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处境愈来愈坏。
香港的《工商报》造谣说，他的辞职是因“亲共”而躲避。不久，《循环日报》又有文章说他原是《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意即研究系的人，现在是共产党的同道，果然“到了汉口”去了。为此，他立即去信更正，说明“仍在广州”，可是石沉大海，一直不见登出来。
不得已，他只得直接写信给广州市公安局长，报告他的住址，表示随时听候逮捕。虽然接到了公安局长的安抚信，又有个别的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保证他的安全，而他仍然免不了苦闷和烦躁。有一次，他告诉梁式说，黄埔军校的某高级军官就住在他寓所的上楼，那军官也认识他的，住在这种地方怎能说是躲藏呢？虽然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得很洒脱，又是“‘管他妈的’可也”之类，而实际上他却无法摆脱由于安全问题所带来的紧张。
对于他，既有公开的恐吓，也有暗中的算计。有人在报上警告他，说不要把胡子变成灰色，也不要变成红色；有人以他曾在陈独秀办的《新青年》里作过文章为据，证明他是共产党。还有借访问、研究、谈文学，每天前来侦探思想的。遇见盘问式的访问，总得格外小心，提防被抓到什么把柄。致命的还有“鲁迅派”问题。在一个党外不准有党，党内不准有派的时代，自成一派当然危险了。而广东人和“学者”们又偏偏有将人定为某一派的嗜好，否则心里便不舒服。
这么一来，要他做序的书，便托故取了回去；他在期刊上的题签，也被暗暗撤换了。从前的什么“战斗”、“革命”一类头衔固然全部革掉，有一种报纸，甚至竭力不让“鲁迅”二字在上面出现。如果一人受罪倒也罢了，最使他不安的是延及跟他从厦门同来的几个学生，后来，竟至于找不到学校可进，其中有一个，曾经有同乡忠告他说：“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吧！”
还有邮来的函件或书刊，总是背着各种什么什么检查讫的印记，是不是审查机关对自己的邮件特别感兴趣？一个酷爱思想自由的人，却生活在一个连信件也可以随意检查的国度里，怎么能不感到苦恼呢！
就在这政治气候十分恶劣的时候，许寿裳离开了广州。
对于朋友为自己而辞职，他是反对的，因为饭碗实在不容易找。但是劝阻也没有用，许寿裳一样是血性男儿。那么走就走罢！不久自己也当离去了，只是从此缺少了一个谈话的对手，一个知己者，一个可以倾诉可以托付的人！见过那么多惨酷的死亡，对于离别，他竟也有些伤感。
送走许寿裳的次日，他收到中山大学同意辞职的来函，历时一个多月的“挽留”运动遂告结束。总算完成了一件事。不过，另外的问题又向前逼近了，不由得他不去想。如果说在厦门时是“肚子不饿而头痛”，现在，则颇有点“肚子饿而头昏”了。那么，将来教书呢？抑或创作？寓沪呢？还是回京？
要保持良心和责任，就必须失掉快乐和自由……
许寿裳走后，二楼顿然变得空空荡荡。
他感觉到了空空荡荡。
她也感觉到了空空荡荡。
在空空荡荡的大沙漠里，只剩下两个人，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另一个的依靠和目标。他们都焦渴，他们的生命之泉都在与社会的苦斗中日渐干涸了。他们只有在一起才会有水，有汩汩的温柔的流动。譬如庄子寓言里的涸辙之鱼，吻和唾沫，此刻同时成了生理上和生活上的第一需要。沙漠里没有太阳，只有风和黑暗。他们必须彼此紧靠在一起，并筑的两副肩膀，足够抵挡风沙的切割，心点燃心，就能生起熊熊的篝火，照亮共同的道路。他们都是长路漫漫中的“过客”，是受伤者，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抚摩和包扎伤口，至少可以减少若干疼痛，就这样艰难地撑拄着继续前行……
爱就是成为一个人。他们彼此间的呼唤已经许久了，心连在一起，而他们还是两个人。北京时期是两个人，厦门时期是两个人，广州时期还是两个人。岂止时间和空间才构成了结合的障碍？传统观念的存在才是最可怕的距离。可是，现在，一切的羁绊都消失了……
