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于人是一种负担。
至少，鲁迅有大半生牺牲在这里；离开北京以后，也还时时为此牵挂，不得安宁。早在许寿裳在江西省教育厅工作时，妻子因病去世，他在一封唁信中说：“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后来，对《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不幸丧偶，故使婴儿每日看遗照的做法，他还曾这样表示过反对的意见：“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他一方面高度礼赞无不包罗的母爱的伟大，在谈及中国乡村的溺婴现象时，甚至指出那些残忍地毁灭了婴儿生命的母亲，仍然是为了爱；而另一方面，他又说母爱差不多是盲目的、可怕的。对此，鲁迅有着十分深刻的感受。他知道母爱的代价，却愿意为此付出牺牲。
1932年11月9日夜间，周建人来寓，交给他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次日上午，他冒雨往北火车站问车，购买车票，晚上向内山老板辞行，并托付一切，第三天早晨便匆匆上了火车。
13日下午，到了北京家里，立即给许广平发了一封短简，报道母亲稍愈的消息。夜1时，又草了一信，叙说即时的心情：“北平似一切如旧，西三条亦一切如旧，我仍坐在靠壁之桌前，而止一人，于百静中，自然不能不念及乖姑及小乖姑，或不至于要嚷‘要PaPa’乎。”又说：“其实我在此亦无甚事可为，大约俟疗至母亲可以自己坐立，则吾事毕矣。”
在鲁迅到京之前，许广平已经发出两封信了。除了照顾海婴，每日工作，就是抄写后来命名为《两地书》的原信，作为她必做的功课。她劝鲁迅乘此机会做小说，但又怕因此伤害他的身体和心绪，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你愿意写，我们这里可以等的，横竖你要等太师母好些才能来，如此似乎比闲坐无聊得以消遣，但注意勿太吃力，这是第一要关心的。做小说来，非一时可写完，或愿意玩玩，那么还是不写也好吧！一切请自己斟酌吧！”表达了一位女性所特有的细致和矛盾的心情。
其实，鲁迅什么也写不成。事情本来不多，陪母亲看病，听她谈说二三十年前和邻居的事情，此外就是出访或接待朋友。这些琐事加起来仍然等于没有做事。闲坐不闲。世事的变幻使中年人永远无法宁静。许羡苏走了。许寿裳不在。许广平也不复是先前常常来坐的害马了。因为怀念过去，才愈加珍重起眼下流溢在书信里的温存。幸而还有友情，可以减少许多寂寞。宋紫佩、台静农、李霁野、魏建功、沈兼士、马幼渔，待他都很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这种友情的蛊惑，居然使他想到要移居到这里来，但是，转念这里的学生又要逼他教书，以致招人嫉恨之类，就又立刻动摇了。那结果，还不是跟先前一样，弄到非离开北京不可吗？
他是好斗的，但是又总想回避那些无聊的纠缠。
这世界，还是没有苍蝇的好。
算起在京居留时间的成绩，或许仍是演说。他一共演讲了五次，在北京大学，在辅仁大学，在女子文理学院，在师范大学，在中国大学，听讲对象全都是青年学生。用他的话来说，这些演讲“是平和的，也必不离于文学”，但是他这个人怎么可能摆脱固有的反叛思想呢？说他是“火鸦”实在是不错，在五四所遗下的这个寂寞的文化城里，他的演讲就是一把野火，众多青年的期待热情助长了火势，简直轰轰烈烈。报上有文章揭载说：“在各大学演讲，平青年学生为之轰动，历次演讲地方均门碎窗破。自十五年后，此种群众自动的热烈表现，惟东省事件之请愿运动差堪仿佛之。”
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
他在演讲中指出，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是不错的。中国文学和官僚实在接近。他对中国文学有一种很独特的分类法，就是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这两类文学的界限是“在朝”和“在野”，因此，前面一种是帮忙文学，但既然帮忙也就得帮闲，帮闲文学实在也是帮忙文学。至于后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毕竟还是一家子。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便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国民党政权刚刚建立起它的血腥统治，需要文人帮忙，而实际上不也有不少南下投奔到青天白日的麾下去的吗？然而，大谈女人与酒之类的文化人，却又处处暴露了亡国的朕兆。这种混杂的文化现象是发人深省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呢？黑暗腐败到了透顶，而在武力的维持之下仍然可以继续撑持的“党国”！鲁迅向听众做了很深长的暗示。作为古都，北京的文人与官僚最为接近，有的纯粹官僚化了；有趣的是，这里文界的隐士也特多。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比起全国的其他地方，这里的文化人是不是应当有更多一点的自省意识？
关于五四的“文学革命”，他说是西装先生的“皮鞋脚”的胜利。但是，时代的进展，是没有停止的时候的，于是有下等人的“草鞋脚”插进文坛。霸占了文坛的“皮鞋脚”当然要加以拒绝，反对新兴的普罗文学，曾经革命的在新的情势下变成了革命的阻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而新兴艺术的前途，如同时代发展的趋势，却又是无论如何也阻碍不住的。
