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钟书序，第2页。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很不情愿的事，但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无论你情愿与否，也要走向这个世界。于是，近代第一批中国人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历程，陈兰彬的名字也在这个转型中显凸出来。
历史选择了陈兰彬，陈兰彬又以几个“第一”而载入史册，踏上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的舞台，开始了崭新的事业，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同治十一年（1872）他受任为驻美出洋肄业局第一位监督，带领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奔赴美国学西学，成为留学教育的开拓者。同治十三年（1874）他带领第一个华工调查团前往古巴，调查在古巴华工受虐情况，向政府递交了古巴华工第一手数据，有利于中国与古巴宗主国西班牙的谈判。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委任陈兰彬为第一任驻美公使，兼驻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光绪四年（1878），陈兰彬以第一位中国驻美公使的身份，向美国总统海斯递交国书；同年，又在华盛顿建立中国第一个驻美使馆；年底，旧金山第一个总领事馆随之也成立。光绪五年（1879）陈兰彬又在古巴哈瓦那建立第一个总领事馆。光绪六年（1880）在檀香山设立华人商董会，第二年升级为领事馆。谈及上述历史上的第一次，绝不能忘记陈兰彬开创之功。
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陈兰彬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改革的前沿接受清政府赋予的使命。他率领幼童赴美，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在走出中世纪，致力于培养近代化的人才；他受命为驻美公使，标志着中国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从传统向近代外交的转型；他受命带领调查团赴古巴调查华工受虐情况，表明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转变。
历史上几次开风气之先的活动都选上陈兰彬，那是因为陈兰彬具有开放的思想，历史已经实实在在把陈兰彬推上了每次改革的前沿，而且还担任正职的位置，这不能不有一定的历史因由。笔者认为，环境、机遇和实力是陈兰彬被历史选中的重要因素。
环境。地理环境对社会开放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人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生活和成长在广东这个大环境里，孕育了陈兰彬开放的心态。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藉着滨海之利，居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汇的前沿地带，得风气之先。海外新风从这里吹进内地，磨砺传统，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我国许多内陆地区难以望其项背。面临着海，广东人对海外的世界并不陌生，祖祖辈辈中有不少人出外谋生。作为历史上著名的通商口岸，早在古代就演绎出中外贸易的历史辉煌，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限广州一口通商，这种情况一直到鸦片战争止。陈兰彬青年时代，经常要到广州会考，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的汇聚，深深感染这位青年。那时，广州的中西贸易也很红火，港口上帆樯如林，十三行的商业街上各国商人来往穿梭购物。与陈兰彬同时代的一位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来到广州，并写了名为《广州“番鬼”录——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一书，介绍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当时广州人对侨居广州的外国人一律贬称为“番鬼”。在广州贸易的有英国人（称“红毛鬼”）、帕西人（称“白头鬼”）、摩尔人（称“摩啰鬼”）、荷兰人（称“荷兰鬼”）、法国人（称“法兰西鬼”）、美国人（称“花旗鬼”）、瑞典人（称“瑞鬼”）、丹麦人（称“黄旗鬼”）、葡萄牙人（称“西洋鬼”）。在早期中西贸易和交往中，自然会碰到语言交流的问题。亨特称，“当时广州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能够读或写英文的”，于是就出现“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的语言”——广东英语（后称洋泾浜英语）。一位中国人又写了一本介绍广东英语的小册子，名叫《鬼话》。亨特认为这个中国人“独具匠心，应使他名垂千古”！亨特著：《广州“番鬼”录——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冯树铁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可见，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广州仍然吸引各国商人，形成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好态势。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对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并不陌生，更无恐惧感。
粤西的吴川也不是封闭之地。陈兰彬家乡吴川县（今吴川市）黄坡镇黄坡村依绕南海，枕着粤西第一大江——鉴江，濒临鉴江西岸，距大海仅六里，也是得海洋风气之先的开放之地。这里人杰地灵，有淳朴的民风，在海洋文明的滋润下，乡人“多鱼佃”，虽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海岸周边的信息也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每一角落，良好的自然生态造就颇盛的文风，读书得到鼓励，不少人在科举的名利场上奋斗，争取仕途出路。
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广东人海纳百川的胸怀，也造就了广东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使世世代代的广东人能够摒弃唯我独尊的封闭心态，在对外交流中以开阔的视野，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积极吸纳海内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耳闻目睹西洋文化在广东的传播，使陈兰彬视野更为开阔，并具有世界意识。当时代要求中国走向世界，清政府必须考虑走向世界的合适人选时，广东成为寻觅涉外人员的首选之地，见多识广的陈兰彬很自然也就成为首选之人。
