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向来有“协和万邦”的历史传统，对待周边国家更是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由于历史的和国际环境的原因，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曾经有过许多的恩恩怨怨，甚至兵戎相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紧张状态，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迅速改善，经历了从解决边界纠纷到建立伙伴关系及加强制度化的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国的大周边外交关系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状态，地缘政治格局得以大大改善，这是中国睦邻外交政策实践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22000多公里陆地边界，18000多公里大陆海岸线，使中国的周边国家有近30个之多，其中直接接壤国家就有14个。数量众多的邻国呈现着历史、宗教、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缤纷色彩。历史传统的丰富性，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特别是地区热点突出、大国利益参与等重大因素决定了中国周边关系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周边外交的特殊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理与这些邻国的关系是有轻重、有顺序、有步骤的，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上、2003年“非典”疾病防控问题上、中国与各邻国的边界问题上，都发挥了一个世界大国在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基于此，中国也改善了地缘政治格局，国家的安全态势得以改观。
中国对邻国，文化、商贸的交通频繁，边界人员流动不息，共生共荣是关系的主线。历史上的中国以弥合内部争斗、统一帝国、垂范蛮夷为政治发展中心任务，所以历朝历代对周边国家都是“与人为善”的。这种关系的基调奠定于汉唐盛世，发展于明清鼎盛时期，停滞衰退于近现代中国贫弱罹难阶段，复兴于新中国建立，恢复与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目前，中国的邻里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
两汉时期积极主动开拓对外关系。①两汉与朝鲜的往来密切，表现在：其一，朝鲜与中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其二，战国纷争与秦汉之交时有许多中国人到朝鲜，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指马韩、辰韩和弁韩）曾多次派人赴汉；其三，秦汉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辰韩就有“秦韩”之称；其四，中朝贸易的发展迅速，朝鲜特产输入中国，如檀弓、文豹、果下马、班鱼皮等，而中国铁器、铜镜、漆器等输往朝鲜，中朝经济贸易往来频繁，互通有无，对朝鲜的发展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②汉朝同日本的交往甚多。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近邻。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汉朝时，日本“分为百余国”。汉武帝时，日本有30多个国家通过朝鲜半岛“使译通于汉”。汉武帝时，日本一些部族小国与汉朝已经有了通使关系；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得赐印绶（汉赐“汉委奴国王”金印已出土）；汉安帝时，倭国又遣使来汉。中国的铁器、铜器、丝帛传往日本，促进了日本生产和文化的发展。③两汉时期的中越经济文化联系密切，中国从越南输入土特产和东南亚的珍稀物产，如越南的象牙、犀牛、玳瑁、珍珠等，中国的铁器、农耕和水利技术传到越南，使越南的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中越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两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积极影响。④开辟三条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的开通。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沿着通道不断西运；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陆续运向中国。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著称于后世的“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造纸术先后西传。两汉之际，佛教也由印度经中亚、西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时，世界各文明区域尚处于隔绝分散的状态，交通工具也很简陋，丝绸之路却沟通了东西方的交通。
始自汉朝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张骞与丝绸之路。
张骞是中国西汉时期外交家，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为郎。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1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1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张骞随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与李广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击匈奴；张骞因迟误军期，当斩，用侯爵赎罪，得免为庶人。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还。翌年卒。他所遣副使后相继引西域诸国使者来汉；乌孙后来终于与汉通婚，共击破匈奴。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之事，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研究中亚史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秦汉时期，西南有一条从四川出发，经云南，过缅甸，最后到达印度的丝绸之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加强了中原和西南地区的联系，而且为中缅、中印的友好往来，创造了条件。
这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也开通了。秦汉时期，一些商人船舶不惧风浪，很早就往来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西汉中后期，汉朝政府派人远航，直抵东南亚和南亚，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沿海港口出发，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绕过今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沿岸诸国，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和斯里兰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扩大了秦汉文化对外的影响，从海路沟通了东、西方外交联系，拓展了中国、亚洲濒海地区、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活动范围。
总之，两汉时期，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通也日益发达，古代世界的东方与西方的几个文明地区联系起来。
隋唐时期的对外关系一片繁荣景象。①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发达。陆路方面，从长安出发，向东可以到达朝鲜，向西经丝绸之路，可以通往今天的印度、伊朗、阿拉伯以至欧非许多国家。海路方面，从登州、扬州出发，可以到达今天的韩国、日本；从广州出发，经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到达波斯湾。②唐政府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和周边、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交流深广。唐朝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允许外商长期在中国居住，和中国人通婚，在中国任官，因之长安、洛阳聚集了各国的使节、商人，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
唐与新罗（今朝鲜半岛）、日本友好往来最多。唐朝的留学生中，以新罗最多，最著名的是崔致远。唐朝时长安和沿海许多城市设有“新罗坊”、“新罗馆”，说明新罗的商旅来中国的很多。新罗立国，则参用唐朝制度，仿照唐朝实行科举，设立国学，教授儒学；经济上，新罗从唐朝引入茶种、雕版印刷术和高超的制瓷、制铜等手工业技艺；文化上，新罗人喜读唐诗，许多文人会写唐诗。崔致远的诗文集《桂苑笔耕》，受到中国文学界的重视。新罗人在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都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
隋朝时，中日就互派使臣，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有13次之多。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由留学唐朝回国的人策动的，日本新政中的制度，大都以唐制为蓝本，日本都城的建造，完全仿照唐长安城的样式，日本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祭孔的礼仪也很隆重。
