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76年12月9日）
……窃维洋人远来中国，通商谋利，无非削我资财，厚集兵力，以肆其狡谋。而害之最切近者，莫如轮船；缘轮船转运捷而脚费省，又有保险公司，设有意外，照价赔偿，视民船滞笨时虞漂泊者，相去霄壤。商民争利趋便，附搭恐后，计十余年来，洋商轮船日增，中国民船日减，获利之后，得步进步，始而海滨，继而腹地，终必支河小水，凡舟楫可通之处，皆分占之。中国民船日销月蚀，渐归于无有，是彼不烦兵力，藉以生财，而尽据我土宇之利也。获利之后，愈进愈深，是愈畅其要求之路也。洋船所至之处，洋案愈多，是彼收其利，而我受其扰也。万一海疆有事，彼将轮船撤回，民间货物及军饷转输较难，势必束手无策，是彼既夺我利源，并能制我要害也。洋人欲图强兵必先富国，欲图富国必先联商，官商联则集资厚，资本厚则财力雄，获其赢余，从而练兵制器，以侵扰邻国，此又海疆多事之本源，而轮船尤害之切近者也。
直隶督臣李鸿章深悉其弊，前年招集华商，轫办轮船招商局，为中国官商联络之始。俱其艰于轫始为洋人所倾轧，酌拨漕米以资之，深识远虑，洞合机宜，综其大利，约有数端：查招商局未开以前，洋商轮船转运于中国各口，每年约银七百八十七万七千余两。该局既开之后，洋船少装货客，三年共约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八百一十三万六千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将来扩而充之，中国可以自操其利，是漏卮稍塞，其利一也。轮船快捷，一日千里，转饷调兵，刻期可至。前年台湾有警，淮军远在扬州，赖有招商局船，不数月而全军皆渡，是转运快便，其利二也。外国用兵，以兵船接仗，以商船转输，平时无养船之费，临事收有船之利，现在湖北疆臣购买汉广轮船，交招商局租用，遇有剿捕，随时调回，实两利之善法，是协济江防，其利三也。轮船管驾最难，其人必须熟读洋书，讲求有素，晓畅天文纬度风涛沙线，方克胜任，今船政衙门聚徒讲习，拨派多人，前往泰西考究，此辈学成，若将来无从安置，日久荒废，尽弃前功。有招商局以安插之，互相传授，精益求精，无事资以商贩，有事用以折冲，是储备水师，其利四也。洋人碰沉民船，赔偿者十不一二，地方官即极力争辩，无可如何。若招商局船偶有碰坏民船，必尽数赔偿。又如该局前年福星轮船失事，江苏海运委员死难者，仍每年拨款恤其家属，洋船失事，岂能有此！是民无冤抑，其利五也。洋人借商力以养兵，削我财以逞毒，数百年处心积虑，窥我虚实，觇我形势，任意嚣张，而我无一商一船前往彼国，此自困之道也。如果招商局办有起色，由内江外海以至泰西，逐渐开拓，往彼经商，无论利权可以收回，而此后通好达情，学艺购器，皆可为所欲为，洞悉敌情，则操纵在手，借商之力，成我之功，是开拓远谟，其利六也。英使威妥玛求添宜昌、温州等口岸条约一出，闻英商即交口诋其，谓中国既有轮船，多添口岸，只为招商局生财，于彼实无利益，使该局财力充足，凡所添口岸，我皆有轮船与之争利，数年以后，彼将纷纷四散矣，尚何口岸之求耶？是杜绝要挟，其利七也。
夫中国之财富，固外人所觊觎，而中国之民情，实外人所畏忌，惟外国官与商合，商力厚而易强，中国商与官分，商力单而易弱。今招商局为官与商合之发端，亦为隐制洋人之根本，万一中止，洋人将乘锋而起，将来之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中国制造船炮，彼人毫无猜忌，且愿悉心指授，冀我成功；惟招商局之设，则群怀隐忧。洋船在中国者，以美国旗昌行资本为最大，现因招商局既设，亏折太甚，欲减价出售，该局甫立三年，洋商之至强者亦敛手退让，此实中外大局一关键，而时之不可失者也。
李鸿章前赴烟台，法、俄各国公使群称招商局办理深合机宜，为中国必不可少之举，任事诸人，措置亦甚得当，则此局之设，争利者虽深忌之，其不争利者未尝不深服也。查英国初设轮船公司，每年津贴银一百五十万元；美国初设太平洋公司，每年津贴一百万元；故能日增月盛，称雄海外。今商局办有成效，虽不必发帑津贴，惟宜昌等处新添口岸，仍觉招商局船少力薄，正宜及时厚集其势，以期收回全局，为中国立富强无疆之基，相应请旨饬下南、北洋大臣，督饬在局员董认真经理，并饬江、浙各省加倍拨给漕米以资之，其余沿海沿江各督抚，凡有可以维持该局轮船者，实力助成之，庶于中外大局大有裨益。……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