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校长到来了。
进校的当天，周树人戴上留学仙台时候的制服帽，帽檐下，眼睛很有神采，唇边留的一撮短髭，由于脸部的瘦削而显得特别的突出。他穿着一件灰色棉袍，一双黑皮鞋“橐橐”地响，显得有点威严。但是，见面会上的头一回讲话，却是非常的亲切、明快、有力，丝毫不像以往的监督那般的装腔作势。
他的丰采，立刻吸引住了周围的学生。他们欢迎新校长，那热烈的程度，完全不下于欢迎新国家的诞生。
紧张的是会计员。听得教员们传说，新校长上任以后要查办他。怎知道一来，不但不查账，还和气地教他留任。任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管理财务，这是没有先例的。于是，他不禁叹为奇迹，逢人便说。这样，原来一些惟恐被撤换的教员也便安定下来了，其实就周树人看来，比较整个的教育事业，一笔小小账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况且，在一个黑暗污浊的环境里，作为小人物，沾染一点不良习气也不足为怪。随着新政权的确立，他相信，人们的劣根性总当慢慢地有所改变的。
关于杜海生。说他在秋案中向官府告密，也不过是一种嫌疑罢了。周树人想，既然拿不出证据，就不能随意借故报复。至于说他当时站在可以救援的地位而不设法援救，又怎能算是一种罪过呢。中国治人历来苛酷。置身于淫威之下，一个人，能不轻易诬人就已经不错了。对此，周树人坚持了个人看法，没有遵从王金发的意旨。
头一件大事是剪辫子。
革命以来，最令他愉快的，莫过于昂头露顶于大街，而无须招惹各式各样的嘲骂。记得几个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出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哈哈笑道：“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自然，小青年们对于辫子的憎恨，并不如自己这一代的深，因此他把剪辫当成最重要的内容在见面会上说了。但是，他说的也是把剪辫当作一种趋向加以强调，没有一点强迫的意思。他声明：“剪辫子，自由剪。”在他看来，革命本来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管理学校可不比剪辫的简捷。对于这，周树人十分清楚。
归国以后，他是一直不安于执教的，曾经几次写信给许寿裳，请求另谋出路，只是没有结果罢了。为了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他还曾译了东西寄去，长时间不见下文。教职对于他，现在已不复是饭碗问题了。他清楚地看到，是革命，把一所学校，一代人，亲自移交到自己手上，因此不敢有任何推却。他要履行东京时代自许的诺言，且不说战士，至少要尽一个国民的职责。早在来校之前，针对全县小学教育荒落的现象，曾叫二弟草拟了一个意见书，上呈议会会长，以期引起重视和改革。他知道国民教育的分量。教育是全体的改造，一根教鞭，并不稍轻于一把指挥刀或是一支毛瑟枪的。
学风是学校的灵魂。对于学生，当局往往不是严加压制，就是放任自流，相应地，学生不是恭顺有礼，就是荒嬉度日。教育的现状，跟整个社会现状一样是令人悲哀的。有鉴于此，周树人决定从整顿学风入手。
但是，整顿不是惩罚。它需要某种表率，某种诱导的力量。任何纪律都不应构成笼子，关键的是让学生找到自己，建立读书学习的自觉性。从前担任监督的，大抵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轻易出来走走的。周树人却喜欢走动，课堂、操场经常有他的身影。教师缺席，他便亲自代理。他代国文课时，给出的国文题目都很新鲜，像《杨子为我，墨子兼爱，何者孰是？》就富于启发的意义，批改作文则不厌其详，而且写的大多是鼓励性的批语。
每天上夜自修，他总要看一下，做个检查。只要听到“橐橐”的皮鞋声，同学们就互相传语道：“噢，校长来了！”这时大家就屏气息声，毕恭毕敬地坐着。他以为这样子实在不好，便对大家说：“老虎吃人，是不管好人坏人都吃的。我又不是老虎，怕什么呢？只要你们遵守校规就行了。”更多的时候，是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外，他不愿意让学生发觉自己的存在。
