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人间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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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47《新青年》的解体

历史总是要保持一个恒量。

五四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在斗争中负了盛名,但因此也遭了艰险。终于,陈独秀被捕入狱了,《新青年》随之停刊。1919年年底,杂志同人决议将编辑部转移到上海。

在沪出版的《新青年》,仍由出狱后的陈独秀负责编辑。这时,他变得更为激进,决心赋予手头这个复活的杂志以一种战斗的政治色彩。8卷1号,劈头就是他的《谈政治》,同期还开辟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革命后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紧接着,针对研究系利用《改造》进行的反动宣传,他又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推动的作用。

所谓“研究系”,是一个麇集资产阶级政客的集团,狡猾善变是他们的共同性格。辛亥革命后,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别成立民主党、联合统一党、共和党,袁世凯时代合并为国会中的第二政党——进步党。尔后,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领袖人物又提出“不党”主义,自行取消了进步党。由此分化为宪法研究会和宪政讨论会。这两个派别不久统一为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这班政客依附北洋军阀,其中不少在北京政府中担任要职,此外还豢养些帮闲文人,共同窃食革命的果实。

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却过起了流亡生活。1916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在孤立无援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宣布恢复曾经一度取消的国民党,亲自奔赴广东,领导护法运动,试图捍卫共和政体和民元约法的尊严。但是,由于南方军阀的背叛,再次遭到失败。1919年,国民党改称为中国国民党。次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在护法的旗帜下成立非常政府,任非常大总统。从此,广州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一个新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了。

空间的距离,往往带来心理上的隔阂。本来,《新青年》的同人们是为共同的全面反传统的意识所集结起来的,各自的世界观很不相同,随着政治季候的急遽变化,其中的差异性便作为深刻的裂痕出现了。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人事变动成了事情发生的诱因。

陈独秀赴粤前,先后给北京同人和胡适、高一涵发出两封信,报告编辑事务移交陈望道办理,以及编辑部人员的变动情况,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做了检讨,希望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以使杂志日后仍然趋重于哲学和文学。信中特别提到南方关于胡适和陶孟和接近研究系的传闻,希望他们有所警惕。

信是温和的。可是,在胡适看来,却不免有着虚矫的成分。目下的《新青年》,难道可以指望其改变色彩吗?在上海同人的主持下,任北京同人怎样抹淡也没用。鞭长不及马腹。他心里有一种亡失阵地的焦急与悲哀。虽然,他认为很有必要就接近研究系一事进行辩正,最后还是被当作私人问题给按下来了。他毕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有着相当涵养的人。《新青年》何去何从,成了他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个办法。语调同样的温和,可是看得出来,里面极其深隐地表示了他的不满。

或者传阅原信,或者通知内容,同人们都知道了胡适提出的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趁此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由北京同人于9卷1号内发一个新宣言,略根据7卷1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术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三、暂时停办。

最后接到通知的是周氏兄弟。

这时,周作人得了肋膜炎,在家静养。鲁迅来到后院,同他商量过后,立即执笔回复。

思想革命始终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目标。当此新思潮汹涌而入的时候,他们认为,完全有认真加以研究和介绍的必要。只要有助于古老传统的崩解,就不应加以排拒。几年来,无论在思想革命或是文学革命方面,《新青年》都建立了很大的功绩。可是,作为在手的惟一一份杂志,如果它一旦被改造成单纯的政治性质,则无论如何是可遗憾的。他们同胡适一样认为,要上海同人改变目前的方向相当困难,因此应当把编辑部迁回北京。这样,不但可以催促同一战阵的伙伴多做文章,充实杂志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北京既是旧垒中最坚固的部分,又是文化新军最早出现的地方,因此杂志留在北京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鲁迅个人,对胡适信中“不谈政治”的声明颇不以为然,于是,在陈述了两人的意见以后,对于这点特别做了说明。政治这东西,也并不为官场所专有,我们自说自的话,又何须告诉他们,乞请他们恩准呢?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胡适读罢,觉得鲁迅关于不必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是对的,便立刻在第二天寄给陈独秀的信中补入了。

真是一个可敬畏的朋友!这几年,他一直是《新青年》中的一员健将。胡适记得,自己写了《贞操问题》,他就写了《我之节烈观》;自己写了《我的儿子》,他也就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几乎都是同时进行的。在他,也许并非出于有意的配合,但在自己方面总觉得是一种有力的声援。他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深入一层,但因此顾虑也就特别多;不过,倘以为不成熟的意见是决不会随意说出来的。

胡适的信发出没几天,李大钊就转来了陈独秀给同人们的复信。他没有想到,他的三条办法会激怒他的老朋友。

陈独秀对胡适将《新青年》“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的建议分外不满,他指出,提出另办杂志的主张,纯然是为了反对他个人;因而郑重声明,如果另起炉灶,将与《新青年》完全无关。

