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人间鲁迅
10764900000123

第123章 123民众的葬礼

鲁迅的死,给上海带来极大的骚动。

当天,《大晚报》刊登了由治丧委员会发出的讣告,次日的《大公报》、《新闻报》、《申报》等也都发表了讣告全文: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消息从上海辐射出去,迅速传遍北平、天津、青岛、太原、开封、厦门、福州、广州、香港、无锡、昆明等全国各大城市。远届莫斯科、日本、朝鲜、南洋,以及更多的地方。报界纷纷称誉鲁迅为“文坛巨星”、“思想界的权威”、“中国文坛之惟一领袖”、“中国文坛底最高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勇战士”,把他的逝世看做是中国以至全人类的重大损失。旬月之内,各政党、团体、个人的函电,接连不断飞来……

治丧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蔡元培、宋庆龄、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萧三、曹靖华、许寿裳、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在冯雪峰最初起草的名单曾特意加入毛泽东的名字。但是,除了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其他报纸均未见披露。

宋庆龄,这个中国惟一的由一个女性组成的党,以光辉的民主思想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在一个特殊的战斗场合——悼念鲁迅的全部活动中,起到了为任何人所无法代替的重大作用。

鲁迅是一直到死也没有被解除通缉令的,对于他的丧事活动,政府当局肯定要进行严密的监视。19日凌晨,冯雪峰对宋庆龄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将必定遭到杀害。宋庆龄当即承担了公开出面主持丧仪的工作。虽然她的处境也很恶劣,长期深居简出,但是为了向敬爱的朋友作最后的告别,她愿意付出一切。

这时,她想到一位律师,就是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当即赶到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钧儒一口答应下来,并马上办理。次日,她同冯雪峰、沈钧儒、许广平一起看过墓地,随后又在茅盾夫人孔德沚的陪同下,从许多家外国百货公司中挑选了一副价值三千元的西式棺木,盛殓鲁迅遗体。

当鲁迅遗体从瞿秋白生前赠送的藤架床上移至万国殡仪馆以后,冯雪峰就藏到周建人的家里,同沈钧儒、许广平和周建人等商量问题,布置胡风等负责治丧处的实际工作。他是遵奉中国共产党的指派参与丧事处理的。

按规定,瞻仰遗容的时间是从10时开始的。但是,因为凭吊者愈来愈多,早上6时左右,就有一群青年男女慌忙赶来了。开始在门口设了一张签名桌,并分发每人黑布一方,后来,因为凭吊者愈来愈多,赶制已来不及,于是只好签字,发布也就来不及了。到了10时,院子里实在无法容纳太多的人,便将殡仪馆的大门关起来,等一批人出来了,再让一批人进去。连一个个的行礼也改作一批数人行礼。在众多的凭吊者中间,有鲁迅的朋友,但更多的是从不相识的群众;有教授、作家、知识者,但主要的是成长中的青年学生,甚至是目不识丁的工人和市民。他们国籍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但都共同怀着对于鲁迅人格的崇高景仰,对于鲁迅精神,表达了一致的自愿的追随。

门口悬着“鲁迅先生丧仪”的白布横幅。在鲁迅遗像下面,放着许广平的献词:“……悲哀的氛围笼罩了一切,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周围摆满了花圈、花篮,各式的挽联、挽诗和挽词。蔡元培的挽联:“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王造时的挽联:“死者赶快收殓,埋掉拉倒;生的主张宽容,那才糊涂。”姚克的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胡子婴的挽联:“国家事岂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断咒骂;悲痛中别无他说,只好劝大众继续斗争。”郭沫若和徐懋庸也都送来了挽联,郭联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地北遍招魂。”徐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有的挽联,字迹就像小学一年级学生写的一般稚嫩,言辞也极其简单,如“鲁迅不死”,“哭鲁迅”等,下面是一大堆陌生的名字,或者什么名字也没有,代替的是什么:“工人识字班”、“店员读书会”之类,朴素的文字里有着更为沉痛的力量。

