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言语交际的人是形形色色的，他们的言辞及形体语言的表达，也不可能千篇一律。由于各人的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地位、文化、修养、情趣、性格、气质等的差异，其表达必然带有区别于他人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构成其言语的风格，主要体现在音量、音调、音准、语气、用字、遣词、造句、辞格以及神情、姿态、动作等方面。中国自古便有“文如其人”之说，那是指文字表达，意为文章的风格恰与作者的为人相似。而在言辞及形体语言的表达中，同样也认为“言如其人”。“言如其人”就是说，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神态，也体现着这个人的风格。因此，法国著名评论家布封认为：“风格就是本人。”我国的《文子·符言》中也说：“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闻者，所以通人于己也。”就是指出了发送者必然体现出自己的风格，而接受者也由其发送了解其风格。
一、言语风格的含义
风格原本是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主要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习惯上称艺术风格。“艺术风格作为一种表现形态，有如人的风度一样，它是从艺术作品的整体上所呈现出来的代表性特点，是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艺术家的主观方面的特点和题材的客观特征相统一所造成的一种难于说明却不难感觉的独特面貌。”
实用口才的言辞固然不是艺术作品，但其表达是不能不讲艺术性的。更何况许多言辞都不是只言片语，而是以“话篇”的面貌出现的，这与艺术作品在事实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实用口才的交际言语仍然存在风格的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是交际的言语风格呢？
风，就是风貌；格，就是格调。言语风格，指的就是交际者在交际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以稳定、鲜明而独特的表达手段和表现方法展现出一种个性十足的风貌、格调。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风格是交际者个性的体现。个性是有别于他人的特性。人们对某人个性的了解，可以通过其发送的言语来获得，但不能仅据自己感受到的发送来断定某人的言语风格。发送者的言语风格是由其一系列发送来体现的，不能仅仅依据其只言片语或一两次发送，便认定其具有某种言语风格。
《红楼梦》第三回中，林黛玉初进贾府，正在堂上与众亲戚围坐贾母身旁听贾母叙谈之时，忽听后院有人高声大气地笑道：“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当时就觉得十分纳罕：“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这只是黛玉及读者对其个性的了解。后来贾母向黛玉介绍说：“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她‘凤辣子’就是了。”黛玉及读者也仍然只是了解了王熙凤的泼辣个性而已。直到以后王熙凤的多次与人交际，黛玉及读者才认识了她那骄横、恣肆、刁钻、刚愎、尖刻，而又圆滑、乖巧的言语风格。
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就具有极其突出的言语风格——诙谐发噱，幽默风趣。《林肯传》中，他的好友比尔·格林等人这样评价他的言语风格说：“他活像个从儿童图画中钻出来的人物。”“他的严密的说理与诙谐滑稽，很少有人能同他并驾齐驱。”“他讲起笑话来，简直会使人笑破肚皮。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真正的滑稽演员，而林肯肯定算得上一个。”“哪怕是一些严肃的事情，经他一调侃、谐谑，每每致人掩口发噱、拊掌大笑。”比如，林肯在与戴顿竞选第15任总统布坎南的副总统时，由于当时蓄奴主义的影响在美国较为强大，主张废奴的林肯以悬殊的票数败于戴顿。当人们将选举结果告诉他时，他竟眨眨眼，一本正经地说：“啊，那败下去的家伙一定是另一个叫林肯的人！”其神情引得人们哑然失笑。
其他著名人物，其言语风格也很突出。如我国春秋诸子中，孔子的深沉精辟，孟子的浅显生动，墨子的严谨质朴，庄子的幽默机智，荀子的周密恣扬，老子的厚重激越。又如领袖人物中，马克思的严肃深刻，恩格斯的典雅周密，列宁的尖锐炽烈，斯大林的厚重凌厉，毛泽东的机智风趣，周恩来的亲切细腻，陈毅的粗犷酣畅，邓小平的坚毅果敢，等等。
二、言语风格的形成
交际者的言语风格并非天生，而是多种因素使然。
（一）客观因素
1.时代背景
任何一个交际者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中的。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观念、思潮、习俗、情趣，会给交际者以厚重的熏陶和深沉的影响。不管交际者是否有意，其发送的言语都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俗话说“什么时代说什么话”，原因就在这里。
我国早期典籍《国语》中记载的公元前800多年的周厉王时期，“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就是那个专制政治时代的反映。人们都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只以眼睛示意而已。即使非说不可，也只能歌功颂德。
而到公元前300多年后的春秋时期，政治开放，经济发展，文化丰富，观念递进，人们不仅敢说，而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涌现一大批风格迥异的能言善辩之士。
从汉末到东晋，由于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险恶，在士族门阀中则形成一种清谈风格。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长期沦陷，人们又多慷慨激昂，奋勇炽热。
清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严厉镇压反满活动，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又严防民口，禁绝一切有碍其统治的言论，造成人们的言语大多唯唯诺诺、阿谀奉承。
