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死，给上海带来极大的骚动。
当天，《大晚报》刊登了由治丧委员会发出的讣告，次日的《大公报》、《新闻报》、《申报》等也都发表了讣告全文：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消息从上海辐射出去，迅速传遍北平、天津、青岛、太原、开封、厦门、福州、广州、香港、无锡、昆明等全国各大城市。远届莫斯科、日本、朝鲜、南洋，以及更多的地方。报界纷纷称誉鲁迅为“文坛巨星”、“思想界的权威”、“中国文坛之惟一领袖”、“中国文坛底最高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勇战士”，把他的逝世看做是中国以至全人类的重大损失。旬月之内，各政党、团体、个人的函电，接连不断飞来……
治丧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蔡元培、宋庆龄、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萧三、曹靖华、许寿裳、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在冯雪峰最初起草的名单曾特意加入毛泽东的名字。但是，除了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其他报纸均未见披露。
宋庆龄，这个中国惟一的由一个女性组成的党，以光辉的民主思想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在一个特殊的战斗场合——悼念鲁迅的全部活动中，起到了为任何人所无法代替的重大作用。
鲁迅是一直到死也没有被解除通缉令的，对于他的丧事活动，政府当局肯定要进行严密的监视。19日凌晨，冯雪峰对宋庆龄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将必定遭到杀害。宋庆龄当即承担了公开出面主持丧仪的工作。虽然她的处境也很恶劣，长期深居简出，但是为了向敬爱的朋友作最后的告别，她愿意付出一切。
这时，她想到一位律师，就是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当即赶到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钧儒一口答应下来，并马上办理。次日，她同冯雪峰、沈钧儒、许广平一起看过墓地，随后又在茅盾夫人孔德沚的陪同下，从许多家外国百货公司中挑选了一副价值三千元的西式棺木，盛殓鲁迅遗体。
当鲁迅遗体从瞿秋白生前赠送的藤架床上移至万国殡仪馆以后，冯雪峰就藏到周建人的家里，同沈钧儒、许广平和周建人等商量问题，布置胡风等负责治丧处的实际工作。他是遵奉中国共产党的指派参与丧事处理的。
按规定，瞻仰遗容的时间是从10时开始的。但是，因为凭吊者愈来愈多，早上6时左右，就有一群青年男女慌忙赶来了。开始在门口设了一张签名桌，并分发每人黑布一方，后来，因为凭吊者愈来愈多，赶制已来不及，于是只好签字，发布也就来不及了。到了10时，院子里实在无法容纳太多的人，便将殡仪馆的大门关起来，等一批人出来了，再让一批人进去。连一个个的行礼也改作一批数人行礼。在众多的凭吊者中间，有鲁迅的朋友，但更多的是从不相识的群众；有教授、作家、知识者，但主要的是成长中的青年学生，甚至是目不识丁的工人和市民。他们国籍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但都共同怀着对于鲁迅人格的崇高景仰，对于鲁迅精神，表达了一致的自愿的追随。
门口悬着“鲁迅先生丧仪”的白布横幅。在鲁迅遗像下面，放着许广平的献词：“……悲哀的氛围笼罩了一切，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周围摆满了花圈、花篮，各式的挽联、挽诗和挽词。蔡元培的挽联：“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王造时的挽联：“死者赶快收殓，埋掉拉倒；生的主张宽容，那才糊涂。”姚克的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胡子婴的挽联：“国家事岂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断咒骂；悲痛中别无他说，只好劝大众继续斗争。”郭沫若和徐懋庸也都送来了挽联，郭联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地北遍招魂。”徐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有的挽联，字迹就像小学一年级学生写的一般稚嫩，言辞也极其简单，如“鲁迅不死”，“哭鲁迅”等，下面是一大堆陌生的名字，或者什么名字也没有，代替的是什么：“工人识字班”、“店员读书会”之类，朴素的文字里有着更为沉痛的力量。
作家孟十还在悼文中记录了一则十七岁的孩子的日记：十月二十一日，晴。
