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
春天是一个启示，一次展示。为了创造一个蓬勃的起始，当1903年的春天尚未萌动之前，革命派就开始加紧活动了。
每年，留学生会馆都有例行的新年团拜会。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他把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召到横滨，布置任务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宣传机会，因为要欢迎振贝子，公使、监督都将出席团拜会。如果有人在会上倡言“排满”，发表演说，必将轰动全国。
两位青年接受了这项庄严的使命。
这一年的团拜会的确是空前的盛会。官袍、洋服、长辫、高髻，熙熙攘攘地混杂到一块。大会开始后，马君武、刘成禺先后登台演说，面对贵族公使，历数清廷的罪恶，并且提出：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挽救中国。两人言辞慷慨，声泪俱下，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有清宗室站起来辩论，被会场中的革命学生厉声制止了。革命，以有声有色的实体呈现在会场中间，构成为一种现行的威慑力量。
会后，贵族学生良弼、长福等人，一连绝食三天，迫使监督汪大燮，将刘成禺开除出成城学校。但不管结局如何，事实证明保皇思想已经没有能力单独应战，哪怕小小的一次狙击，都必须借助皇权。团拜会大大鼓舞着东京的留学生群。因为革命已经不复是几个流亡者的幕后策动，也不是几个演说家的空头呐喊，它已经壮大到可以明火执仗地向满清官员示威了。
周树人深深感到：日本这地方，不但是西方科学文化的输送站，而且是革命的冶炼场，解救整个民族的人才和武器都必然在这里锻炼产生。科学的影响是长远的、沉潜的，惟有革命的手段高扬而且切近。对于一个专制腐败的异族政府，看来十分需要强有力的颠覆手段，整个的颠覆！
在清风亭召开的恳亲会上，他同陶成章、许寿裳等二十九名绍兴籍学生一起，联名发出致绍兴同乡的公开信。
信中这样写道：“遭世多变，刿心怵目于危亡之将及，而我五岳，灏灏江河，东南带海，西北控山之大陆一片土，将沦陷于异族。即我稽山镜水金宝玉堂，亦将销沉霸气，暗郁无色。呜呼，岂不痛哉！”他们向对岸发出热切的呼唤，希望乡亲勇敢打破政府的封锁政策，力争东渡留学，“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从而率先“惊醒我国人之鼾梦，唤起我国人之精神”。
周树人自己，的确以能置身于日本而感到庆幸，在“排满兴汉”的热潮里，他时刻盼望着作人快点毕业，找机会像自己一样前来。
整个日本留学界，革命形势的发展非常迅速。继《国民报》之后，一批留学生创办的报刊纷纷破土而出：《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四川》、《河南》、《直说》、《游学译编》、《女子魂》等等。同时宣扬民族主义，传播民权学说，煽动种族革命，鼓吹献身精神。《浙江潮》发刊词说：“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每一个刊物都是一个地方团体。对于政府来说，团体的力量无疑是最可怕的。像这样雄厉的集体的呼号，当时就很有代表性。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除了办报，就是抄书。有些激进的学生锐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实录，钻进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然后设法印刷和输入国内。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以及其他单篇的汇编。他们希望国民将忘却的旧恨复活，促进革命的成功。
在东京，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争取独立自由的第一个波浪，他们是喧腾起来了。
初到弘文学院，周树人有过短暂的满足，但是，很快就发觉自己对于学院的期待未免过于乐观。经过3月的一次大风潮，他几乎彻底地陷于失望。
一天，学监大久保把学生召集起来，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吧！”
周树人听罢，着实大吃了一惊。他想，正因为不满于孔夫子的一套，才千里迢迢跑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吗？心里感到十分困惑。