他回顾几年来革命文学演变的历史，指出在专制统治之下，所谓“革命文学”是怎样成为“遵命文学”的。这里的“遵命文学”，不同于他对自己在“呐喊”时期的作品所作的统称，实质上指的是受官方保护的文学。他认为，有几类人物是值得特别研究的：其一，胆小而要革命，如叶灵凤之流。其二如张资平之流，大讲马克思主义，其高超处使人难以理解，又绝非实际所可做到。这样的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文学。还有，便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对于时代变迁中的旧道德、旧法律、旧制度毫不顾及，表面仿佛很纯粹，实则也是遵命文学。他说，目下的作品，很难说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多为劳苦大众，以他们的思想和文笔，都不足以构成文学。对于革命文学作家应具备的条件，他作了不少说明，其中主要强调的是阶级意识与社会地位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无产阶级文学？哪些才能算是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怎样估量它们的价值？至今，他仍然没有中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谈到文学，也就不能不一再谈及文学家，也即知识阶级问题。他说，有人以为知识阶级要灭亡了，其实知识永远是需要的。他把知识阶级分为新旧两种，现在的所谓知识者，即到外国留学的先生们，回国讲各种科学，生活优裕得很，可以坐汽车，住洋房，漂亮而阔绰。但是，能否长久还是一个问题。他的所谓“新”，并不包括浮游于社会上层的这部分。新知识者立足于现实，在实际斗争中寻求自己的艺术，表面上看来好像很自私，然而他的事业既然同大众结合，那么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单的为自己了。他多次提到这个观点，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所谓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存在，至少得有一个可以容纳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然而，在中国这块历代专制的国土上是连半点隙地也没有的。所以，要赢得自由和独立，就必须正对权势者，如果力图避开权势者的气焰而奢谈什么“自由人”、“第三种人”之类，倘不是幼稚或浅薄，那么，简直可以视同欺骗了。
鉴于中国的国情，他对知识者，对青年学生表示了如下两点希望：一是做事要认真，不要老是做戏似的。文学也如此，常有新主义而货色照旧。他谈起新兴的未来派艺术，说，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不过人家欧洲是不管看得懂与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文学，虽然看不懂，作者却是拼了命的。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认真的例子。还有一点希望就是，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学，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就不行了。不过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如月界、天际，可又没有危险了。接着，他说，不要只注意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
注意社会的实际问题，并不等于主张文艺家一例地参加政治活动。鲁迅一直认为，对于作家来说，用笔才是主要的战斗方式。在台静农家里，他有一次讲话，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听讲的人有北京左联的成员，可以认为，这是他对左联领导方式的一种批评。
在台家，他还谈了一些有关创作的情况。共产党有关方面试图说动他创作一部关于红军战斗的小说，材料也交给他了，并两次约了从苏区到沪养病的陈赓将军向他介绍有关情况。一年前，当他听到一件有关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的地方纠纷的消息时，曾经对增田涉说过：“听说共产党杀了附近的农民，不知是否确凿？但很可能是流言。如果真是杀了农民，无论持什么理由都不行的。已经有人调查了，如果这是事实，我一定要向共产党提出忠告。”陈赓的谈话，使他了解到了许多为他所不知道的情况，解除了不少疑虑。但是小说终于没有写成。他说，他不能写他不熟悉的生活。作家所应熟悉的首先是生活，是自己所经验过感动过的活生生的东西。