接着,胡适收到陶孟和转来的又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警告说,必须考虑与研究系接近的后果,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的末尾,还用了“言尽于此”的字眼,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味。

事情竟发展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在这个时候,周氏兄弟收到钱玄同的来信,并附李大钊等信札三件。钱玄同明确表态支持胡适,认为陈独秀说胡适追随研究系是神经过敏所致。信中集中攻击了中国社会,以为中国社会决不会比政府好,要改良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虽然,他不同意胡适反对谈“宝雪维几”,却认为马克思、“宝雪维几”、“安那其”、“德谟克拉西”,所有主义中国人都讲不上,只好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大家“做人之道”,等到有些“人”气以后再行推翻政府。

钱玄同的意见虽有偏激和颓唐之处,而重视国民根性的改造是不错的。鲁迅不解,陈独秀何以要把另起炉灶看做是反对他个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好呢?要是反对个人而有利于大伙的事业,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考虑和讨论的余地?……

鲁迅给李大钊写信说,对于胡适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种办法,还是以第一种为好。应当有一个哲学文学性的杂志,而且,还须减少点特别色彩。

李大钊把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的意见及时通知了胡适,并且表示,有必要给陈独秀写一封信,辩明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

过了两天,胡适写了一封颇长的信,由北京同人传阅。送到鲁迅手上时,已经先后有五个人看过了——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

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和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始到。)我回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增补叙入。此条言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会。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

十、一、二十二

慰慈赞成此议。适。

一涵赞成此议。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王抚五。

我还是主张以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适注。看来分裂确是不可避免的了。

其实,早些时候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所以发生在《新青年》内部就绝不是偶然的。陈独秀们热衷于政治,胡适们却作超政治的构想;陈独秀们要做政治的实行家,胡适们侧倾向于走进研究室。既然信仰各不相同,难免有分裂的一天;现在连行动都已经颇不统一了,为什么还要强调统一思想?倘按照“中庸”的老法子,勉强凑合在一起,那结果恐怕比分裂还要坏!……

兄弟俩商议过后,鲁迅在胡适的信末以作人的名义写下这样一条意见: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写罢,再将胡适和各人的意见看了一遍,觉得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十分注重《新青年》这个名目。他想,问题不在于挂什么招牌,倘使有一个杂志,其内容抵得上《新青年》的充实,为什么就非用“新青年”三字不可呢?何况,时代天天进步,新书刊也当层出不穷,难道其中就不可以产生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为什么一定要抱住一个旧有的名目不放,把它当成为既定的权威,不让有任何更改的余地呢?

过于看重名分没有什么意思,甚至他觉得有点无聊了。于是,在作人的意见下面,他又加了这么一条: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看上一遍,心里忽然感到了一点寂寞、一点悲哀。《新生》与《新青年》。盲诗人与独弦琴。钱玄同黑色的大皮夹。会馆之夜。狂人。墓地。乌鸦。传过去又传过来的各种信函……凌乱地塞到一起,但一时间也没有怎么细想,便把信转到钱玄同那边去了。

分裂已成定局。

北京方面的来稿越来越少,而上海方面对胡适等人也不存什么奢望。在最后的僵持阶段,陈望道和陈独秀都曾先后写信向周氏兄弟约稿,希望在艰难中取得支持。

对于他们,鲁迅是颇怀好感的。特别是陈独秀,他对自己的创作,是《新青年》的所有同人中催促最力而且奖誉最多的一人。《域外小说集》的再版,也是经由他几度接洽的;此外,建议自己将发表在《新潮》和《新青年》的小说剪辑订正,准备付梓的仍然是他。对于朋友的恳求,自己还能说什么呢?

很快,他寄出了小说《故乡》。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周作人系发起人之一。从这时候开始,《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这个新生的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

孙伏园主编的《晨报》第七版,由鲁迅命名为《晨报附刊》,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开创了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先例。

这两家报刊,同《新青年》一起,同时成了鲁迅创作的催生婆。

他说过,他自己并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然终不免呐喊几声,无非是出于一种“自害的脾气”,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而已。他自比为一匹“疲牛”,无妨废物利用,所以无论张家李家,也无论耕地挨磨,甚至做乳牛的活广告,也都可以任由别人拉去。

他写信给周作人说:“我们此后译作,每月似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果有不均之诮。”有时被友情拉拽得苦,为了应付,也就不能不动用一点“世故”了。人间鲁迅(上)

他来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既要反抗实有的黑暗,又要反抗内心的绝望,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从此,他也就成了一名“圣战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最强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