其实，学院早就立下这样的规定：“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直到前不久，嘉纳还在学生面前强调说，中国要振兴教育，不但要“求之孔子之道”，而且要“深明中国旧学”，至于泰西伦理道德学说，又不过是掺合的佐料罢了。很明显，一个明确规定尊重清国国体的学校，其宗旨是绝对不会离开孔夫子的。
与政治上的保守倾向相适应，便是整个学校的管理腐败，课程不全。学生们虽然多次要求改革，并且争得嘉纳的承诺，从来未曾有过任何实施。在教育的领地，赚钱居然成了第一需要。今天办一个“速成师范”，明天办一个“速成本科”，名目倒是不少，大抵是商业性的招徕。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师资，具有真才实学者并不多，最可讨厌的是也学会了挂招牌，在教育上头，加上各种主义：军国主义、尊王攘夷主义、贤妻良母主义之类，颟顸之态可掬。
这样的教学制度，自然要引起革命思想日趋激烈的学生的不满。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独立的反抗。周树人班上，就有一个黄兴，十足地表现了楚人的蛮性。他从来未曾大叫革命，也始终没有断发，只是由于学监严诫学生不可赤膊，他便偏要光着上身，常常这样捧着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然后摇摇摆摆地走进自修室。散置的干柴终于有一天集中起来，升起熊熊烈焰，仅凭权力者的几星唾沫已经不再可能把它泼灭了。
26日，学监大久保、教务干事三矢、会计关等，突然召集学生部长开会，出示新定规则十二条。学生们满以为是改良课程的方案，接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一些旨在增加校方收益的规定。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认为多属琐碎之事，不屑与之争议；但是其中有三条实在过于苛刻，因此有必要加以修改。这三条规定是：一、除告退外，无论临时告假归国及夏假中归国者，每月须纳金六元半。
二、洗濯一月三次，每次一套自备之物，宜由学生自理。
三、患病者两周之内医药全皆由学院支出，逾则学生自理。规则经过修改，由学生部长找会计关交涉。关借口要过问院长，丝毫没有听取意见的表示。部长迫于规则将在三天之内实行，便提出说第二天要听答复。结果，到了次日晚上十时许，仍然没有回音。学生再度推举部长前往究问，并且声明：如果再不答理，将于明日全体罢课。
学校当局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三矢集合了十多名学生代表训话，宣布对规定不做任何修改。“你们不应当这么胡闹，”他傲然说道，“如果有谁执意要退学，我们决不强留！”代表们听了十分愤慨，于是议论说：“他胆敢借题威胁，那么就试试看吧！”
学生当即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群情激愤，一致决定退学。
住在东樱馆的周树人，是退学风潮中的激进派分子。28日，他同弘文学院的五十余名留学生一起，坚决告离了学校。
嘉纳慌了。他知道，倘听任事态的发展，于自己是十分不利的。于是，一面写信给各监督，一面派人到总监督处，要求代为安抚，并且表示了厉行改革的诚意，以图挽回残局。
总监督传达了嘉纳的意思，为此，学生们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讨论。在会上，他们进一步提出开办走读等七项要求，作为复校的先决条件。嘉纳看到没有回旋的余地，经过几次谈判，只好撤去教务干事及会计人员，但仍然坚持要学生检查“措置冒昧之失”。学生一致认为没有错失可言，于是严词加以拒绝。最后，嘉纳不得不承认职员的“不善之过”。
二十余天的僵持局面终于结束，中国留学生胜利返回了学院。
周树人十分重视这次退学斗争，当序幕刚刚拉开，就把事情告诉了作人。首次加入一个战斗性集体，直接感受诸方面矛盾的冲击，使他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次斗争，面对的已不复是满清的官员，而是日本的学府；而且，斗争也不只限于一次演说，一个宣言，而是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几经反复的紧张的角逐。他感到，仅仅排满是不够的，满清政府就总是同外国人勾结在一起。作为炎黄子孙，他时时感受到作为亡国奴的双重的屈辱。
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滋养一个民族的文明，也可以培植一个民族的兽性。祖国的疆土，就有发达的日本的爪痕。在东京，一些日本人骄蛮得很，动辄侮辱自己的同胞。触目的事实，使周树人的头脑日渐变得复杂起来；他虽然倾心于日本的科学文化，由于过分的自尊和敏感，却也不能不常常以多疑的目光打量周围的日本人。