最后一次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武力》。可见他根本“平和”不得，时候一到，便把匕首露出来了。他说，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学，统治阶级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压迫。但是无效，于是使用麻醉政策，收买一些无耻文人，自然总有那么一些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饰。不幸文学是社会的，不是几个人的，这就是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无效，恶性循环，只好又诉诸武力了。他又说，言论与文学，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国，均屈服于统治阶级。所以，争取言论自由，与努力于新文学建设，实在是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北京、上海、南京，还有各地方的报刊，纷纷报道鲁迅这次返回北京的情况。流言自然也不少。名人背后总会有流言相随。有说他受了不愉快的压迫才悄然北游的，有说他负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说他“卷土重来”，是为了做教授的，等等。其实简单得很，一个母亲，已足够令他梦系魂牵。在接到电报之前几个小时付邮的信内，他还做梦似的说着明春到异乡漂流的计划，想不到就这样匆匆地只身远行。总是匆匆。总是身不由己。如果说，他的演讲是放火，那么也不是带着放火的任务而来，只因为他本人是“火鸦”而已。
当鲁迅还留在北京的时候，瞿秋白夫妇第一次到他的家里避难。
许广平亲人一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把双人床让出，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的大房间里住下。等鲁迅月底返沪，他们已经住了好些天了。
理解需要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使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变得更为融洽。所谓融洽，并非仅指观念或观点的一致。他们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融洽首先是一种情感关系，它意味着人们的神秘的生命之流的交汇，那里隐藏着某种共同的契机。这其间，瞿秋白写了一首七绝赠给鲁迅，那是一首旧作：“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他向鲁迅无遗地袒露了内心的感伤，虽然跋语谓是“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但是毕竟还是一份“‘忏悔的贵族’心情”。直到写作《多余的话》时，瞿秋白还解剖过自己的“颓废”与“脆弱”。鲁迅是能够理解的。他写过《野草》，写过《在酒楼上》、《伤逝》和《孤独者》，他知道，感伤乃知识分子之常。瞿秋白到底是知识分子。
离去之前，瞿秋白买了一盒非常昂贵的积铁成像玩具送给海婴。那是稀罕的舶来品，因为稀罕，许广平才把它收藏起来，怕被淘气的孩子很快弄坏。而瞿秋白生活是那么清贫，他走时和杨之华各自携带的只有装有几本书籍、几篇文稿和几件衣服的两只小包袱，那就是他们的全部财产了。他赠送玩具的说话是：“留个纪念，让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与其说是达观，无宁说夹带了几分凄伤的况味。
“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明天设法告诉我一声，免得担心。”瞿秋白记起鲁迅临别时的话就动感情，被接回谢澹如家，立即托人送去一封短简和一只火腿爪。接着，又成诗一首，也一并抄寄给了鲁迅。诗是读了《申报？自由谈》，见有人说真正快乐的情死，却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之类的东西而作的。诗云：“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所说正是鲁迅抨击的那类帮闲文人。
作为知识者，面向“刀丛”固难，廓清“风气”又谈何容易？“名士”而“新”，土洋结合，“风气”竟来自知识者自身。封建主义不只是一种“传统”，并不完全的代表过去。它不是僵固的被动的存在。它可以以各种渠道和方式破坏新生的机运，进入新分子内部，使之徒有其表而不改旧的本质。
在鲁迅家里，瞿秋白翻译了苏联诗人别德内依的讽刺诗《没有工夫唾骂》，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
诗是针对托洛茨基的，全篇充满了笑骂，在艺术上是粗糙的。更有甚者，同刊的下一期登了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是模仿别德内依而骂胡秋原的，诗中除了“丢那妈”一类的辱骂以外，还加上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
文委书记冯雪峰看后，觉得很不妥，完全违背了党的策略，于是去找周扬，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建议在《文学月报》上做出公开纠正的表示。周扬完全不同意，跟冯雪峰争吵起来。事后，冯雪峰到了瞿秋白那里，谈起这件事情，瞿秋白认为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晚上，他又特地跑到鲁迅家里去，征求有关的意见。
鲁迅找出《文学月报》，翻看了一下《汉奸的供状》，认为很有点流氓气，并且表示说，刊物倘能自行纠正当然是好的。冯雪峰听了，就请他出面写一篇文章，代表左联说说话。“由我来写一点也可以，”鲁迅沉吟了一会，说，“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为好。”