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就下过一道《戒浮文巧言谕》，告诫人们：“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于是有平实俚俗的风格。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巧言丽语的风格又盛行起来，反对平实质朴的大白话。林纾就公开提出：“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
“五四”时期由于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那种咬文嚼字、陈腐铺张的言语风格被人们唾弃，而致俗语白话再度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讴歌共产党，赞美新社会成为时尚。后来的一场反右斗争，又使人三缄其口。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登峰造极，彼此交际要么不谈，要么只谈天气。这时还有什么风格可言？
2.社会环境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环境创造人”，就明显地体现在言语风格上。
长期在校园里生活的教师，与长期在工场劳动的工人其言语风格就会有明显的差别。一个家庭，父母脾性火暴，一贯粗声大气、吵吵嚷嚷，其子女就会耳濡目染，滋生类似的言语风格。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的言语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所处环境造成的。在娘家时，她是当时四大家族中王家的宠女，趾高气扬、颐指气使惯了。出嫁后，又是嫁到同是四大家族之一的贾家。并且，深得贾母喜爱，年纪轻轻便成了当家的二奶奶。又由于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上面有重重叠叠的长辈，左右有许许多多的亲戚，这就使得她在骄横、恣肆之中，不能不有一些圆滑、乖巧。
3.民族特点
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文化心态、思维方式存在着差别，他们的言语也体现着自己民族的风格。有人说：“世界上有四类人，一类讲了就干，如美国人；一类干了再讲，如日本人；一类干了也不讲，如德国人；还有一类讲了不干，不少中国人就属于这一类。”这也可以说是不同的民族特点在言语风格上的不同性。
拿日本人与欧洲人来说吧：日本人在谈话时常常爱笑，这使欧洲人莫名其妙，误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而不高兴。其实，这是日本民族言语交际的一种风格，就像欧洲民族在说话时喜欢故作惊疑、眉飞色舞、指手画脚一样。日本民族的笑，并无任何不尊重的成分。还有，日本主人向来客介绍自己的妻子时往往这样说：“这是我妻子，她笨得很，做事无条理，饭菜也做得不好吃。”而向来客介绍自己时，也说：“鄙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没什么本事。”如果来客果真这样认为，那就糟了。须知，这仅仅是日本人的一种自谦的言语风格。欧洲人就不同，他们向来客介绍自己的妻子时，总是自豪、夸耀：“这是我心爱的妻子，她聪明伶俐，烹调技术非常好，今天可以让我们饱饱口福了！”还有，日本人向客人赠送礼物时，往往说：“这东西不好，给你做个纪念吧！”如果客人是欧洲人，听了会很不舒服：“既然不是好东西，干吗要送给我？”日本人对客人赠送礼物给自己时明明心里很喜欢，很想要，可嘴里却说：“不要，不要，您带回去吧！”如送礼者是欧洲人，就会感到很难堪：“是不是这东西太不值钱了？”或者：“是不是认为我在向你行贿了？”而欧洲人在客人赠送给自己礼物时，往往是兴奋不已：“啊！太好了，我非常喜欢。谢谢您！”
4.学习对象
一个人，尤其在他的启蒙阶段，往往将与自己接触得最多的、自己最感兴趣的、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其他发送者，作为自己言语风格的学习对象。有意、无意地模仿、借鉴他人发送时的方方面面，或对他人发送的不足加以改进。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不少家庭，子女的言语风格会与其父母有惊人的相似，原因就在于此。还有像学校的学生，对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的言语风格，也会加以学习。广播、电视中的主持人、播音员、演员，其言语风格也会成为听众、观众的学习对象。
极有口才的林肯，其滑稽、幽默的风格，就是从学习对象那里获得的。据《林肯传》记载：17岁时，“他徒步30英里，到一个法院里去听律师们的辩护词，看他们如何辩论，如何做手势。他一边倾听那些政治演说家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边模仿他们。他听了那些云游四方的福音传教士挥舞手臂、声震长空的布道，回来后也学他们的样子。他会扮各种鬼脸，会讲滑稽故事。他用读书的那股劲来研究各种人物”。在林肯长大后，这种学习一直没有停止过。他在纽萨勒姆碰到一个医生约翰·艾伦，这位医生“能心平气和地同人辩论，显示出他是一个诚恳而顽强的人，他是一个很值得林肯研究的北方佬”。
（二）主观因素
1.个性气质
个性气质是最能体现交际者言语风格的因素。具备什么样的个性气质，就会有什么样的言语风格。“风格即其人”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个性是开朗、宽厚、坦率的人，与个性是阴郁、刻薄、隐讳的人，二者在言语风格上就会有天壤之别。梁山上的好汉108人，可以说时代、环境、民族等客观因素都相同，但许多人的言语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比如那个李逵，语多粗顽率直，这是其个性气质所致。同时生活在大观园里的姑娘林黛玉和薛宝钗，由于林黛玉的个性气质比薛宝钗显得伤感、孤傲，所以林黛玉的言语风格就同薛宝钗有异。
2.生活阅历
生活阅历的深浅，可以造就和影响交际者言语的风格。生活阅历深，其言语风格往往深沉、稳健；生活阅历浅，其言语风格大多外露、游移。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的谈吐，就与一位初涉人世的青年在风格上大相径庭。