作家孟十还在悼文中记录了一则十七岁的孩子的日记:十月二十一日,晴。

午后和两个同学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看鲁迅先生的遗体。一进殡仪馆的大门,就挤在许许多多人中间了;大家都在签名簿上签名,我们也签了,都是横写,用的钢笔。随后招待员给我们缠了黑纱,我们就走进礼堂去了。我们在鲁迅先生前面连行了三次礼,心里觉得很难过,几乎要哭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极可敬爱的大文学家,他是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中国从此少了一位最有用的人物了!

我们半个月前才读完他翻译的《表》,很喜欢这书,容易懂,以后他再不能给我们译书著书了,想想,这有多么让人悲哀呀!我祷祝中国的学生们,都来学习鲁迅先生,将来把中国治好起来,使中国在世界上做一个强国。我们不可忘记鲁迅先生哪。尤其是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的产业!

明天要到市中心参加运动会,没有方法来给他送殡了,想要请假,体操教员就一定先不允许,唉!在鲁迅遗体旁边,有多少为泪水所充盈的眼睛缓缓地绕了过去。缓缓地,一队又一队,比行进在绝壁和滩涂之上的纤夫还要艰难。没有裂天的号子,只有迫促的呼吸、啜泣和哭声……

然而,都一样悲壮,一样需要内心的坚强……

22日下午,出殡前,万国殡仪馆的门口和马路上占满了人群。许多人为了最后看上鲁迅一眼,就像决口的河水,不断地往里面冲去。而湖水一般平静的地方,正在练习唱挽歌:他是我们民族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来生存……突然,有一个声音在空中叫道:“诸位!现在需要扛挽联的一百六十人!扛花圈的一百人!愿意替鲁迅先生扛挽联的,请站在草地的左边!愿意替鲁迅先生拿花圈的,请站在右边!其余的,请到门外去自动排队:四个人一排!……”

顷刻间,就有了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巨大的白布遗像,用了悲悯而坚毅的眼睛,俯视着人群。由欧阳山、蒋牧良执掌着“鲁迅先生殡仪”的白布横幅走在最前面,紧跟着是鲁迅的灵柩,由鹿地亘、胡风、巴金、张天翼等七八个人抬着。歌声起了:“哀悼鲁迅先生……”于是,一支上万人的队伍与歌声相纠结,开始在长长的马路上蜿蜒……他是我们民族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路线原定为:胶州路、赫德路、爱文义路、卡德路、同孚路、福煦路、大西路、虹桥路,而后至万国公墓。捕房以防止扰害秩序为由,进行阻挠。于是,人们不得不临时改变方向:胶州路、极思菲尔路、地丰路、大西路、虹桥路……队伍从租界经过时,骑马的印度巡捕得得得地在两旁巡逻。行出中国界,就由黑衣的缠腿的中国警察接代了,所有长枪,全都上了刺刀,短枪也挂好了把子,简直如临大敌。

但是,当群情激动的时候,是只有武器害怕思想,没有思想害怕武器的。一支哀军继续前进。前面,“民族魂”的绸旗逆风飘动,挽联如人们一样低垂着头,花圈上的花朵,在痛苦的颤抖中不时落下来,这时,女孩子们便连忙弯腰拾起……他是我们民族灵魂……巨大的遗像,仍用了悲悯而坚毅的眼睛,俯视着人群……

队伍沿途散发《鲁迅先生事略》、《纪念鲁迅先生要继续鲁迅先生救亡主张》、《哀悼歌》、《挽歌》,以及全国学生会《哭鲁迅先生》等传单,唱着歌,喊着口号:

“继续鲁迅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打倒汉奸!”

“打倒卖国贼!”