午后和两个同学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看鲁迅先生的遗体。一进殡仪馆的大门，就挤在许许多多人中间了；大家都在签名簿上签名，我们也签了，都是横写，用的钢笔。随后招待员给我们缠了黑纱，我们就走进礼堂去了。我们在鲁迅先生前面连行了三次礼，心里觉得很难过，几乎要哭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极可敬爱的大文学家，他是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中国从此少了一位最有用的人物了！
我们半个月前才读完他翻译的《表》，很喜欢这书，容易懂，以后他再不能给我们译书著书了，想想，这有多么让人悲哀呀！我祷祝中国的学生们，都来学习鲁迅先生，将来把中国治好起来，使中国在世界上做一个强国。我们不可忘记鲁迅先生哪。尤其是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的产业！
明天要到市中心参加运动会，没有方法来给他送殡了，想要请假，体操教员就一定先不允许，唉！在鲁迅遗体旁边，有多少为泪水所充盈的眼睛缓缓地绕了过去。缓缓地，一队又一队，比行进在绝壁和滩涂之上的纤夫还要艰难。没有裂天的号子，只有迫促的呼吸、啜泣和哭声……
然而，都一样悲壮，一样需要内心的坚强……
22日下午，出殡前，万国殡仪馆的门口和马路上占满了人群。许多人为了最后看上鲁迅一眼，就像决口的河水，不断地往里面冲去。而湖水一般平静的地方，正在练习唱挽歌：他是我们民族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来生存……突然，有一个声音在空中叫道：“诸位！现在需要扛挽联的一百六十人！扛花圈的一百人！愿意替鲁迅先生扛挽联的，请站在草地的左边！愿意替鲁迅先生拿花圈的，请站在右边！其余的，请到门外去自动排队：四个人一排！……”
顷刻间，就有了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巨大的白布遗像，用了悲悯而坚毅的眼睛，俯视着人群。由欧阳山、蒋牧良执掌着“鲁迅先生殡仪”的白布横幅走在最前面，紧跟着是鲁迅的灵柩，由鹿地亘、胡风、巴金、张天翼等七八个人抬着。歌声起了：“哀悼鲁迅先生……”于是，一支上万人的队伍与歌声相纠结，开始在长长的马路上蜿蜒……他是我们民族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路线原定为：胶州路、赫德路、爱文义路、卡德路、同孚路、福煦路、大西路、虹桥路，而后至万国公墓。捕房以防止扰害秩序为由，进行阻挠。于是，人们不得不临时改变方向：胶州路、极思菲尔路、地丰路、大西路、虹桥路……队伍从租界经过时，骑马的印度巡捕得得得地在两旁巡逻。行出中国界，就由黑衣的缠腿的中国警察接代了，所有长枪，全都上了刺刀，短枪也挂好了把子，简直如临大敌。
但是，当群情激动的时候，是只有武器害怕思想，没有思想害怕武器的。一支哀军继续前进。前面，“民族魂”的绸旗逆风飘动，挽联如人们一样低垂着头，花圈上的花朵，在痛苦的颤抖中不时落下来，这时，女孩子们便连忙弯腰拾起……他是我们民族灵魂……巨大的遗像，仍用了悲悯而坚毅的眼睛，俯视着人群……
队伍沿途散发《鲁迅先生事略》、《纪念鲁迅先生要继续鲁迅先生救亡主张》、《哀悼歌》、《挽歌》，以及全国学生会《哭鲁迅先生》等传单，唱着歌，喊着口号：
“继续鲁迅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打倒汉奸！”
“打倒卖国贼！”
…………
后来，嘶哑的喉咙里终于像燃烧的子弹一样迸出了流行的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纠察队员忙碌地前后奔跑；救护队员提着热水瓶，给骄阳下烈风中喘息着的人们送水；电影公司的汽车驶过，在赶拍葬礼的新闻片子……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发进行的，而且是在当局的压迫和监视下进行的。权力和金钱都不能驱使他们，他们服从的惟有民族生存的意志。现在，一个人死去了。他们知道，那是天地间的正气，是他们赖以拯救自己垂亡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的精神。
今天，鲁迅成了一个象征。
所以送葬的人才这么多，而且愈来愈多，将近虹桥路时，队伍足足有二里多长！
到达万国公墓，已是4时半左右。这时，太阳过早地沉没了，灰黯的云絮和古树的枝桠杂乱地压在人们的头顶。千万个喉咙一片哑然。凄厉的秋风扫过，枯叶纷纷飘坠，在人们的脚下发出簌簌的巨响——
葬礼开始了。
奏过哀乐以后，主席蔡元培作了简短的报告，说有欧美人参加，也有日本人参加，这是一个国际性质的纪念会。人们当即向挤在人群中的日本人鼓掌，喊道：“拥护日本劳苦大众！”
沈钧儒讲演说，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但是，今天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他问：中国的政府哪里去了？人们又一次鼓掌，高声喊道：“民众的葬礼！”“民众的葬礼！”……