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任何奢侈品的艳色与芳香，也没有任何人的祝福。他们深信两具灵魂的内容，所以敢于藐视现代文明人的最庄严最华丽的婚仪，而坚持选择了爱情的最原初最朴素因而也是最合理的形式。既是爱情，又是友谊。具有友谊性质的爱情无须发出扰人的嚣音，默默中，却激发了人生最强久的活力……
过了些时日，许广平使用一种特别的文体，暗暗记录下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与鲁迅在一起的那个初夏的夜晚：
魔祟（独幕剧）
人物：
睡魔——简称魔
睡的人——睡
睡的人的爱者——爱
时间：一个初夏的良宵，暗漆黑的夜，当中悬一弯蛾眉般的月。
地点：一间小巧的寝室，旁通一门，另一间是书房。
睡寝室的电灯熄灭着，月亮是暗暗的，死一般静寂，只有微微的呼吸，以判别床中睡的人还是活着，隔壁书房的灯光，从木门的上面的横式长方的玻璃上透射些光照过来。睡着的B一点也不动，约莫有三个钟头罢！如常的死般睡着。
爱书房中，她的爱者G，在书桌前收拾他照例做完的工作，伸个懒腰，静默的长伸出两腿来，似乎躺在帆布椅样的把身子放在坐的藤椅上，口吸着烟卷，想从这里温习他一天的课业，又似乎宁静百无所思似的，待烟吸完了，轻轻踱进寝室，先把未关好的窗门收起来，想是要放轻些，勿致惊醒B的好梦，不想反而不自然地铿的一声，窗关了的声响，魔被挑拨其蛮性，发为不清澈而反抗的声：“什么？把窗子弄的那样响！”
爱听不清魔说的甚么，只放轻脚步走到床前，扒开帐口，把手抱住B的脖子，小声地喊着B，继而俯下头向B亲吻，头几下B没有动，后来身子先动了两下，嘴也能动了，能应G的叫声了，眼睛闭着，B的手也围住G的颈项，坐了起来。B不久重又睡下，这时床上多添一个G。
魔你那么大声关窗子，把我弄醒了。
G，声并不大。
B，以后由我关好了，我先关窗再睡。
G，不用，你睡了醒透再关就好了。
……
死一般静寂来到，没有别的话语，直至良久。但B时时闭着眼，用手抚摩G的脸，继又吻他，总是手，吻，继续的在G的身子上，经过多少时，G说，我起来喝点茶，又吸一枝烟，重又躺在B旁，仍然没有话说，待烟都变成灰，已经散布在床前地下，G说，大约有两点钟了，我们灭灯睡罢！寝室暗黑，这时有些少光从正面的窗外射进来，B是静静的，G老是叹气，B没敢问，陪了经过好久时间，有点鼾声从G那里发出，B放心睡下，偶然G动了动，B赶快曲着身子来抱他，但总觉得他是被睡魔缠扰般不能自主地回抱。
魔在那帐顶上狰狞发笑，G是长叹，B不知用什么法打尽那魔。这是一篇纪实文字。
剧中睡的人B是许广平，睡的人的爱者G指鲁迅，其间还安插了一个窥探隐私的狰狞的睡魔。表面上看来，睡魔的角色是虚拟的，意在加强某种戏剧意味和神秘色彩，然而在他们的生活中间，却实在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存在。
早在北京的时候，便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刺探他们的秘密，到离京时，类似桃色新闻的传言已经蜂起了，且随即跟踪他到了厦门。鲁迅虽然气愤，但也无法，只好咬紧了牙关忍受。后来，他奋力挣扎到了广州，作为一种反抗，干脆让许广平当了自己的助教，演讲时兼作翻译。搬进大钟楼的头几天，许广平替他布置卧室，挂窗帘，买食物及其他杂物；以后有客来访，也往往由她烹茶，拿出糖果和西洋饼干接待。所有这些工作，都是超出弟子或助教的本分的。然而，即使有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也只能到达这种程度。他们有必要做出保留，就因为考虑到了这横亘的魔祟，尤其在这多事之秋。
直到几个月后离开广州，他们才除掉了令人气绝的面具，在一起同居。对于公众舆论，他们是挑战者，从来藐视它的力量，但是又不得不期待它的承认。在旧道德和新道德之间，鲁迅毕竟也是“中间物”，他无法跳出一个古老的荒诞的文化环境对他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