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人间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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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61奇袭

清早。

在家里,鲁迅遭到了一次突然袭击。

他照例的夜深方睡,很迟才起来。正当熟睡之际,女工进来叫醒了他,说:“外边来了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说要见你。”

他立刻知道了那是杨遇夫,名叫树达的,因为邀自己讲课,曾经来访过一次。他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请进来吧。”

时钟:9点20分。

客人进来了。鲁迅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因为他并非熟识的杨树达,而是一个二十多岁,方脸,大眼,大有学生风的陌生青年。穿一件藏青色的长衫,时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青色中折帽,还有一个彩色铅笔的扁匣子,咯咯咯地发出摇动的响声。

“你是谁?”鲁迅疑心刚才听错了。

“我就是杨树达。”

哦,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鲁迅想,于是问道:“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出来的?”

“我不乐意上课!”

对于这样一个孤行己意的傲慢的青年,该说些什么呢?鲁迅随口问道:“你们明天放假吧……”

“没有,为什么?”

“我是接到了通知的……”鲁迅一面说,一面想,他连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可见已经许多天没有上课了,不,也许本来就是那类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荡者……

“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

“拿团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谁拿出去的?”

奇怪!这个人怎么如此无礼?鲁迅接着又想,听口音似乎是山东人,那里的人大多率直,况且青年人思想简单……或者,他知道我不拘礼节的也有可能……但他终于怀疑起来,问:“你是我的学生吗?”

“怎么不是!哈哈哈哈……”

“那么,你来找我干什么?”

“要钱呀!要钱!”

“要钱有什么用?”

“穷呀!吃饭不是总要钱的吗?我没有饭吃了!”青年手舞足蹈起来。

“怎么向我要钱呢?”

“因为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自然钱多得很!”他说着,脸上现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

大约从哪里看了些上海的恐吓团之类的报道,便这么模仿起来了,还是得防着点。鲁迅想了想,便略略移动了藤椅,准备紧急时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钱是没有的。”他决定地说了。

“说谎!哈哈哈,你的钱多得很。”

正好女工端茶进来,青年立即指着鲁迅问道:“他不是很有钱吗?”

女工很害怕,终于回答说:“没有。”

“哈哈哈,你也说谎!”

女工见状,慌忙逃了出去。这青年换过一个坐位,指着茶的热气说了声“多么凉”,目光便又落到鲁迅身上。鲁迅想:该是讥刺我不肯借钱,是凉血动物了,但决计以沉默对付他。

“拿钱来!”他忽然大声叫道,手脚也愈加舞蹈起来,“不给钱是不走的!”

“没有钱。”

“没有钱?你怎么吃饭?我也要吃饭。哈哈哈哈……”

“有我吃饭的钱,没有给你的钱,——你自己挣去!”

“我的小说卖不出去。哈哈哈!”

鲁迅想:他或许投了几回稿,没有登出,气昏了。然而为什么向我为难呢?大概是不喜欢我的小说的吧?或许,该是得了神经病?……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名人一做就发表,拿稿费,还说没有钱?哈哈哈哈!晨报馆的钱已经送来了吧?哈哈哈!什么东西!周作人,钱玄同;周树人就是鲁迅,做小说的,对不对?孙伏园;马裕藻就是马幼渔,对不对?陈通伯,郁达夫。什么东西!Tolstoi,Andreev,张三,什么东西!哈哈哈,冯玉祥,吴佩孚,哈哈哈……”

“你是为了我不再向晨报馆投稿的事而来的吗?”鲁迅心里起了新的疑惑。

“反正不给钱是不走的。什么东西,还要找!还要找陈通伯去。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连兄弟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鲁迅想:古人的凶心,的确都已遗传给了现在的青年。但他又觉得,这动机未免有点荒唐可笑;想着想着,竟自个儿微笑起来。

“你不舒服吧?”青年问。

“是的,有些不舒服,因为你骂得不中肯。”

“我朝南。”他忽而站起来,对后窗说,不一会就在床上躺了下来。

这时候,鲁迅拉开窗幔,使不速之客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些。果然,青年有所动作了,眼角和嘴角都颤抖起来,每一抖都很费力,但不多时也就平静了。

说是疯人的神经性痉挛吧,颤动何以这样不调匀,牵连的范围又何以这样大,这样不自然呢?鲁迅想,一定是装出来的。

他最憎厌装假。这样,先前的纳罕和尊重之意,全都消失了,只剩一种近乎作呕,或沾了龌龊东西似的心情。从语言和动作综合看来,青年的本意无非是用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施以侮辱和恫吓,使自己和他所提及的人们都不敢再做辩论或别样的文章;万一遇到麻烦,则又可用“神经病”作盾牌进行抵挡。——谁说现在的青年单纯而且偏激呢?