宋庆龄始终陪着许广平。这时，她在热烈的欢迎中和群众见了面，但是，由于激动，她已经不能多说话。那精神，还是同《立报》记者说的：鲁迅先生的死，是中国的一种重大的损失，纪念他的办法，是要把他那种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说完，不断揩着涌出的泪水。在杨铨遇害之后，她从来未曾这样痛哭过。
章乃器说，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会写文章，而是因为他为世界上最大多数的被压迫的人说话。在他的一生中，永没有背叛了大多数而向少数人屈服的。又说，现在有许多人，他们在某一个时代，的确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得了民心，可是过了一个时候，他们又把廉价买来的民心高价出卖掉了！……
邹韬奋也讲了话。然后，讲话的是萧军，他是代表了治丧处同人及鲁迅生前支持的四个刊物讲话的。他大声说道：“鲁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敌人逼死的——是他的敌人要他死。现在他已经死了，可是，难道他的敌人就胜利了吗？”
人们立刻呼喊着响应：“没有胜利！”“没有胜利！”“他的敌人绝对不会胜利！”
巨大的遗像，仍用了悲悯而坚定的目光，俯视着人群……
在安息歌的哀声中，在千万颗心的绝望的依恋里，一面白缎黑绒的“民族魂”的大旗，轻轻地覆盖在灵柩上面……
许广平一直在哭泣……
当群众中又跑出一些人来拥挤着把灵柩抬进墓穴，她向水泥椁上撒了第一把土——多么沉重的第一把土！愿你安息，安息，
愿你安息在土地里！……人们手拉着手，围在墓穴四周，歌声和哭声缠裹在一起。墓穴填平了。暮色降临了。伟大的地之子终于回归了大地。可是，当人们陆续走散，便只余一片苍茫、沉寂的荒原……
这时，西天竟出现了一弯微红的新月！
陪伴他的只有这一弯新月！
月亮，正是他所喜爱的。在无边的夜色里，它放着淡淡的光辉，但却是纯净的、惟一的光辉……
次年，许寿裳从北平到上海，特地来到墓地里看望他，带着一环花圈和万千思绪。寂寂归途中，吟成这样一首诗：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是的，依然长夜，长夜，长夜漫漫……
然而鲁迅死了！
鲁迅死了——敲钟人在哪里？
1989年11月14日深夜修订版后记
书稿校改完毕，翻开当日的《南方周末》，恰好见到黄宗英回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文章。
1957年7月。“反右”运动风云初起。
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举行座谈。席间，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发问：“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略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文中所载，最早见于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文字略有出入，对话内容是一致的，但不久，这段故实即为学者所否认，以为证据不足。而今，“现场”中人站出来说话了，何如？然而事实又开出了另外的难题：果真如此，应当如何解释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前后论述的矛盾性？如何确定鲁迅在中国政治革命中的基本立场？
对于鲁迅，毛泽东从来是既有赞扬，也有批评的。抽象的赞扬如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英雄”和“三个家”的论断，鲁迅逝世周年在延安做的新“圣人”的演讲；具体的有论鲁迅的晚期杂文、《阿Q正传》、《自嘲》诗等。毛泽东横空出世，雄视古今，从未如此高度评价一个人，因此很自然地被一些大学者和小丈夫当作“神化”鲁迅的滥觞。对鲁迅的批评则相当婉曲，如宣告“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的讲话，通过对鲁迅杂文所作的时间性规限，实质上否定批判的普遍意义；也有明白批评的，在给周扬的信中，就指鲁迅对中国农民革命缺乏认识。由于批评性意见不多，流布范围较小，所以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只记得鲁迅称说的那类“阳面大文”的赞誉之辞。其实，在毛泽东那里，鲁迅的精神遗产以其固有的价值，已然被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这样的资本，同样可以垄断，可以流通，可以随机使用。所谓“团结，利用，改造”，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对待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毛罗对话”中的意见，相对而言应当算得是“私见”，令人震惊的是，这私见却被毛泽东本人公开了。