…………

后来,嘶哑的喉咙里终于像燃烧的子弹一样迸出了流行的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纠察队员忙碌地前后奔跑;救护队员提着热水瓶,给骄阳下烈风中喘息着的人们送水;电影公司的汽车驶过,在赶拍葬礼的新闻片子……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发进行的,而且是在当局的压迫和监视下进行的。权力和金钱都不能驱使他们,他们服从的惟有民族生存的意志。现在,一个人死去了。他们知道,那是天地间的正气,是他们赖以拯救自己垂亡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的精神。

今天,鲁迅成了一个象征。

所以送葬的人才这么多,而且愈来愈多,将近虹桥路时,队伍足足有二里多长!

到达万国公墓,已是4时半左右。这时,太阳过早地沉没了,灰黯的云絮和古树的枝桠杂乱地压在人们的头顶。千万个喉咙一片哑然。凄厉的秋风扫过,枯叶纷纷飘坠,在人们的脚下发出簌簌的巨响——

葬礼开始了。

奏过哀乐以后,主席蔡元培作了简短的报告,说有欧美人参加,也有日本人参加,这是一个国际性质的纪念会。人们当即向挤在人群中的日本人鼓掌,喊道:“拥护日本劳苦大众!”

沈钧儒讲演说,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但是,今天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他问:中国的政府哪里去了?人们又一次鼓掌,高声喊道:“民众的葬礼!”“民众的葬礼!”……

宋庆龄始终陪着许广平。这时,她在热烈的欢迎中和群众见了面,但是,由于激动,她已经不能多说话。那精神,还是同《立报》记者说的:鲁迅先生的死,是中国的一种重大的损失,纪念他的办法,是要把他那种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说完,不断揩着涌出的泪水。在杨铨遇害之后,她从来未曾这样痛哭过。

章乃器说,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会写文章,而是因为他为世界上最大多数的被压迫的人说话。在他的一生中,永没有背叛了大多数而向少数人屈服的。又说,现在有许多人,他们在某一个时代,的确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得了民心,可是过了一个时候,他们又把廉价买来的民心高价出卖掉了!……

邹韬奋也讲了话。然后,讲话的是萧军,他是代表了治丧处同人及鲁迅生前支持的四个刊物讲话的。他大声说道:“鲁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敌人逼死的——是他的敌人要他死。现在他已经死了,可是,难道他的敌人就胜利了吗?”

人们立刻呼喊着响应:“没有胜利!”“没有胜利!”“他的敌人绝对不会胜利!”

巨大的遗像,仍用了悲悯而坚定的目光,俯视着人群……

在安息歌的哀声中,在千万颗心的绝望的依恋里,一面白缎黑绒的“民族魂”的大旗,轻轻地覆盖在灵柩上面……

许广平一直在哭泣……

当群众中又跑出一些人来拥挤着把灵柩抬进墓穴,她向水泥椁上撒了第一把土——多么沉重的第一把土!愿你安息,安息,

愿你安息在土地里!……人们手拉着手,围在墓穴四周,歌声和哭声缠裹在一起。墓穴填平了。暮色降临了。伟大的地之子终于回归了大地。可是,当人们陆续走散,便只余一片苍茫、沉寂的荒原……

这时,西天竟出现了一弯微红的新月!

陪伴他的只有这一弯新月!

月亮,正是他所喜爱的。在无边的夜色里,它放着淡淡的光辉,但却是纯净的、惟一的光辉……

次年,许寿裳从北平到上海,特地来到墓地里看望他,带着一环花圈和万千思绪。寂寂归途中,吟成这样一首诗: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是的,依然长夜,长夜,长夜漫漫……

然而鲁迅死了!

鲁迅死了——敲钟人在哪里?

1989年11月14日深夜修订版后记

书稿校改完毕,翻开当日的《南方周末》,恰好见到黄宗英回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文章。

1957年7月。“反右”运动风云初起。

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举行座谈。席间,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发问:“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略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文中所载,最早见于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文字略有出入,对话内容是一致的,但不久,这段故实即为学者所否认,以为证据不足。而今,“现场”中人站出来说话了,何如?然而事实又开出了另外的难题:果真如此,应当如何解释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前后论述的矛盾性?如何确定鲁迅在中国政治革命中的基本立场?

