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人间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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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23悲壮的间奏曲

东京是可怀念的。

留学生潮水般涌向东京,到了1905年,已经激增到八千多人。自费生特别多,他们比官费生少受羁勒,因此具有更加强烈的反叛意识。虽然对具体的武器和道路的选择,会有不少人陷于迷误,但是,即使是一时的鼓噪,对于革命形势的形成还是有利的。

这是一群可怕的人物。先后成立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其领袖和中坚分子大都产生在留学生中间。8月,孙中山联合这三个团体,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他们创办机关刊物《民报》,积极宣传推翻满清,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的主张。像这样一个以西方的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要颠覆的不只是一个皇朝,而是整个盘根错节的古老制度。濒临覆灭的恐怖,使清朝统治者必须倾聚成倍的仇恨和力量,扼杀留学生运动。他们试图借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掌抵挡这股新生的造反势力。

在晚翠轩,周树人每天密切注视着日俄战争和共和革命的动向;以少许的通信,在仙台和东京之间作感情的洄游,保持着一个革命青年应有的恒温。每到假期,就回到东京来,同朋友一起畅快地呼吸;然后,带着最新的信息,再独个儿回到北地森林里慢慢地琢磨。

应了陈子英的邀约,他丢下功课,一同前往横滨迎接徐锡麟、龚宝铨、范爱农等一行新来留学的同乡。来去匆匆。当他赶返仙台,一场更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已经在东京发生了。

11月1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一共十九条,从翌年开始实行。规程对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生的限制非常严格,其中有一些伸缩性很强的文字,比如第九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什么叫“性行不良”?是泛指堕落的学生,还是特指革命的学生呢?分明是设置陷阱,意在抓捕留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和危险分子。这是不能接受的。任何旨在阻遏中国革命的企图,都必须加以痛击,不管它是来自日本政府,本国政府,抑或来自它们共同缔结的神圣同盟。

自费生率先发起反对运动,他们串联了各校的留学生,分别召开大会,发表抗议演说。12月4日,弘文学院学生向各校发出关于集体罢课的公开信,八所学校立即起来响应。次日,三百名留学生聚集在富士见楼,开会商议具体的行动计划。会议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文部省的命令,并制订了《学生自治规则》。规则呼吁各学校一齐罢课,针锋相对提出,以铁腕对付敢于破坏罢课的学生。6日清早,各校门前随即出现了纠察员,他们身佩左轮手枪和短刀,执行集体的使命。为爱国心所感召,7日,京都的留学生开赴东京,汇合到斗争的大波中去。

周树人接到弘文学院的罢课通知,但是,他没有做出响应的表示。

对于日本方面的态度,他并不缺少愤慨。重要的是,在他那奔涌的热血中,渗透着一种具有强大聚合力的物质——思想。他觉得,作为抗议,集体罢课不失为临时性的措施;但是,罢课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因被逼迫而主动放弃的是一个机会,一个吸收科学文化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并不是祖国的广大同胞可以轻易获得的。如果仅凭一时的冲动,那么,将可能失去一切。他仿佛有点悲哀地意识到,在同学的积极活动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广的消极的文化背景。在此以前,虽然他不时地为功课的挤压而苦恼,今天,却毕竟坚持着赶完最后一门课程。

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不断高涨。一天早晨,在大森海湾的波涛里,突然浮起一具三十岁左右的男尸。

这是湖南学生陈天华。他曾经以雄文《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激动过千万国人的心;在斗争中,同秋瑾、宋教仁等激进派人物站到一起,力主留学生集体归国。但是,意见并没有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也不肯出面负责组织。这个热血男儿,固然不能忍受日本报纸对于同胞的所谓“放纵卑劣”的污蔑,更不能容忍大家的软弱与涣散,便决心拿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撞响警世的洪钟。7日夜间,他写好长达三千余言的绝命书,于凌晨投入邮箱;然后,带着一纸挂号收条,几枚铜币,一个悲壮而茫漠的希望,就这样自杀了。

几乎所有的日本报纸,都刊载了这个消息。

——死亡!又一种方式的死亡!这种死亡并非来自躯体内部组织的衰败,而是来自外部的无形的暴杀。周树人,一个医专的二年级学生在苦苦思索:这个无形的东西到底属于什么?灵魂?个人的灵魂还是国民的灵魂?社会?来自哪一个国度?日本还是中国?这仅仅是现实中的偶然呢,还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种方式实行自我完结?这是生命的一次勇敢的呈示,还是懦怯根性的暴露?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如果说这是无谓的牺牲,那么,留学生运动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民族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激烈得快也消沉得快,坚实的人往往属于沉默者。正当东京留学生发扬踔厉的时刻,周树人仍然辗转思索在痛苦之中。

12月下旬,他趁假期回到了东京。

生命与血,显然比文字更逼真,更生动,更富于鼓动力。陈天华之死把留学生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这时候,归国人数激增,连盛极一时的弘文学院,也不得不关闭麴町、真岛、猿乐町的分校了。

在第一艘归国船刚刚开行之后,许寿裳等群起组织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反对放弃学业。从此,留学生分成归国和复课两派,展开了日趋激烈的笔战。每天,留学生会馆都有纠集在一起的人群,张贴海报,甚至互相辩论。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斗争,开始转化为内部的大纷争。

在浙江同乡会的一次集会上,同样发生了两派的争执。

身穿男服的女校学生秋瑾率先发表演说,敦促同胞归国。胡道南等她说完,站起来表示异议。她便从靴筒里拔出倭刀,往讲台“咚”地一插,喝道:

“如果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周树人始终没有说话。

对于秋瑾,作为一个年轻母亲,能够冲破家庭的束缚而远游求学,无论如何是可佩服的;而且,在留学生运动中,她也的确体现了为传统的中国妇女所缺乏的勇气。但是,为什么一定得放弃官费条件而贸然归国?归国以后又将怎样行动?依靠谁来组织这样的行动?中国中国,中国一片荒寒,期待的只是饱满的种子。如果未及成熟便急于播种,谁能预料,到底会生长些什么?……

会后,他掏出一元钱,作为捐款交给了“维持会”。他知道,奉献非常菲薄,但也总算是反对冒进的一点象征性表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