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一天下午，潘同、谷先南、谭庆荣等人，一起被请到督办公署参加盛世才为他们举行的饯行宴会。盛世才亲自督宴，宴席十分丰盛，楼下还有军乐队演奏。
数日之后，邓发找他们谈话，说：“你们很快就要下去了，即将到盛的军中任职，组织上送给你们每人一条毛毯作纪念吧！”邓发详细询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指示下去后应注意的事项，还发给每人一套衣服。
他们连同地方官员共约50人，乘着督办公署派的八九辆专车前往南疆的和田。路，铺在满目的苍黄中，烙得人双眼疼痛；坑坑洼洼、颠颠簸簸，却没有一点儿的旁逸斜出，一览无余地伸向前方，伸向下一个绿洲。车队沿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走了七八天，才到达南疆重镇喀什，继续沿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行车五六天，才到达目的地和田。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古代称做于阗，后称和阗，远在西汉初已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其鼎鼎大名如和田玉般嵌入了西域的发展史。和田河伸出长长的手臂将母亲河塔里木挽住，给西域大漠带来平扶，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洗去风尘，走马上任。潘同就任和田警备区少将司令兼和田区行政长，谷先南任和田警备区少校军需处长，谭庆荣任驻和田骑兵三十八团一连少校连长。潘同化名潘柏南，谷先南化名谷志远，谭庆荣化名谭桂标。谭庆荣，壮族，1929年12月11日参加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右江百色起义，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侦察参谋、教导员兼营长，随西路军左支队进疆。
骑兵三十八团没有营的建制，下属5个大连，其中3个骑兵连，1个机枪连，1个辎重连，每连150人左右。骑兵连各有军马约200匹，连长一般配营职校官，4个排长有上尉、中尉，也有少尉。连队绝大部分是东北籍战士，还有少数新疆人。这支部队原是东北义勇军，因与日军作战失利经苏联境内到新疆，被盛世才收编。士兵年龄多在40岁左右，且多数没有结婚成家。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作风腐败。谭庆荣任连长时刚30岁出头，加上不是东北人，也不是骑兵出身，所以几个排长都看不起他，老兵们也不大理睬他。他一时束手无策，不知从何抓起，真是吃不好，睡不香，日夜在琢磨改造这个连队的办法。他终于想起了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蕴藏在心内的希望汹涌起来。
谭庆荣1929年参加红军后，先后在右江根据地的红七军和中央苏区的红三军团当过战士和基层干部。他不但亲眼看到红军中“士兵委员会”在连队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当过士兵会的委员。他决心用“士兵委员会”的办法来治理骑兵连。他把这个想法向警备司令潘柏南做了汇报，潘司令很支持。他又把想法告诉了蔡志达团长，蔡团长也很赞成。蔡团长虽是个旧军官，但却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对共产党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对旧军队的腐败作风虽然十分不满却又无能为力。有人带头起来改造这支部队，他是支持的。
领导支持，士兵们的态度怎样呢？谭庆荣找一些老兵谈话，征求意见。他从谈话中了解到，士兵多是东北人，对日寇侵占东北极为仇恨，对蒋介石不让抗日，使他们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耕，十分不满，普遍都有“思乡病”。他们对长官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生活痛苦的现状也很不满，盼望早回故乡，与家人团聚，也希望在军队能过上人的生活。