文章终于在《文学月报》登出来了，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写给周扬的，题目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他指出，芸生的诗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开首的对于姓的开玩笑，很使他想起四年前那杜荃称他为“封建余孽”一类的谩骂，其实捡得这样的材料，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在他看来，倒是十分“封建的”。恶作剧的重演，封建意识的复活，不能不引起他特别的警惕。
在文章中，他再次阐述了他的革命观。他说，无产者的革命，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应当有大众的裁判，决不能由某个什么人的一句话轻易地裁定生死的。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倒也没有乱杀人；俄国的十月革命，也都保留了皇帝的宫殿。中国的作者，却将革命者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未免太卤莽，太想当然了。
但是，仔细想来也不足怪，不是说过“流氓的变迁”吗？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宗遗产哩！如何对待这份遗产，是承受还是抛弃？他认为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他说：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本文开头是说了《文学月报》的一些好话的，如对提出了几位新作家，打破近些年来看重名流的沉闷局面等，就曾指出是一种好事情；而且，本文所说也是一番公意，他根本没有想到发表以后会遭到恶意的报复。
《现代文化》第二期发表了标题为《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的文章，公开为芸生和编者辩护。
文章指责鲁迅向“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贩卖手”“作调和”，“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主义的色彩”，“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是一样在“必须肃清”之列的。还说，鲁迅的批评“空喊和平”，“等于基督教徒的反对战争一样”，与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论是同样性质的。文章反驳说，鲁迅的不要把革命者涂成吓人的鬼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多余的顾忌，“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至于说革命的敌人不是提笔可以判定生死的话，则是“把普洛文化运动任务估计过低，把我们的诗人与斗争的实践分离”，“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对于鲁迅的态度，文章借用他的原话歪曲说，是“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
其中有一句话显得分外刺眼：“我们党的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的。”——“我们党”！什么党？如果就这样的可以动辄奉旨申斥，任意罗织人罪，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革命的前途，难道只在于变换一个“党”的招牌，而无须根本的改变吗？……
文中的许多攻击性的词句，如“小资产阶级意识”、“动摇性”等等，都是当年创造社曾经使用过的。你怎样解释这样一种历史的巧合？《现代文化》是紧接着《文学月报》的被禁而创刊的，刚创刊就发表文章声援另一个刊物的作品，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下决心这样延续下去吗？一个人呢，还是一群人？再看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假名夹杂真名，居然还造了一个郭冰若，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错排者——简直卑劣！老祖宗的遗产非这么背着不可，欣欣然不肯放下！——与其说，文章令他读了愤慨，无如说思虑和悲哀更切近些。
他写信去质问，但结果，用他的话来说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这是事情为他布下的对周扬的第一个疑点。随着周扬在1933年以后做了左联的党团书记起，他的不信任感增加了。
关于首甲等的文章，瞿秋白写了《慈善家的妈妈》和《鬼脸的辩护》两文，批评了芸生和首甲等用辱骂代替真正的理论批评的错误，并且认为，鲁迅的信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文章写得并不激烈。毕竟是内部批评。奇怪的是，它们结果都没有能够发表，只是以文稿的形式在抽屉里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