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东非某国进贡的长颈鹿画像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包括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马来半岛、天竺等国家都和中国有往来。中国和今天东南亚一些国家互派使节，交换土特产品，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印度半岛各国的交往大大加强。隋炀帝时，派人出使马来半岛，半岛上的赤土国也派王子回访，受到隆重接待。
与中亚、西亚、欧非各地互遣使节，往来密切。隋朝时，中国和波斯（今伊朗）已互遣使节；唐朝时，波斯遭到大食的侵扰，其王卑路斯及儿子先后前来求援，后客死唐朝。波斯商人大批在中国开设“波斯店”，做珠宝、香料生意。从唐高宗起，大食（今阿拉伯地区）与中国通使，持续了1个半世纪中。唐朝和东罗马有使节往还，东罗马的医术、杂技在这时传入中国，唐朝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欧洲。唐朝时甚至和非洲也有来往，《新唐书》上有这方面的记载，唐朝人杜环在北非、东非留下了行踪。他撰写的《经行记》记载了非洲的风土民情。史书里还记载东非索马里使者，在唐太宗时来到中国，受到很好的接待，非洲发掘出土的陶瓷残片包括唐三彩和邢窑、越窑的产品，而且质量极好。
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从公元前建立起来的朝贡、藩属体系达到了鼎盛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国力孱弱，天朝尊严不复存在。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没有使得中国走上完全的独立自主地位，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开始思考如何正确对待周边关系并提出了全新的外交政策。对此，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邓小平贡献最大。
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他看来，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此，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睦邻外交思想。1953年，在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但只要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印度方面表示同意周的意见。
1956年，波匈事件以后，周恩来又进一步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且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
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根据局势的发展，周恩来又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国际关系准则，即“求同存异”的原则。他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求同存异”原则的提出，保证了万隆会议的顺利举行，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谊和合作。
对于由于历史原因，存在于中国和周围邻国间的遗留的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周恩来主张采取“和平协商、公平合理”方针加以解决。他指出：谋求解决同邻国之间存在的问题，目的是安定四邻，缓和紧张，便于建设。因此，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诉诸武力是违背我们的和平政策的。本着这种方针，中国和缅甸在1960年签署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和《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随后中国先后又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签订了边界条约，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存提供了范例。
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也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对此，周恩来提出：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重点应鼓励华侨自愿选择所在国的国籍。根据这个精神，中国在1955年4月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一个《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作出了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在两国国籍中选择一个国籍的规定，从而显示了中国与周围国家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发展睦邻关系的诚意和决心。除了用实际行动推进睦邻友好关系以外，周恩来还针对不少国家担心“中国威胁”，耐心地向亚洲国家领导人作解释说：“我们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宪法规定了我们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人民也不允许我们违背这个方针去侵略别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罪受够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我们……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和平共处，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我们的邻邦泰国和菲律宾对中国存在着恐惧。对我们不了解的人，我们是容许他怀疑的……我向他们保证，中国决不向他们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和威胁。”同时还强调：“一个在从事和平建设、愿意同世界各国友好、国内各民族平等、人民享受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殖民主义和侵略思想的，因为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我们不但有了国内的制度，而且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中国强大以后，也要同各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如果我们的后代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外国朋友可以指责他们做了他们的前人所不愿做的事。”
双重国籍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部国籍法（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1912年《中华民国国籍法》、1929年《中华民国国籍法》）均承认双重国籍。新中国成立伊始，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为妥善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先后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原则下，通过签订双边条约和联合公报的形式，解决所在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国籍法颁布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虽然没有颁布国籍法，但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既不主张也不赞成双重国籍，积极稳妥地处理遗留的双重国籍问题。现行有效的国籍法是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该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继1999年12名全国政协委员于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提出“关于撤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案”后，民建中央也于2005年的政协会议上提出党派提案，建议修改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双重国籍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海外华人通过各种媒介传出了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的心声。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和海外移民已相当普遍，这一大批熟悉国际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是各国竞相争夺的人才。但由于国籍的限制，他们不能自由方便地回到中国来，在签证、定居、人才回流后的家庭安排、子女读书、创业办公司和服务的手续等方面仍很烦琐。承认双重国籍后，能够简化手续，节省费用，将有利于大量引进海外华裔人才、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
第二，承认双重国籍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不仅可以激发中国人民身居海外，胸怀祖国，以主人翁的姿态维护祖国利益，而且可以吸引海外移民以公民身份，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为民族振兴献计献策，同时还有助于建立海外爱国统一战线，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势力和海外敌对势力。