谭庆荣的生命中饱含着一种锐利的东西，这东西像粒种子，饱满而生动。种子唯一的使命是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枝繁叶茂。他根据士兵的要求，打算先从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抓起。他在连里组织了“士兵伙食委员会”，每个排选出一名伙食委员，加上准尉司务长共五人组成，由司务长负责。士兵们看到要改善生活都很高兴，因为伙食太差了。连里有时一周吃不上一顿肉，只有到星期天才能吃上几块薄肉片，馋了就只好上街吃馆子。但司务长对组织“士兵伙食委员会”很不高兴，认为夺了他的权，更重要的是他的账目有问题，怕露了马脚。谭连长首先做司务长的工作，宣传“士兵伙食委员会”的作用，说明组织“士兵伙食委员会”不但不会使他为难，而且会成为他的帮手；还宣布：“只要努力为大家搞好伙食，过去的老账一概不算。”经连长这么一说，司务长的顾虑打消了，一心一意抓伙食并逐步见了成效。两个月后，部队移防到离和田不远的墨玉县。这是南疆一个气候温和、粮牧皆宜的富裕县。司务长和伙食委员会决定先从养羊抓起，请了当地两个经验丰富的牧民为连队牧羊；开始喂八九只母羊，不久又用卖马粪的钱买了12只。两位牧民白天把羊放出去吃草，晚上回来又加喂马料。羊长得很快，不到半年发展到60多只，一年后发展到100多只，每只平均60斤左右，大的重达七八十斤。连里也由开始的每周吃几顿羊肉发展到每周吃十来顿，加上其他肉类，每人每天吃肉将近一斤。连队炊事班里有三个是当地人，很会做羊肉、抓饭等新疆饭菜。过去士兵上街看到烤羊肉馋得流口水，现在每周都可吃到烤羊肉、炖羊肉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谭连长想到东北的士兵爱吃猪肉，特别是野味，就利用野外训练和冬闲时间，把队伍开进芦苇地去围野猪。高头大马一进芦苇地，野猪就到处乱跑，有时打得两三头，有时打得十多头，大的一头重达两三百斤，连里吃不完就“进贡”给团部。全团都知道一连的伙食搞得好，上级想到一连来走一走，其他连的士兵也都想往一连调。伙食搞好了，上街吃喝的现象大大减少，原来一盘散沙似的骑兵连开始稳住了。
解决了士兵的吃肉问题后，开始抓伙食账目公开。骑兵连收入不算少，除上级下发的军饷外，还可以卖马粪，卖半新半旧的马具，卖吃不完的饲料等，仅卖马粪一项收入就很可观。200多匹大马，几乎一天就是一大堆马粪，但历届司务长都不把这些钱归入公账，而是悄悄分给团长、连长，自己也得到一份。开始两个月，司务长把马粪钱加在谭连长的薪金里，他也不明不白的收下了，后来他查问，司务长才说这是马粪钱。谭连长说，以后我不收了，把它充进伙食里，叫大家吃好些。司务长说这是骑兵连的“老规矩”。谭连长告诉司务长：“从我开始破这个规矩，以后不论是马粪钱、马具钱、饲料钱，统统归入公账，并向士兵们公开，以前的账目不追究。”这么一抓，每月多出来的钱真不少，落实到饭菜上很可观。连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士兵们都很高兴。谭连长把骑兵连养羊改善生活和账目公开的做法向潘司令、蔡团长做了详细汇报，他们也很高兴。潘司令还指示蔡团长到一连考察取经，并把这件事汇报到了省财政厅长毛泽民那里。毛泽民对全省下了一个训令：今后党政军部门，凡薪金以外的收入都一律交公。训令下达后，立即遭到一部分军官的抵制。机枪连连长修阴春公开说：“那些钱用不完的人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也像他那样的话，那太太、少爷、小姐吃什么呢？”这话当然是针对谭庆荣的，谭当时未结婚，没有家庭负担。但由于这种做法得到领导支持和士兵拥护，很快就推广了。账目公开，经济民主，改善了生活，改善了官兵关系，促进了连队正气上升。
伙食委员会在解决士兵吃肉和账目公开后，接着又大力抓士兵的文化娱乐生活。过去连队文化生活缺乏，营房除听到一些思乡小曲外，就是打牌、赌钱、吵架声。士兵一犯纪律，排长就打骂或关禁闭。针对这些情况，伙食委员们先教大家唱歌子。自己不会教就请会唱的士兵出来教，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还请识字的士兵给大家读中共办的《新华日报》，也读《新疆日报》的文章，讲前方抗日胜利的消息。过年过节和冬闲时间，还演些活报剧，如《码头工人》《活捉汉奸》等。大家一唱一听一演，抗日的热血沸腾起来了，恨不得立即打回东北老家去。他们还举行篮球、排球、乒乓球活动，士兵的体质也有了增强。连队有歌有戏有球赛，不但吸引了士兵，也吸引了附近的老百姓。开始老百姓很怕他们，一见当兵的就走得远远的，特别是那些年轻姑娘，经过营区时头都不敢抬，后来慢慢到营区来听歌看戏看球赛。开始来些男青年，后来男女老少都来了，特别是星期六来得更多。县城的姑娘也来唱唱跳跳，县里的乐队也来参加伴奏。以后他们干脆在院子里搭了个戏台，歌声、锣声一响，老百姓就来了。很紧张的军民关系逐步搞好了。
接着，谭连长和伙食委员会又想办法解决治病的问题。当时主要的疾病是“花柳病”，全连患这种病的约40来人，一发病就尿道发炎、化脓，重的还拉血，路也走不成，不能执勤，甚至还要人照料。由于病号多，没有药品，连队负担很重。谭连长亲自到军需处要了一些药回来。由于人多药少，药品质量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谭连长只好去找潘司令，通过潘与苏新贸易公司联系，从苏联进口了一些药品。伙食委员会把伙食账算了算，省出一部分钱，加上谭连长的一个月薪金，用来买药。当时有一种治花柳病的针剂药叫做“六□六”，潘司令通过苏新贸易公司买回90多支，全连40来个病号，有的打了2针，有的打了3针，都好了。这件事很快又传到了其他连，不少花柳病号要到一连来就医。团长感到很为难，没有答应。