机遇。陈兰彬能参与几次开风气之先的活动，“机遇”成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作为一介京员，陈兰彬在刑部工作十多年，过着平淡而单调的生活，干的是繁琐无边的工作。同治八年（1869）曾国藩召之入幕，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机。是年，曾氏任直隶总督，向朝廷奏调“八大贤”入幕，陈兰彬就是其中一名。到了直隶，参与处理诉讼积案，畿南赈灾，以及后来随曾国藩赴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等事务。曾氏认为陈在直隶工作“深资臂力”，表现出“实心孤诣，智深勇沉，历练既久，敛抑才气，精悍坚卓，不避险艰，具有任重致远之志”。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133页。曾国藩奉旨南下任两江总督时，由于陈的良好表现，曾国藩又向朝廷奏请带陈兰彬南下办洋务。可见，曾国藩是陈兰彬的第一个“伯乐”，有“知遇之恩”。
19世纪60年代启动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而重要标志是幼童赴美留学，由于丁日昌的推荐，陈成为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的监督。陈兰彬所以能成为第一把手，正是因为丁日昌推荐，曾国藩、李鸿章首肯并联合上奏，朝廷最后批准，这一机遇使他能成为中国留学教育的筹划者和实践者。不久，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又出现虐待华工事件，清政府急于派人前往调查，此时已在美国的陈兰彬因其身在外国，以其“熟悉夷情”的理由被看中，成为中国调查团的领班人，回国后，陈兰彬又协助清政府与西班牙就古巴华工问题进行谈判。这样，陈兰彬就有了两次出国的资历，当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派遣中国驻外公使时，他也就顺理成章成为驻美公使的人选。由此可见，陈兰彬能在政治舞台上挥袖，与其机遇无不有关。
实力。一个人遇到了好的机遇，就像鱼儿得水，但能否自由遨游，就要看自己的实力了，陈兰彬就是具有实力的人。陈兰彬是个低调而又做实事的人，一生换了几个位置，有些不一定是他心仪的工作，但都能乐而为之，尽力而为之，“必法鞠躬尽瘁之义”［清］佚名辑：《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第67页。，他的才能也在做实事中得到发挥和施展。在刑部，他踏踏实实地处理各种文案，养成严谨的作风，也从中看出中国吏治的弊端，以致后来在直隶受命处理积案时，能秉公办事，并及时向上级提出，社会的不稳定在于官员队伍的庞杂和官场风气败坏，强调惩贪肃庸、整顿官场的重要性。在直隶工作仅一年多，以其刻苦肯干、不畏艰难博得曾国藩的好评，称他“胆识俱优”、考虑问题“尤为深远”，而“宦情素淡”，并不追求升官，确实是个人才。曾国藩向丁日昌推荐陈兰彬，希望将来安排他一个适当的“位置”。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202页。正因为陈兰彬品行好以及具备相当的实力，丁日昌积极推荐他担任留美事务局的监督。陈兰彬南下办洋务，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上海广方言馆任总办，“机器非兰彬所习知”，曾国藩“亦知此非兰彬所能”，但陈兰彬同样做得有声有色，并向政府进言，论述中国建立轮船招商局的“七大利”，为轮船招商局招揽造船等专业人才等等。由此可见，陈兰彬以其办洋务的历练，工作的坚毅和不避困难，以及对问题的深思熟虑等实力，赢得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认同和推荐，以至朝廷委以重任。
陈兰彬是个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不超前，但不保守，也不封闭。受到封建旧礼教的影响，他具有忠君爱国思想；受到时代的影响，他也滋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当发现中西差距如此之大时，他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他不仅仅埋头苦干，而是干每一件事均有自己的思想、看法和建议。清理积案时，他提出整顿吏治的重要性。在办洋务时，他提出扩充轮船招商局、开发台湾宝岛的设想。带领幼童出国时，面对着西洋的文明，提出购买西方的枪支弹药，如何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中国的钢铁事业。目睹海外华人的惨状时，他提出效法国际外交惯例，中国必须在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设立领事馆，以保护华人的利益等等，无不显示他的思想能与时俱进，能冷静和客观地思考问题。
然而，尽管陈兰彬是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但正史记载不详，在人物研究逐渐为人们关注的今天，关于陈公的论文逐渐多起来，关于陈兰彬研究的论文有：刘可《陈兰彬》，《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5卷；黄志豪《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杰出人物——陈兰彬》，《吴川文史》第1辑，1983年10月；林彬《陈兰彬传》，《吴川春秋》创刊号，1990年8月；夏泉《清季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暨南学报》2000年第3期；贾熟村《中国首任驻美使节陈兰彬》，《学术研究》2002年第3期，等等。亦不乏真知灼见，可惜的是史料缺乏，不足以还历史的原貌。同其他近代一些人物相比，史料记载实在太少，即使有也缺乏详细。以赵尔巽编的《清史稿》为例，记载陈兰彬的材料并不详细，总共有九条：
一、德宗本纪一：“丁未，予郎中陈兰彬以京堂候补，充出使美日秘大臣。”（第00855页）“三月乙未，命左副都御史陈兰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第00871页）
二、职官志六·新官制·外务部条附出使大臣条：“光绪元年，定出使制，命侍郎郭嵩焘使英，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使日本，京卿陈兰彬使美日秘国，俱置副使。”（第03449页）
三、艺文志二·史部条·地理类条：“《使美记略》，陈兰彬撰。”（第04305页）
四、邦交志四·美利坚条：“四年，出使大臣陈兰彬等莅美呈递国书，旋请设领事，言华人侨美各邦约二十余万，不设领事，无以保护华民。”（第04585页）“出使美国大臣陈兰彬等请乘美派人来华议约之际与交涉。”（第04586页）
五、邦交志七·日斯巴尼亚条：“先是光绪元年，总署奏派陈兰彬出使美国及日斯巴尼亚、秘鲁三国，办理交涉事件。”（第04658页）“日则自陈兰彬查复后，复由总署议定保护华工条款，与各国使臣定期晤论。”（第04658页）
六、邦交志八·秘鲁条：“时出使大臣为陈兰彬，虽由美使兼日秘，并未赴秘。”（第04680页）
七、部院大臣年表九上：“陈兰彬署兵部右侍郎。”（第06979页）
八、部院大臣年表九下：“八月壬寅，陈兰彬左副都御史。”（第07015页）“陈兰彬夏家镐仍署。”（第07015页）“陈兰彬夏家镐四月乙巳迁。”（第07018页）“陈兰彬三月就任。”（第07018页）“陈兰彬免。”（第07020页）
九、交聘年表一：“光绪建元，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第08781页）赵尔巽：《清史稿》，民国十七年（1928）清史馆铅印本。
由此可见，史料的缺乏，不足以还历史的原貌。如何搜集资料？如何使陈兰彬一点点地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从历史的尘封中还原这位人物的真面貌，看来不是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