第三，拥有双重国籍，对许多旅居外国的华人来说，既可以享有居住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又能够保留自己的“中国人”名分，这对崇尚叶落归根的炎黄子孙来说，是一个心理安慰。
而反对承认双重国籍的人们主要担心双重国籍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第一，不承认双重国籍有利于中国处理和发展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华人华侨常成为当地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排华”事件。如果中国政府重又承认双重国籍，容易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猜疑，对经济利益、政治利益都在东南亚的华人长远生存和发展是不利的。
第二，如果承认中国公民可以具有双重国籍，将使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对这些双重国籍人行使管辖权和保护权上产生冲突。
第三，双重国籍会让一些不良分子钻法律的空子，犯法后，一些犯罪分子可能逍遥法外，或获得从轻处罚；审理程序上的不同也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不便于惩治。
第四，中国政府承认双重国籍，有可能使居住国政府对中国人加入其国籍的动机产生怀疑，有可能导致对中国人的歧视，包括增加中国人申请入籍的难度。
第五，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除回国和在国内时取得某些便利外，对其本人并无太大好处，相反他们由于必须同时向两个国籍国履行义务而处于困境。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持有双重国籍的人可以比仅具有单一国籍的人享有多种法律上的优惠条件，这样会造成公民之间在竞争方面的不平等。
1950年3月18日，周恩来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篇关于亚洲的演说时，提出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的思想。周恩来认为，亚洲国家应当克服他们的分歧和争端，因为这些分歧和争端都是或几乎都是“殖民主义在长时期内实行‘分而治’的政策造成的，或者也是他们的这种政策所扩大化了的”，亚洲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而决不应该让任何分歧和争端妨碍我们的团结”。他说：我代表亚洲最大的国家及其人民告诉美国，“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来加以干涉”。周恩来的这个思想预示了古老亚洲的觉醒，以及亚洲地区主义的先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遏制，周恩来提出了“人民外交”的思想。他认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方针。20世纪70年代，他又进一步提出“官民并举、相辅相成”方针，开创了新中国人民外交的新局面。它首先被运用于对日关系，后来用于对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中。周恩来认为，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需要两国政府的努力，但也需要两国人民的推动”。“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后来中日两国邦交的正常化大体按照周恩来的设想，经历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民间来往、官方挂钩”，“以党促政、政经挂钩”等几个阶段，在1972年终于顺利实现关系正常化。对美国则是用著名的“乒乓外交”的民间关系启动了国家关系的大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周的睦邻外交思想，提出了睦邻友好的理论。邓小平睦邻友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这与毛泽东团结反帝的睦邻外交思想是有所不同的。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更好的朋友，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为了促进中国与周围邻国的友好关系，邓小平还提出了解决中国与邻国历史遗留问题和争议问题的新思路。对于边界问题，他主张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对于领土主权的争议问题，邓小平则主张可以采取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新办法。1984年他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路子解决。”例如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沙群岛问题，都可以避开主权问题，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冷战以后，中国睦邻友好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更加充实，也更富于实践性了。
1993年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
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政治报告关于与周边国家的论述是：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政治报告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报告强调要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要坚持睦邻友好。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认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睦邻政策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不再提不结盟的问题；二是提出“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也就是说，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已经从原来的简单地与邻国保持和睦友好的关系，上升到要通过开展区域合作来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原来只是提出要与邻国和睦相处，而现在则要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阶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继续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以中国的和平发展为前提，以经济合作为主题，兼顾政治、军事、文化、环境等多种务实合作，营造安全可靠、经济繁荣、长期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为此，中国将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速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设想。这是实现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的有效途径。
从领导人的讲话来看，睦邻友好政策越来越趋于务实。
2003年10月7日，温家宝出席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并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对中国一贯奉行的睦邻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主张，并强调这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的既定方针。所谓“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10月8日，温家宝出席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 1）领导人会议时发表了以“全面深入合作、促进和平繁荣”为主题的讲话。他指出，过去6年间，中国和东盟形成了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促进、安全上相互信任的良好态势。温家宝表示，中国政府将从以下五方面入手，加强和深化与东盟的互利合作：加强政治对话，增进相互信任；深化经贸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巩固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开展科技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加强协调配合，创造稳定环境。
200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越南国会发表了题为《增进友好互信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演讲。胡锦涛是首位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国家元首。胡锦涛在演讲中指出，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际形势下，世界各国应该加强合作，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支持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
从此，中国便形成了全面、稳定的“睦邻、安邻、富邻”的睦邻友好政策，并且，今后将在对周边各国关系中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