谭连长和伙食委员们还注意把抗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病号身上。骑兵连兵油子多，平时病号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几十个，有的是真病，但多数是“思乡病”，还有人是长期装病。他们一方面给那些确实有病的士兵做病号饭，端到床前，送到手上，病号深受感动；另一方面又发动士兵互相监督。这么一来，真病的士兵振奋了精神，装病的兵油子再也装不下去了，病号明显地减少。
最后一个问题是赌钱。他们先从当官的抓起。过去是排长、班长找士兵赌钱，士兵不敢不赌。当官的赢了钱就哈哈笑，直到把士兵的腰包挤干为止，而输了钱就发火骂人，士兵真是又恨又怕。团长有时就把这些当官的关禁闭，但他们还是偷偷地赌。谭连长找几个排长谈话，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刮士兵的血汗钱！他们每月几个钱，有的要养老婆孩子，有的要供养老人。他一个人输了钱全家都要受苦！”排长刘景和抽烟，又有老婆孩子，钱当然不够花，不够就从士兵身上刮。经谭连长谈话后，他慢慢不赌了，一班长也不赌了。这么一抓，营房里没人赌了，但少数人跑到外边去赌。他们偷偷摸摸地闹了一阵子，由于没人跟着跑，只好不赌了。
骑兵连虽然改造的大有起色，但谭庆荣的路途并未自此一帆风顺。盛世才出于利益需要，一方面装成亲苏亲共的姿态，表示“重用”他们；另一方面又存有戒心，怕他们“赤化”了军队，所以派特务处处监视他们。骑兵团的特务头子是团部少校指导员周凤鸣。这个家伙又坏又凶，连蔡团长的马弁尹贵斌都发展成为特务。蔡团长见尹鬼鬼祟祟，就不要尹在身边，把尹调到一连当上等兵。谭庆荣连原来已安插了四个特务：一个叫单勇，是个下士，此人有老婆孩子，月薪才十几块钱，为了领钱养家当了特务；一个是下士班长薛永生；一个是上等兵赵连吉；一个是上等兵王才。五个特务都受周凤鸣直接指挥，谭庆荣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报告周凤鸣。一次晚饭后，谭庆荣到潘司令那里去汇报工作，刚坐下电话就响了。他一接电话对方就问他是不是谭连长，并说连队门口有人找他，要他立即回去。特务是让谭庆荣不要与外界，特别是与党组织和党员同志接触。一个星期天，他们到玉龙喀什河边碰头，刚刚去，周凤鸣就带着七八个人来了，见了谭庆荣奸笑两声，而后就骑着马走了。又一次，他们在操场边的沟里刚想碰头，地方公安局就来了几个人。这些公安人员和周凤鸣算是一伙的，经常互相通气对付他们。1941年冬，谭庆荣被调到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参谋长张炳光是个特务，处里的上尉参谋张鹏程也是特务。他们与盛世才有密切联系，与公安局刘麻子一伙来往也很密切，专门监视潘司令和谭庆荣。张鹏程什么也不懂，专门与谭庆荣作对。谭庆荣把这件事向潘柏南司令汇报，潘司令说：“他们对我早就这样干了，只是我没告诉你，往后要多加小心！”不久，潘司令被调走了。他们把谭庆荣“夹”在中间，许多工作都逼着他去干，但又不让他随便活动。一位副官长对谭开玩笑说：“你兼了这么多代处长，要发财了！”谭庆荣心里明白，一场政治迫害就要临头。果然，谭庆荣和军需处长谷志远也被赶走了。
谭庆荣与刘瑞珍结婚，是1940年阴历11月初三。婚礼和家中的一切都是刘家操办的。婚后不久，谭庆荣调到司令部当参谋。每天晚上，谭庆荣回家翻电报，有时叫妻子帮着念电码。他常对妻子说，家里来过谁，干些什么，不要对任何人讲。司令部的处长谷志远，和田报社的马殊，墨玉县县长陈解虚，于田财政局局长黄永清，叶城税务局薛局长，星期天经常来，说什么母亲母亲的。这些人一来，老谭就叫妻子出去玩，并叮嘱她不要乱说。刘瑞珍回家给父亲讲，父亲说老谭是共产党员，不要出去乱讲。
结婚不到两年，1942年阴历7月14日，刘瑞珍回家，院子里的人对她说，来电报调老谭。老谭对她说：“这次走不知道情况怎样，你要好好照顾家。现在不让带家属，你就等着吧！”第二天早上，刘瑞珍和母亲送老谭到西门外飞机场。谷处长已坐在汽车里面，车两边站着两个大兵，拿着枪。老谭一上车就被大兵把匣子枪卸了。刘瑞珍身体禁不住剧烈地抖动起来，心里凄凉，放声悲哭，泪水哗哗地流。她的和谐梦团圆梦，揉进了涕泪和辛酸。谭庆荣走了，在暑气逼人、黄沙漫天的日子。
老谭走后，陈县长和妻子来住了半个月。他俩住外间，刘瑞珍和母亲住里间。陈县长叫陈广竹，是第二批由延安到新疆的干部，陈解虚是其化名。陈县长一来就把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说：“现在情况紧张，不要有啥东西忘了让别人搜查走了！我有很多话要和他商量，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陈县长还说，“老谭叫人送来个条子，条子上讲家属不能带走，请多照顾。”陈县长兑了100元公债券，把钱交给刘瑞珍。墨玉县来了几个阿訇，对陈县长说：“像你这样的好县长，不能走！”陈县长说：“现在是工作，还得走，以后我再来。”陈县长听不懂维吾尔语，由刘瑞珍给他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