对于鲁迅,毛泽东从来是既有赞扬,也有批评的。抽象的赞扬如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英雄”和“三个家”的论断,鲁迅逝世周年在延安做的新“圣人”的演讲;具体的有论鲁迅的晚期杂文、《阿Q正传》、《自嘲》诗等。毛泽东横空出世,雄视古今,从未如此高度评价一个人,因此很自然地被一些大学者和小丈夫当作“神化”鲁迅的滥觞。对鲁迅的批评则相当婉曲,如宣告“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的讲话,通过对鲁迅杂文所作的时间性规限,实质上否定批判的普遍意义;也有明白批评的,在给周扬的信中,就指鲁迅对中国农民革命缺乏认识。由于批评性意见不多,流布范围较小,所以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只记得鲁迅称说的那类“阳面大文”的赞誉之辞。其实,在毛泽东那里,鲁迅的精神遗产以其固有的价值,已然被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这样的资本,同样可以垄断,可以流通,可以随机使用。所谓“团结,利用,改造”,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对待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毛罗对话”中的意见,相对而言应当算得是“私见”,令人震惊的是,这私见却被毛泽东本人公开了。

毛泽东何以在这时公开他的私见?是否出于一种文化策略的考虑,即所谓“阳谋”?对此可以存而不论。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个适时公开的私见,是早已形成的成熟的看法呢,抑或率尔作出的错误的判断?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理解鲁迅的政治哲学的问题。

我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判断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无论是新政权还是旧政权,对于权力,鲁迅始终怀有个人主义的反抗;二、鲁迅对强制性的政治思想运动是反对的;三、鲁迅的反抗方式只能是写作,一旦停止写作便一无所有;四、鲁迅是不妥协的,自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是不妥协的。早在20年代,鲁迅便做过一个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揭示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冲突的必然性;40年代,在延安一度“挂帅”的王实味也写过题作《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明显地搬用鲁迅的观点。凡这些,毛泽东是清楚的。他的关于知识分子“两重性”的论述,就不仅来源于马列主义的经典,而且来源于中国的历史教训,以及他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斗争经验。他深知,像鲁迅一样的知识分子,本身含有反利用的成分。对于知识、观念形态的东西,他不抱信任的态度,对它们的工具性一直保持警惕;他认为,那是可以超越阶级和时代的界限,既能为革命所利用,也能为反革命所利用的。

###修订版后记

在鲁迅的思想人格的深层结构中,我们观察到,真理、权力、自我三者形成怎样一种互动的关系。而权力,确实是居间最活跃的因素。对于权力,鲁迅同福柯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即认为它无所不在,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权力可以通过话语进入真理,使真理异化或失效,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明显的例证。对鲁迅来说,真理不可能是超验的实在;它是一团活火,通过对权力——首先是话语权——的对抗,同时通过自我关怀、自我证实与自我反思,进入道德主体并有助于自身的完善。人类的真理说到底是个人的真理,与人类主体性息息相关,所谓“根柢在人”,是认知与伦理的叠合。可注意的是,鲁迅自青年时代说过“悲真理之匿耀”的话以后,不复提及“真理”,甚至公然嘲笑“公理”、“大义”之类。他是坚持真理性而反对真理话语的。

