下去，顺武列路直奔火车站。这时，我的心才掉了肚。路旁几乎没人了，汽车也开得快了。到了火车站，又是一片人群。日本兵端着刺刀把人群隔在场外，囚车一直开到站台上。警察和日本兵在四周站岗，高处支着机枪，把我们推下车面向北山低头坐着，不许左顾右盼。只听站台外一片哭喊声，非常揪心，面临生离死别，真是“……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无论是站外的家属，还是站台上的囚犯，皆知此一分，是今生难会面的诀别。我们在车站呆一个多时辰，然后坐票(火)车拉走。夜间到了锦州监狱，砸上脚镣入监房，我的心中才平静下来。康德七年(1940年)初，伪锦州高等法院依据检察厅在承德刑讯形成的起诉材料开庭进行一审，将我和苏士纲判死刑，其他人分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法庭一审没有用刑，绝大多数人都不服判，我当庭就申明不服判决要向最高法院上诉。判后，把我和苏士纲砸上重铐重镣关进死囚牢，等待新京训示。
监狱看守把犯人当成摇钱树，对囚犯敲骨吸髓。本来监狱生活特别苦，早晨一碗粥，中午一碗饭，晚上一碗粥，有时给一碗菜汤，有时啥菜也没有。犯人有病不给治，医官下监巡诊，也是一看了事。就这样，看守还经常打骂虐待。师范音乐教员倪治仁和陈永孝、苏士昌、苏华、张贵山、白子厚、孟彦博和殊像寺喇嘛络凤桐等人均被看守打死。不想受罪的人就得给家人写信要钱，家中把钱寄到会计科，个人说明理由，领出一点，暗中送给看守，才能免灾。在锦州监狱3年多时间，我零星送给看守几百元。我的上诉书呈上之后，锦州高等法院通知可以聘请律师。当时无论法官和检察官全是日本人充任，聘请律师也必须是日本的，我花两万块满洲票，聘请一个原在日本高等法院当院长，后因年老当律师的名叫上山的法学家。他看了我的上诉书，又到监狱听了我的陈述，他对案中定我带领队伍在滦平县某地进行操练的时间和我去日本观光的时间(1937年3月，伪锦州铁路局组织的锦热两省半费旅日观光团)有出入，产生了质疑。上山律师根据我提供的出国证据，他又回国进行了调查。先后经过1年多时间，将我出国护照、照片、指纹等文字证据拿到锦州高等法院。康德九年(1942年)八月立秋前夕，经新京伪最高法院院长批准，最高法院在锦州高等法院组织合议庭，进行二审判决，上山律师在法庭与法官展开了争辩，当庭出示了证据，证明案中定我带队在滦平进行操练是假的，否决了我当“救国勇士团团长”的认定罪。团长没有人，救国勇士团组织也就不存在了。伪最高法院日本人审判长元林通过翻译说：“你们这些人虽然少有犯罪证据，但是对满洲帝国心怀不满，可是经长期(4年)教育，脑筋总是有改变的，国家对你们特别宽大，今天放你们回家，要做忠于帝国的顺民……”就这样，日本法官羞羞答答地当庭宣布无罪释放了我们这些坐了4年冤狱的“囚犯”。有37人先后在刑讯室和狱中被折磨死，有不少人被蹂躏成为终身残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