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国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清朝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也在风雨凄凄之中步入了屈辱与抗争交织在一起的近代史时期。
《南京条约》的辐射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战败后，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虽然没有一条专指昆明，但它却犹如一枚原子弹扔在中国大地上，遥远的边陲昆明，也惨遭其“冲击波”和“核辐射”的危害。
首先，是由于开放五口通商，外国商品纷纷打入昆明市场。据昆明工商界人士陈子良回忆，从鸦片战争至中法战争前夕，昆明已有广帮、川帮、江浙帮、云南帮等几种坐号，专门经营外省和外国货。在其经营货物中，国产货的价格、行情的变化不大，唯省外来的商品价格变化极大。这表明舶来品已在不断地冲击着昆明的市场。昆明市场上的布业、百货业、颜料业、五金业，都在经营外国商品。更有甚者，一些日本商人、法国商人、希腊商人，也纷纷来昆明开设洋行。这样一来，自洋布、棉纱及其他洋货打入昆明市场以后，昆明的贸易就发生了逆差。据《云南对外贸易概观》的估计，“云南以一个贫瘠的省份，平均每年要偿付对外贸易逆超两百多万关平两（白银）”。昆明首当其冲，要承担逆超的大头开支。
其次，是赔款对昆明的影响，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支出战费7000万两；然后，又赔款2100万两。庞大的战费和赔款，都被清政府以税收的形式转嫁到人民头上。清政府将赔款分摊给各省支付，规定云南每年支付30万两。省会昆明和几个大矿区，自然又要承担赔款的大头。这就大大加重了昆明人民的负担，造成“村农泪成血”（戴炯孙：《北风叹》），“可怜饲蚕妇，身上无完衣”（戴淳：《感兴》）的惨相。
土豪劣绅大兼并
本来就困苦的昆明人民，在鸦片战争后，更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据回民起义领导人马如龙在《晓谕滇垣绅民》所言：反动的清政府“刮小民钱财，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捐输，以至猛虎伤人，哀鸿满野，民穷财尽，产破家亡，斧敲斤断，妇子之皮肉皆绽，鱼食鲸吞，蝼蚁之微生可悯”。对广大人民来讲，旧税未减，新税又增，新旧赋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为了求得暂时的生存，农民便只好出卖土地。于是，土豪劣绅们便趁机大肆兼并土地。从下例可窥见一斑。
道光末年，昆明大地主马三品在福海村占有大量土地，附近村民大半均是其佃户。
官渡七甲大地主罗某，占有土地3000余工（每亩二工半），相当于官渡所有土地的1/3.此外，他家在呈贡、晋宁等地，还占有大量土地。
由于土豪劣绅加紧兼并土地，致使昆明地区95%的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少许土地。随着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地主手中，地租也越来越沉重，农民生活苦不堪言。
灾荒瘟疫频频来
进入近代后，人祸已使昆明人民苦不堪言。然而，老天爷也来凑热闹，折腾昆明人民。近代以来，昆明灾荒频繁，瘟疫丛生。据《续云南通志稿》和《云南》杂志等有关文献记载，1851年（咸丰元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这六十年间，昆明一共发生过四十三次瘟疫、饥荒以及水、火、旱灾。其中咸丰、同治年间的几次大灾荒与瘟疫，造成昆明数万人死亡，人口逃亡过半。
为了让读者了解昆明这一时期的悲惨历史，现选择几次较为重大灾害简介于下：
1871年（同治十年），昆明大水。盘龙江水漫岸，金汁河埂倒塌，造成大小东门一带，尽成泽国。城内的绣衣街、报国寺街一带，水深达六七尺，东门内的寺庙百分之七八十被淹倒，民房被淹没两千多栋，被大水冲走淹死和失踪的人近三百。
1893年至1894年，昆明又遭大水。面对洪水，搜刮民膏民脂十分内行的清朝地方当局，却束手无策，见死不救。结果又造成一幅惨状。“瘠羸之状满目，啼号之声填耳。生者蒙衭于道路，死者委骸于沟壑。”
1906年，昆明大旱。同盟会办的《云南》杂志记载：“今岁之荒，为从来所未有，外州县吾弗论，即以省垣一隅言之，一日之饿殍以数千计，施棺木会为之一空，其危其惨，具在心目。”
灾害之后，物资短缺，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有材料记载，当时的昆明一斗米竟卖十二两银子，一枚铜钱只能买两颗蚕豆。饥民们为了生存，抢购粮食，“塞街盈巷”，每天都有人被踩死。不少人家断炊后，只好觅树叶草根充饥。结果，弄得五华山上的树叶、树皮、草根和翠湖里的荷叶、浮萍，都被吃光。饿死或遭瘟疫而死的人，随处可见，惨不忍睹。
当时昆明的惨状，可算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