鲁迅的《祝福》中，“我”一到故乡鲁镇，便在河边碰到已沦为乞丐的祥林嫂。“我”满以为祥林嫂是要向自己讨钱，却万万没料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是识字的人，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很悚然，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实在无法作答，只好吞吞吐吐，敷衍塞责：“也许有罢，——我想。”不料那祥林嫂竟又问道：“那么，也就有地狱了？”“我”又大吃一惊，仍然是作答不得，仍然只有支吾。谁知祥林嫂仍然在追问：“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我”委实说不清楚，只好匆匆逃离。
一个无名无姓，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女人，竟有如此深沉的言语表达，是什么造成的？就是生活阅历！
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其生活阅历令人心酸：
丈夫死后，便决心守寡，从一而终。在婆婆逼她再嫁时，只身逃到鲁镇做了鲁四老爷家的女佣。不幸被婆婆侦知，带人将她抢走，强行嫁给深山中的贺老六。她寻死觅活不得，只好认命，生了儿子。然而又不幸的是贺老六不久又病死，更惨的是儿子又被狼吃了。在她痛不欲生之时，贺家的大伯又来夺去了贺老六的房子，将她赶了出来。她走投无路，只好再回到鲁四老爷家做女佣。可是鲁家以及鲁镇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不吉利的肮脏女人，不仅嘲笑、奚落她，而且不准她触摸祭祀的物品。尽管她千辛万苦凑够钱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赎了自己的“罪孽”，但仍然不能改变人们对她的鄙视与侮辱。这给了她毁灭性的一击，从此变得木然，最后被鲁家赶走。
如此坎坷、悲惨的生活的折磨，也就使她不能不产生那样的言语风格。
3.文化修养
文化修养对交际者言语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化修养高，受知识的熏陶深，言语交际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往往表现出高层次的品位。一般说来，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其言语风格是质朴、俚俗的；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其言语风格是凝重、典雅的。
鲁迅《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他偷了何家的书，在酒店被人奚落时，他竟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的言语风格可谓鲜明至极！何以至此？原来他是一个写得一手好字的读书人。在20世纪初的那个年代和鲁镇那个地方，像他这样的人，算是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了。他虽然贫困潦倒，只能与扛活的短衣主顾们为伍，可言语却总要流露出颇有文化修养的读书人的风格。人们听其说话，之所以会哄笑，这就说明他的言语风格实在特别，不同凡响。
文化修养固然可以影响言语风格，但并不是说，文化修养高的人就必然说话艰深、晦涩，让人半懂不懂以显其风格。一个人说话的言语风格当然是较为稳定的，如果与文化修养高的人进行言语交际的对象是一个文化修养很差，甚至没有文化的人，那么文化修养高的人就应当把握自己风格的分寸，注意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对此，列宁就明确指出：“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抛弃记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的、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列宁的文化修养是很高的，其言语风格也很突出。
4.职业地位
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在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也是促成其言语风格形成的因素。拿职业来说吧，当一个人长期从事某种职业时，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围绕其职业而展开。他的思维，他的注意，也会集中在从事的职业上。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其言语也就明显带着职业的色彩，从而显现出区别于其他职业的独特风格。像教师的言语风格就不同于商人的言语风格，政工干部的言语风格就不同于打工仔的言语风格。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我国著名小品演员黄宏，世人无不公认其言语风格充满了幽默、戏谑的色彩，这是因为他的职业所致。他成天就在琢磨如何逗笑他人，给他人创造欢乐。在舞台上，他当然是有充分准备的发送，着眼点是表演，还不能显现实用口才的言语风格。但由于职业的原因，就在非舞台表演的日常生活中，他的言语也表现出明显的幽默、戏谑的风格特色。试看几例：
黄宏刚出生不久，一天，比他大三岁的二哥黄小枫从窗台上跳向床上的被垛，不想一下落在黄宏身上，压得黄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多年后，黄小枫成了一名优秀的舞蹈家，黄宏对人谈起此事时说：“我是青年舞蹈家黄小枫艺术道路上的第一块铺路石。”
黄宏刚学会走路时，一次嘴里含着筷子跌了一跤，筷子刺破了咽壁，鲜血直流，几天滴水不能进。他成名后，一次唱歌跑了调，他自嘲道：“可能是那次筷子扎了。幸亏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使用筷子的习惯，不然像西方那样使刀、叉，那就不是跑调的事了。冲这一点，就得爱国呀！”
黄宏职业上的搭档宋丹丹，与英达离婚后，一天碰到黄宏，满眼含泪地说：“黄宏，我成了独身了！”黄宏安慰道：“别难过，你和英达离婚，就像香港回归一样，你终于从英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黄宏的如此言语风格，不能不说是受了其小品演员的职业的影响。
