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运的重轭下，自由的心仍在跳动。
“木瓜之役”胜利结束以后，孙智敏作为一个缓冲人物被派进学校，待形势稍为安定，就又被权力者撤走了。接任的徐超，是一个出身御史、官气十足的人物。这是周树人特别憎恶的。甚至连多看一眼那鼻烟壶般的长相，也可以教他不舒服小半天。这时，许寿裳到了北京译学馆，其他一些同学同事也都陆续离去，他于是决然回归故乡。
辞职是奔丧返杭不久的事情。
他自知故乡的刺激也不会少，但当举步维艰、莫知所之的时候，又该到哪儿寻找归宿呢？自经祖母亡故，他的心似乎隐隐地起了一种负罪感，惟愿从此不再远去，陪侍长久以来守着艰难和寂寞的母亲。
经济是一根绳索。返回绍兴不满一个月，周树人仍旧被拴进了教育界的食槽。
府中学堂缺乏博物学教员，监督杜海生聘他来校，他不得不答应了。回校的当天，他发现关于教务的文件一份不剩，连个时间表也没有。天下还有这样的学校吗？他揣度很有可能是前舍监范爱农给毁坏的，那么，为什么要毁坏呢？执教尚未开始，便使他感到非常困惑和厌倦。
没过几天，他把情况写信告诉了许寿裳，希望能为自己找到另一个立脚点。
就在这时候，风潮来了。
杜海生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并且乘机惩罚校中屡闹风潮的活跃分子，便借口学生在原来的考试中有舞弊的嫌疑，需要重新考试加以甄别，然后根据这次评定的成绩进行编级。学生们知道了十分愤慨，于是，在校友会的王文灏、金如鉴两人的带领下闹起来了。他们高喊着“砸掉监督室，驱逐杜海生”的口号，吓得杜海生连夜仓皇逃走。
第二天，学生拿着发布的告示，拥到府署去要求取消考试，但是遭到了拒绝。
随后，提学司派了两位大员来校查办组织风潮的校友会。他们命令交出校友会的印章；并且威胁说，如果违命，当即解散学堂。学生没有经验，又没有讨论和活动的余地，一下子拿不出主张。接着，大员最后通牒道：“限你们十五分钟之内答复！”说完，在衙役的保护下离开了会场。
对于学生，为什么要动辄使用政客手段呢？这种镇压方式，是周树人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他走到学生群中，提醒他们说：“要知道，校友会的印子交出，就等于解散校友会了。”
经他一语道破，印章到底没有交出，两位大员只好悻悻然地走了。
9月，杜海生被迫离开独断的舞台。
接任监督的是陈子英，周树人则兼任监学。由两位共同留日的同学朋友，一起治理一所小小学校，按理说，前景应该是乐观的。
陈子英的确有一番雄图大略，认为只要充实师资，加强管理，就可以实现中兴。周树人没有这份信心，但作为监学，却是十分负责的。他经常把一些学生叫到房间里去，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各级上课或是自修的时间里，也会不时地站到门外察听。为了扩大学生的眼界，还亲自率领了他们远足南京，参观爱国人士创办的南洋劝业会。所有一切努力，都无法挽回颓败的局面，一场新的风潮向他迎头扑来。
起因仍是考试。只是杜海生不复站在前台，而是退居幕后；学生哄闹过后，也不复保持着初生牛犊的蛮野，而是像一群驯顺的羔羊，为学宪的大棒所驱散。在“谋主”被开除以后，作为“胁从者”，全部乖乖地回到了原来的栅栏。
自己无力救援，反而得无条件地执行上面的指示，实际上充当一名屠伯——这是怎样的尴尬的位置！是的，学生未必会抱怨自己，可是，根究抱怨与否的态度有什么意义呢？可虑的是学生。经历过当年弘文学院群责三矢，进逼加纳的风涛，学生的反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是设身处地念及已被开除和未被开除的一群，周树人心里总是有一种难以消释的伤感。
风潮过后，陈子英壮心未减，委托周树人函请在北京工作的许寿裳前来“开拓越学”。未逾半月，周树人自己就又写信向老友报告了自己归乡以后“防守攻战，心力颇瘁”的情况，表明“不可收拾”的预感，从中加以劝阻了。
这时候，对于教学，他已经非常绝望。不要说整个教育界必须接受的政府的控制，即使在内部，也已经腐败不堪。教员庸俗无聊，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学生囿于地域观念，派性严重，因此时有纠纷。特别是近来，陈子英表现出来的专断作风，更是为他所不满。小小学堂，千奇百怪，全部的国民劣根性都暴露出来。信末，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道：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世界并不曾因他的咒诅而毁灭，甚至那么决绝地想离开这是非之地也不可能。他找不到替身。拖延真是一种无期的苦刑。或许人的意志，也就在压抑与忍耐中变坚韧起来的吧。但是，由于剪辫风潮的再一次冲击，他便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住了。
开学伊始，不知由谁发起，府中学生开始剪辫子。对此，有不少学生疑虑不决，于是凑齐了来请教周树人。因为他本人，恰是校中为数极少的无辫者。
