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后，各地纷纷响应。边陲重镇昆明也不例外。
北京传来的火炬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协约国）的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会议名为“和会”，实则分赃，讨论如何处分战败国。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也派代表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可是，被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大国操纵的巴黎和会，以种种借口否定了中国代表提出的七条希望，以及废除二十一条和解决山东问题等要求，均被拒绝。同时却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爱国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如此下去国将不国。要救国！要救国！
“五四”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了！
消息迅速传到昆明。5月中旬，中国外交失败和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杨兰春（杨青田）等人立即响应。他们邀约各校学生，奔走呼号，印发传单，进行街头演讲，介绍中国外交失败经过及北京“五四”运动概况。
当时的昆明，在护国运动推翻袁世凯后，唐继尧大发其军阀野心，妄图囊括滇、川、粤、桂、黔、湘六省，渡江北上以争霸中原。地癖民贫的云南和昆明，不堪征兵派款，横征暴敛，人民日愈水深火热。云南人民除受唐继尧等军阀的压榨与剥削外，还受着帝国主义，特别是法、英、德、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法国人除了开通滇越铁路外，还在昆明开办了商务酒店、甘美医院和东方汇理银行；日本在昆明开设了宝田洋行、府上洋行等；英国开办了惠滇医院。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还派传教士来昆活动。昆明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蹂躏。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也十分强烈。所以，当“五四”运动的火炬传到昆明时，昆明也立即燃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熊熊烈火。
国民大会掀怒涛
经过杨兰春等的组织发动，昆明各界终于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五四”运动。
1919年6月4日，昆明各族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会上，登台演讲者谈及外交失败时，群情激奋，与会者高呼口号，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大会在义愤填膺中通过了谴责内奸外盗的宣言；致电全国，呼吁声讨国贼，抵制日货，维护国权，速求自卫。大会还电告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切勿签字。电文声明：“若竟签字，誓不承认。”
大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群众高呼口号：“还我青岛！”“挽回国权！”“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日本侵略强盗！”
“六四”国民大会，充分显示了昆明各界人士反帝反封建的正义呼声和坚强意志。继昆明之后，大理、腾冲、思茅（现称普洱）、蒙自、昭通等地的学生及各界群众，也开展了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活动。
“六四”后，为了把爱国运动坚持下去，并向纵深发展，他们于6月8日成立了云南学生爱国会。后来，为响应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召开，改学生爱国会为云南学生联合会。云南各地也陆续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云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大大推动了全省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昆明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把排演话剧和街头口头宣传，当做“警醒国民之爱国心，唤起国民之真觉悟”的重要活动。据史料记载，“五四”期间，昆明学生先后排演的剧目有数十种，其中《亡国初痛》、《打章宗祥》、《巴黎和会》、《劳工神圣》等对唤醒民众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记载说，当《打章宗祥》一剧在昆明演出时，“台上，台下，喊打声、叫骂声、鼓掌声，沸腾成一片，分不出台上、台下来了，直到那一场闭幕后许久才静下来”。“五四”运动期间及其以后，宣传新思想的刊物也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统计，辛亥革命后至“五四”前夕，昆明仅有报纸、杂志、公报16种；“五四”时及稍后数年间，便增加为72种。“新滇社”、大同学会、云南青年努力会等团体，在“五四”后纷纷建立起来。它们在推动昆明及云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新文化运动及宣传马克思主义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抵制日货战果辉煌
“六四”国民大会后，昆明各族各界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借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山东主权的侵犯。把斗争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是昆明“五四”运动的一个重大特点。学生及各界群众除了利用报刊，成立讲演团，大力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外，还组织贩卖团，售卖新书报和各种国货。对于日货，学生们的抵制行动十分坚决，并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将清查或交出的日货当即焚毁，不少商家表示不进日货和不售日货。
这次抵制日货运动，持续一年半之久，给予了日本帝国主义沉重打击。有人统计，1920年云南进口的日本棉纱，只及1919年上半年的1/10.经这次打击后，日本人在昆明开办的宝田洋行、府上洋行等均倒闭。这次抵制日货运动，对促进昆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云鑫工厂、华兴工厂、华安机器工厂、昆明市机械工厂、德昌祥卷烟厂、振兴工业制造厂、普益织毛巾工厂、新兴染织工厂等数十家商办工厂，都是在此期间开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