毛泽东何以在这时公开他的私见？是否出于一种文化策略的考虑，即所谓“阳谋”？对此可以存而不论。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个适时公开的私见，是早已形成的成熟的看法呢，抑或率尔作出的错误的判断？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理解鲁迅的政治哲学的问题。
我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判断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无论是新政权还是旧政权，对于权力，鲁迅始终怀有个人主义的反抗；二、鲁迅对强制性的政治思想运动是反对的；三、鲁迅的反抗方式只能是写作，一旦停止写作便一无所有；四、鲁迅是不妥协的，自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是不妥协的。早在20年代，鲁迅便做过一个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揭示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冲突的必然性；40年代，在延安一度“挂帅”的王实味也写过题作《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明显地搬用鲁迅的观点。凡这些，毛泽东是清楚的。他的关于知识分子“两重性”的论述，就不仅来源于马列主义的经典，而且来源于中国的历史教训，以及他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斗争经验。他深知，像鲁迅一样的知识分子，本身含有反利用的成分。对于知识、观念形态的东西，他不抱信任的态度，对它们的工具性一直保持警惕；他认为，那是可以超越阶级和时代的界限，既能为革命所利用，也能为反革命所利用的。
###修订版后记
在鲁迅的思想人格的深层结构中，我们观察到，真理、权力、自我三者形成怎样一种互动的关系。而权力，确实是居间最活跃的因素。对于权力，鲁迅同福柯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即认为它无所不在，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权力可以通过话语进入真理，使真理异化或失效，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明显的例证。对鲁迅来说，真理不可能是超验的实在；它是一团活火，通过对权力——首先是话语权——的对抗，同时通过自我关怀、自我证实与自我反思，进入道德主体并有助于自身的完善。人类的真理说到底是个人的真理，与人类主体性息息相关，所谓“根柢在人”，是认知与伦理的叠合。可注意的是，鲁迅自青年时代说过“悲真理之匿耀”的话以后，不复提及“真理”，甚至公然嘲笑“公理”、“大义”之类。他是坚持真理性而反对真理话语的。
政治权力无疑是多元权力的核心。当鲁迅以真理——“人”——的尺度审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机构时，他不能不一再陷入绝望之中。虽然他呼唤先觉战士的产生，自己却是后知后觉，所以不断有着蒙受“革命”的威吓和欺骗的记录，但也因此得以确认自己的“奴隶”身份。事实可以校正真理。现代奴隶的存在就是一个真理。鲁迅以权力划界，将社会分出权力者和无权者两部分，又以自由划界，将无权者分成奴隶与奴才。对于权力者，他是对立的，挑战反抗的。他的反抗立足于自我，是个人性的，即使介入斗争的集体，也常常与组织——形成新的权力中心——相冲突。在他那里，权力总是呈强势的、控制的、压迫性的，尤其是国家的权力。为此，他决不希图通过国家代理的方式，利用权势者实现自己的理念；他的理念，其实也是属于社会而非国家的。这正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胡适等智囊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