5.爱好情趣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爱好情趣，他的言语指向会自觉不自觉地倾注于其爱好情趣之中。这虽然与职业取向有共同之处，但又不等同于职业取向。如果说职业取向还有着一定被动的客观制约性的话，那么爱好情趣则完全出于个人主观的因素。它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倾向。比如一位医生，他的职业是治病救人，成天要与病人或药品打交道。但是，如果这位医生是一个体育爱好者，而对足球又特别情有独钟，那么，体育，尤其是足球，就会对他的言语风格产生影响。他就可能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以及日常生活内，于言语表达上流露出体育、足球味很浓的风格色彩来。
一位观众去电影院看电影，进场时电影已开演了。他的眼睛一时不能适应，眼前一片漆黑，不小心被前面一位观众稍稍伸出的脚绊了一跤，额头碰在椅子上，起了包，渗出了血。影院工作人员立即将他扶出，到附近一家诊所诊治。该诊所的医生一边为他治疗，一边自语道：“嗨，那个人也真是，铲球也要铲到点子上嘛，不该铲时硬铲，看把别人铲的！”接着调头问那影院工作人员：“将他红牌罚下没有？”之后，又安慰伤者道：“不要紧，你上去一个点球，狠狠地给他射进门去！”说得伤者和工作人员都忍不住要笑。
（三）语词因素
1.语词惯用
语词惯用是指有的交际者在言语表达中习惯使用某些语词。不管这种使用是否合适、贴切，反正习惯了，每每挂在嘴边，因而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言语风格。孔乙己的“满口之乎者也”，可以说也是一种由语词的惯用形成的风格。
《镜花缘》第二十三回，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在君子国走进一家酒楼，酒保上来招呼道：“三位先生光顾者，莫非饮酒乎？抑用菜乎？”林之洋骂他酸臭不堪，催促他：“有酒有菜，只管快快拿来！”酒保不气不恼，陪笑道：“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林之洋不禁拍桌吼道：“什么‘乎’不‘乎’的！你只管取来就是了！”不想酒保却给他们错端了醋来。林之洋不觉大怒。邻座的一位驼背老者劝他道：“先生听之：今以酒醋论之，酒价贱之，醋价贵之。因何贱之？为甚贵之？其所分之，在其味之。酒味淡之，故尔贱之；醋味厚之，所以贵之。人皆买之，谁不知之。他之错之，必无心之。先生得之，乐何如之！”唐敖、多九公听了，惟有发笑。林之洋道：“你这几个‘之’字，尽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他不知道，这就是君子国的言语风格。
2.语词善用
语词善用是指有的交际者在言语表达中十分善于运用各种语词来丰富自己的表达内容，从而形成独特的言语风格。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典范。他十分善于将各种语词巧妙地融进他的报告谈话之中，往往是信手拈来，贴切自然，成为一种非常突出的言语风格。
毛泽东的善用语词，涉及面很广，但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①中国古代思想家言论。如孔子的“欲速则不达”（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演），孟子的“心之官则思”（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1949年3月13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庄子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典故。如《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在中共七大上作的闭幕词），《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七十二变”（1937年8月在延安抗大的讲演），《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同前），《红楼梦》中的“苏州姑娘林黛玉”（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京剧《法门寺》中的“贾桂的故事”（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西厢记》中“张生和惠明的故事”（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
③成语典故。如“坐井观天”（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1938年5月26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亡羊补牢，犹未为晚”（1941年1月22日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以邻为壑”（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纸上谈兵”（1936年12月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演）。
④诗词曲联名句。如《元曲·争报恩》中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938年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1939年12月26日在斯大林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明朝解缙的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鲁迅的诗《自嘲》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前）。元朝萨都剌的词《登石头城》中的“天低吴楚，眼空无物”（1949年2月15日时局的评论）。
⑤俗言谚语。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同前）。“自吹自擂，称王称霸”（1941年11月21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1943年11月29日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人怕出名猪怕壮”（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铁拐李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1958年11月2日在郑州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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