如果有日本人看出他是中国人，便凑过来用中国话问话，他总是假装不懂。上街时，常常要遭到日本少年的嘲骂，同学们听了都感到气愤，他会说：“光是气愤没有用。这些辱骂的话，倒值得编入我们的国歌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最近，一个姓坪井的日本人，把中国人看做同朝鲜、日本北海道、台湾土人一样，都属尚未开化的野蛮人种；于是建议招聘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野蛮人”，作为标本运到大阪博览会上去陈列。对留学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最富有刺激性的一件事情。当时就有人呼号道：“吾言及此，吾抚此发辫，不禁泪涔涔下，哀吾同胞祖先之惨状，而吾辈子孙今日之苦，尚未有穷期也。”
除非不革命，要革命，就必须除掉辫子！
周树人记得，幼小时，曾听老人说过：“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自从清兵入关，不痛不痒的头发就同政治联系起来了。按照满人的风俗，男人是要蓄发留辫的，一旦成为统治者以后，自然强令汉人也得如此，以示统一，有谁敢于抗拒，就把头砍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这辫子，是砍了无数人头，这才种定了的。时间长了，人们也就渐渐忘却了这段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这样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
在留学界，一些学生居然把辫子当宝贝一样盘护起来，用制帽盖住。特别是速成班的，像道士似的梳上一个髻，顶得制帽高高耸起，形同一座富士山。如果完全暴露出来，拖在脑后，被市中的行人看见了，就会直呼为“跄跄子”，意思是拖尾巴奴才。自己来到日本，日本人议论自己的头一句话，也就是“半边和尚”。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平的，但从帽沿拖下些发缕来，那样子就更难看了。辫子这东西实在可恨，然而无法可想，只得把“顶塔”留得很小，让不多的辫发盘在帽子里，不露一点痕迹。但是，每当脱帽，体操，穿起白衣服练习日本传统的柔道，都会感到极其不便。有时候，目睹辫子平空甩了下来，心里就更憋得厉害。
大风潮过后，他对自己过分的沉静突然不满起来。这辫子，为什么别人可以剪掉，自己却偏要留着作为奴隶身份的见证呢？人家革命、割头尚且不怕，还怕一根辫子吗？……除掉它！坚决除掉！
异国的天空变得有多高呵！大街也变得这么宽阔！周树人太兴奋了，从理发铺里走出，不自觉地竟小跑起来，一直跑到许寿裳的自修室，这才在门口站定了。
许寿裳见到他，立即推桌站了起身，大笑着叫道：“呵，壁垒一新！”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也不禁笑了。
此后，每当遇着惊喜或感动的时候，他都会本能地摸一下头顶，乃至“定格”成为一个固定的手势。
失去辫子是一件大事情。由于在江南班里是第一个，周树人的光头便特别的惹人注意，很快遭到几个盘辫子的同学的耻笑，甚至是敌视。最严重的问题是实际解决。监督姚文甫出面干预了。这个顽固的家伙，当众把周树人狠狠斥责了一通，扬言要停止他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开始，他感到有点可虑，因为他实在舍不得离开这块地方。一切准备都是这么的不充分。他非常需要日本。但是，既然权力降罚于自己，又有什么可卑怯的？本来就是意在造反的嘛！他变得不在乎了。
过了几天，姚文甫的辫子也丢了！
原来，姚文甫是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好些留学生都知道他的阴私。一天夜里，同文学院的邹容乘他私通的时机，伙同另外四位同学，一道闯进了他的寓所。他们将姚文甫痛殴了一顿，声称要砍头示众，吓得他连连磕头求饶。
邹容喝道：“即使饶了你的头，也不饶你的辫子！”说罢拿出剪刀，“咔嚓”一声，果然截了下来。
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于是有了一条高悬的辫子，旁边有大字注道：“禽兽姚文甫之辫。”
闻讯以后，同学们都纷纷跑过去看，以轰动的笑声，庆祝辫子革命的又一次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