他还常常到学生寝室里去查夜，挨间地查。有一次，熄灯鼓敲过许久了，他听到一个房间还不住地响着“锵咚锵！锵咚锵”的模拟打击乐。原来，有几个学生蒙着被单，正在边做边唱地调狮子。
看热闹的同学发现了校长，说笑声便戛然中止了。调狮子的同学掀开被单，不觉顿时面红耳赤，连忙低下头来。
意外的是，他们听到的不是呵叱，而是极其平静的两句话：
“可以睡了，明天到操场上去玩个痛快！”
还有一次，在检查的时候，他发现有几张床的床前整整齐齐地摆着鞋子，但是撩开帐子一看，里面却没有人。第二天检查的情况仍然一样。他接连查察了几天，就去找老工友，说：“该是你在卖面子，放学生在夜里出去的吧？”老工友说：“监督，时间一到，大门就上锁，哪里会呢！”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就到庶务处去，对庶务说：“明天你去买几船沙来修理一下操场。”谁也不会想到修操场会有什么用意，其实，这时他已经注意到操场围墙的一个倒塌的缺口了。
铺沙子的第二天，他到缺口看了看，果然上面留着鲜明的脚印。他再到寝室里那空铺前边看了看带泥沙的鞋子，于是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抄下，叫工友通知他们到教务处里来。
“你们夜里跑出去，是赌呢，还是干别的什么呢？你们说说。”是平静的声音。
学生们装出委屈的样子，说：“监督先生，我们夜里没有出去过。”
“没有出去过？校里这么多同学，为什么只叫你们这几个来呢？”校长严肃而诚恳地说，“不要学说假话。你们是师范生，要做学生的榜样。再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说实在话，我不想开除你们。只是，很替你们可惜。”
学生被感动了，有人讷讷地说：“监督先生，我们实在是到亲戚家里去打小牌的，请你原谅。下次不会再去了。”
校长说：“很好，只要能改，这回就不给处分了，你们回去以后，把这次错误认真写到日记本上吧。”
仅凭地位造成的威慑的力量是不可靠的。对于教育，前人有春风化雨的说法。的确，真正强劲的未必是朔风，东风乍吹，枯树就发芽了。
完全科一年级有一个学生，经常带头闹些恶作剧。学校当局把他当成害群之马，曾经一度要开除他，因为有人暗中庇护，才得以赦免。然而，他却因此被降到了预科。周树人进校后，偶然看到了这位学生的国文卷子，认为是可造之材，当众夸奖了他。但同时，又为他被打入预科感到诧异和惋惜。经过调查，学校决定如实公布这位学生的第一名的成绩，并且仍旧提升到二年级。
他做泥土，而且希望有更多的人做泥土。
任职期间，他十分注重延揽人才，充实师资队伍。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教员材料放在身边，他却迟迟没有使用。这个人就是周作人。
自从偕同羽太信子回到绍兴，作人一直躲在家里抄线装书，虽然遇上了革命的大事件，也没有出门看过。树人是很想他能够与现实社会接触一下，利用他的专长，从事故乡的教育工作的。况且，他们夫妇俩很喜欢花钱，出门都要坐轿，家庭经济就愈加拮据了。当时，校中有一位英文教员被学生轰走了，他也没有聘用自己的兄弟。一来，他以为教员应当由学生自己挑选，即使作为校长，也不好越俎代庖；二来，出于一种近似的洁癖，他不愿沾惹徇私的嫌疑。后来，学生得知他有这样一个兄弟，便极力恳求他。但是，到底没有动摇他的想法，英文讲席一直虚悬着。直到临近年考，作人才来给学生出题，并且担任监试的工作。
为了治理好一个学校，周树人算是呕尽了心血。最初，王金发拨给学校的经费只有二百元，他很能理解军政府的困难，便对全校师生说：“钱只有这么一些，但山会两县难道办一个师范学校也办不好吗？一定要办下去！”范爱农也配合得很好，办事，教书，都非常勤快，虽然还是那件袍子，但已不大喝酒了，而且很少有工夫谈闲天。
虽然校务很忙，但是，在这段日子里，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范爱农还爱哼点歌子，有时候，简直快活得像一个小学生。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它使最爱耽于沉思的人也未免显得太肤浅、太轻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