“周先生，你说剪好呢，还是不剪好呢？”睁大的眼睛纯净得透明。
“不剪上算点……等一等吧。”
学生无法理解这种近于“骑墙”的态度，当即诘问道：“究竟是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的好？”
“没有辫子好，”树人沉吟了一下，决定回答，“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
学生们不说什么，一个个撅起嘴唇走出房去。不过，他们结果还是把辫子剪掉了。有几个剪了辫子，还特意在制服领口缀上两个圆形的篆体字，一面“府”字，一面“中”字，颇带有示威的性质，去快阁游玩。
周树人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不满于自己的矛盾的说法，却又无可如何。自己由于缺少了一根辫子，回到故乡，就一直受到官方的警戒，诬为“里通外国”。知府每到学校，总要盯住自己，同自己多说话。至于同事，又避之惟恐不速。走出校外，路人多指为“革命党”，甚至骂作“假洋鬼子”，乃至“缺德鬼”。无辫之灾，自己独个承受也就罢了，何敢延及天真烂漫的少年？全凭一时冲动，却不知道为了一根辫子，其价值就可以集中在脑袋上。《绍兴日报》不久前不是公布了关于学生不得擅剪发辫的规定吗？轩亭口离府中不远，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尽管人言啧啧，周树人只是装作不知道，一任剪辫的学生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同走进课堂。
剪辫传染得真快，过了几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地剪下了六条辫子。但当晚，果然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个早晨变成了流浪者。
周树人带头戴了一种遮阳的操帽，用意是做个样子。暗示剪辫的学生也跟着戴，以免增加意外的麻烦。当学生戴上以后，他又想：教会学生世故，作假，这样便对吗？你曾借屈赋的句子，以洁好的内质自慰；然而，酱在一个烂泥塘里，你难道真的可以像少年时写的莲蓬人那样，无愧于先贤所称的“净植”二字吗？这么一想，又不禁惘然茫然……
5月，他到了日本。
不是为看樱花，为寻樱花般斑斓的好梦；那个身穿和服的清苦而浪漫的青年身影，是永远也寻不到了！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以后，需要负担羽太家的生活。树人的薪俸不过三十多元，而接济兄弟就得用六十多元，每月入不敷出，弄得只好继续出卖家中剩余的田地。但不久，钱也就用完了。他深感力不能支，便写信催作人归国。无奈作人仍想学习法文，迟迟不肯动身，法文又怎么可能变米肉呢？不得已，他只好亲蹈东海，当面促成了。
居日的半个月内，不访故友，也不游览，一个人天天到丸善书店看书。上架的书全是新书，要购买的实在多得很。结果，除了为许寿裳代购一小箧杂志和“文明协会”出版的内部书籍以外，索性一本也不买。仅与书店的接触，便深感自己已成“村人”，完全与世界的新潮隔绝了！他想，即使购得几种新书，又何异于杯水车薪？处在一个闭塞的环境，恐怕是只配读线装书的。何况，至今连二弟的学业也给耽误了！……
府中学堂的情况越来越糟，后来连教学开支也成了问题。等到作人夫妇6月归国，他也就同陈子英一起，把担任的职务坚决给辞掉了。
还在学堂时，周树人一直被教务和琐事缠得好苦。要执笔弄点东西，也必得在半夜10时以后。友人张协和、许寿裳先后托译的《地质学》和《心理学》，也只得拖延着进行。与在师校时课外便无余事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令人费解的是，他好像有相当充裕的时间抄录和校辑古书。一页页落满蝇头小字的毛边纸，一张张夹在书里的小纸条，都是证明。嗣后，在这个基础上，他辑录了《会稽郡故事杂集》和《古小说钩沉》。钻故纸堆，拓古碑，收藏古砖，居然成了一种嗜好，就像大量地吸烟一样。
从西洋文学向国学过渡，对于一个曾经大声疾呼“精神界战士”的人来说，说是进取呢？是倒退呢？还是以退为进？有谁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为他所愿意的？
周末，周树人就在家里过。夜晚，他会常常从葫芦形的玻璃灯罩下走出，到院子里听母亲和王鹤招唱山歌、讲故事和猜谜语。星期天，或同三弟建人一起，再叫上鹤招去爬山，游览，采标本。只有这时候，他才得以暂时摆脱那个古老的梦魇，而体味到一种“纯生活”的乐趣。
最使他感觉愉快的是跟范爱农一块喝酒，说疯话。自从在熟人的客座上重新会面以后，爱农每次进城，必定到东昌坊口来，在微醺的酒意里，他们一起追忆留日时候的往事，或是谈说新闻，讥评政治，常常无端地哈哈大笑。连鲁瑞偶然听到，也忍不住发笑，数说他们傻。
近冬，两个待业者的景况愈加拮据，然而还是照例地喝酒，讲笑话。幸好像庄子说的这种靠唾沫来彼此濡润的日子不是很长，社会的暴风雨骤然而至。从此，干涸的河滩应该有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