在中国，发端于19世纪末而盛行于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两个思想成果：其一是宣扬个人自由与个体自治；其二，提出并实行以个人为起点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接纳了这两个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运动是这一激进思潮的产物。后来运动转向了，队伍分化了，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作新的聚合，这些都可以视作权力关系的变化；但是，权力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鲁迅这个堂吉诃德，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以个人的方式推进思想革命。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进行的社会革命，是对政治权力的根本性消解，但是，由于目标过于远大，又是独立进行，故而看起来简直近于无效。学者指责鲁迅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倘从国家权力中心的观点——“国家的理性”——看问题，自然是不无理由的。
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惟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对此，鲁迅是清醒的，准备充分的，所以称作“绝望的抗战”。他不但反对专制统治，而且反对“奉旨革命”，临到最后，还夺“元帅”的“鞭子”，拒绝进入“统一”的“天罗地网”。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
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异常尖锐地指出鲁迅身上的突出的存在：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其实在此，他已经有力地触及了个人行为背后的隐形结构。然而，鲁迅的自由—权力哲学长期成为禁区，即使有人论及，也都十分薄弱。而今，毛泽东以猜想的形式打破了这个禁区。我们发现，在科学研究中，猜想可能比实证准确。
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过，即着手写作这部鲁迅传记，完成已是1989年。整个80年代中后期，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鲁迅世界——中间，感受是深切的。传记的框架，也就是鲁迅的人间性，可以说就在真理、权力、自我三者的互动关系上展开，自由与权力构成基本的内在张力。90年代的空气很祥和，鲁迅的话题似乎颇吵闹。至今翻检旧作，仍然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增添的，除了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订正一处史实以外，也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删汰。而这，正好是自己多年不见长进的根据，很教人汗颜的。
传记从写成到一版再版，深获李士非、岑桑、尚钧鹏诸先生的关怀与帮助；出版之后，又获不少专家与杂家的谬奖，尤其是辗转传来的一些无名青年的书信和电话，使我长怀感激而且不安。今年6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唐元明先生诚邀再版，除了认真修订，言辞的答谢实属多余。
是鲁迅把我和众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联系到了一起。由是，我再次被告知：一个人的力量有如许伟大！
2002年12月21日，旦祥村第四版后记
承蒙王培元先生的盛意，在时隔八年之后，《人间鲁迅》得以新版面世，是很可感谢的。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有两大文化现象同鲁迅有关：其一是知识界把鲁迅当作“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群起而攻之，曰“褊狭”，曰“左”，曰“仇恨政治学”，如此种种，是同“告别革命”、“反思五四”一类宏论一起出现的。其二，是教育界把鲁迅作品清理出教科书之外，为此，还曾引发媒体一时的哄闹。对于前者，我曾作文略陈己见，于后者则未置一辞，无论怎样，却始终认为，这类现象的发生是正常的、必然的，无非是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不足怪异。至于鲁迅的声誉是否因此受损的问题，看看他本人的自白便可以知道，他说，“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污蔑……”他原本便不想活着讨人喜欢，身后被人“纪念”，——简直太骄傲了！
仅仅因为有人对鲁迅施与攻击以显示其优越，至今觉得重版这部关于鲁迅生平的著作，还有那么一点意思，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我不认为传记就一定是纯“客观”的书，在这部书里，一样寄存了我的爱憎，不平与抗争，向往与追怀。
此记。
作者
2010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