政治权力无疑是多元权力的核心。当鲁迅以真理——“人”——的尺度审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机构时,他不能不一再陷入绝望之中。虽然他呼唤先觉战士的产生,自己却是后知后觉,所以不断有着蒙受“革命”的威吓和欺骗的记录,但也因此得以确认自己的“奴隶”身份。事实可以校正真理。现代奴隶的存在就是一个真理。鲁迅以权力划界,将社会分出权力者和无权者两部分,又以自由划界,将无权者分成奴隶与奴才。对于权力者,他是对立的,挑战反抗的。他的反抗立足于自我,是个人性的,即使介入斗争的集体,也常常与组织——形成新的权力中心——相冲突。在他那里,权力总是呈强势的、控制的、压迫性的,尤其是国家的权力。为此,他决不希图通过国家代理的方式,利用权势者实现自己的理念;他的理念,其实也是属于社会而非国家的。这正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胡适等智囊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

在中国,发端于19世纪末而盛行于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两个思想成果:其一是宣扬个人自由与个体自治;其二,提出并实行以个人为起点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接纳了这两个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运动是这一激进思潮的产物。后来运动转向了,队伍分化了,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作新的聚合,这些都可以视作权力关系的变化;但是,权力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鲁迅这个堂吉诃德,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以个人的方式推进思想革命。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进行的社会革命,是对政治权力的根本性消解,但是,由于目标过于远大,又是独立进行,故而看起来简直近于无效。学者指责鲁迅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倘从国家权力中心的观点——“国家的理性”——看问题,自然是不无理由的。

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惟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对此,鲁迅是清醒的,准备充分的,所以称作“绝望的抗战”。他不但反对专制统治,而且反对“奉旨革命”,临到最后,还夺“元帅”的“鞭子”,拒绝进入“统一”的“天罗地网”。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

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异常尖锐地指出鲁迅身上的突出的存在: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其实在此,他已经有力地触及了个人行为背后的隐形结构。然而,鲁迅的自由—权力哲学长期成为禁区,即使有人论及,也都十分薄弱。而今,毛泽东以猜想的形式打破了这个禁区。我们发现,在科学研究中,猜想可能比实证准确。

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过,即着手写作这部鲁迅传记,完成已是1989年。整个80年代中后期,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鲁迅世界——中间,感受是深切的。传记的框架,也就是鲁迅的人间性,可以说就在真理、权力、自我三者的互动关系上展开,自由与权力构成基本的内在张力。90年代的空气很祥和,鲁迅的话题似乎颇吵闹。至今翻检旧作,仍然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增添的,除了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订正一处史实以外,也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删汰。而这,正好是自己多年不见长进的根据,很教人汗颜的。

传记从写成到一版再版,深获李士非、岑桑、尚钧鹏诸先生的关怀与帮助;出版之后,又获不少专家与杂家的谬奖,尤其是辗转传来的一些无名青年的书信和电话,使我长怀感激而且不安。今年6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唐元明先生诚邀再版,除了认真修订,言辞的答谢实属多余。

是鲁迅把我和众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联系到了一起。由是,我再次被告知:一个人的力量有如许伟大!

2002年12月21日,旦祥村第四版后记

承蒙王培元先生的盛意,在时隔八年之后,《人间鲁迅》得以新版面世,是很可感谢的。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有两大文化现象同鲁迅有关:其一是知识界把鲁迅当作“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群起而攻之,曰“褊狭”,曰“左”,曰“仇恨政治学”,如此种种,是同“告别革命”、“反思五四”一类宏论一起出现的。其二,是教育界把鲁迅作品清理出教科书之外,为此,还曾引发媒体一时的哄闹。对于前者,我曾作文略陈己见,于后者则未置一辞,无论怎样,却始终认为,这类现象的发生是正常的、必然的,无非是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不足怪异。至于鲁迅的声誉是否因此受损的问题,看看他本人的自白便可以知道,他说,“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污蔑……”他原本便不想活着讨人喜欢,身后被人“纪念”,——简直太骄傲了!

仅仅因为有人对鲁迅施与攻击以显示其优越,至今觉得重版这部关于鲁迅生平的著作,还有那么一点意思,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我不认为传记就一定是纯“客观”的书,在这部书里,一样寄存了我的爱憎,不平与抗争,向往与追怀。

此记。

作者

2010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