青年躺着,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

鲁迅坐在一边,跟着他的歌调吹响口哨,借以嘘出心中的厌恶。

“哈哈哈!”青年翘起一条腿,指着鲁迅的鞋尖大笑。

鲁迅知道他在嘲笑自己早已磨破的鞋尖,但是并不理会。假象一旦识破,也就毫无兴味了。

青年忽而起来,走出房外去,极灵敏地找着厕所小解。鲁迅跟在后面,也相陪着走进厕所去,回到房里,青年重又开始无止的聒噪:“吓!什么东西!……”

鲁迅不耐烦了,但仍然恳切地说:“你可以停止了。你的疯完全是装出来的。当然,你此来也还有着别的目的,这我也知道。如果是人,见人可以明白地说,何必装怪相呢?我说,你还是说真话吧,否则所有工夫都是白费的。”

他好像没有听见,眼睛却注视着壁上的一幅水彩画,过了一会,便指着那画大笑:

“哈哈哈!”

鲁迅厌烦极了,便伸出鞋尘一触他的胫骨,说:“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还装什么呢?倒不如直接说出你的来意。”

青年仍然没有听见似的,徘徊了一会,突然取了折帽和铅笔匣子,向屋外走去了。

这可完全出于鲁迅的意想之外,他追了上去,拉住青年的手,说道:“何必就走,还是你自己把来意说出来,好让我更明白些……”那青年一手乱摇,闭了眼睛,拼了双手向前推挡。拉与挣之间,两个人终于到了大门口。

青年走了,傲然而且从容。

女工早已把情况告诉了鲁瑞她们,大家都非常紧张,等鲁迅进门以后,便立刻围拢来探问究竟。鲁迅把情形简单说了,判断进来的人很可能是流氓,是别人派来捣乱的。跟着,他布置说,事情还是防备点好,倘有人来,先问清楚是谁然后开门,再把门闩插上……

因为这人声言要找周作人,鲁迅心里很着急,但是又愤于日本女人的不测之威,怕传去口信会引起讨好之嫌。不过那结果,还是让人把消息捎给了八道湾。

“你不舒服吧?”

每记起白天的这句问话,鲁迅便不胜气恼。一个人无端地被侮辱,被侵害,还会是舒服的吗?对于中国的情形,他本来已经作了很坏的推断,但还没有预想到文化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使用疯子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

他决意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写出来,一者暴露幕后的鬼祟,二者表示自己的愤怒和侮蔑。他不是那种冷静的人,只要情绪一来,非得把文章写完不能睡觉。

一个晚上,就放下了四回笔。女工虽然将门关了起来,听得打门声却不敢出去,总是通知他亲自去开门。

他确乎受损了。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

一周以后,有几个学生告诉鲁迅说,那天访问他的学生叫杨鄂生,确实是神经错乱的,来访的当天是发病的头一天,此后病情就愈加严重起来了。

鲁迅听了,心里十分沉重。

他相信学生的反映会是真实的,因为自己对于神经病患者的初发状态并没有实见,也未曾注意研究过,自然很容易看错。自己翻译过不少有关疯人的故事,也写过疯人,疯人的命运是极其惨苦的。怎么能凭了多年的世故,便平白给一个清白无辜的病人以诬陷呢?何况遭了诬陷他也不能辩白!少年时候,被衍太太放出的流言所中伤,那印象实在太深了,不料今天自己竟也成了一个诬告者!当他知道了这学生是一个疯人,这时,倒真心希望这一回是装出来的。然而事实是事实,有什么法子呢?

记事的文章已经发出去了,他只好立即做一份辨正的声明,寄到语丝社去。

声明说,在前一篇记事中,由于自己神经过敏的推断的几段应该注销,但记事本身仍然可以保留,原因是:它意外地发露了人与人之间,至少是自己与这青年之间的互相猜疑的真面目。最后,他表达了由衷的祝愿,希望病人从速地回复健康。

过了三天,文章终于出来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发表的当天,鲁迅接到署名李遇安的一封信,还有一篇文稿,那是读了文章以后,特意说明同学杨鄂生的情况的。读过之后,他觉得先前的一点辨正实在太简单,太无力了,实在不足以挽回损失的一切。他完全陷入了痛苦的自责之中,良久,才将补救的办法写信告诉了孙伏园,虽觉同样的简单无力,但也只得仍之了——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所以我想,我前天交出的那一点辩正,似乎不够了,很想就将这一篇在《语丝》第三期上给他发表。但纸面有限,如果排工有工夫,我极希望增刊两板(大约此文两板还未必容得下),也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

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