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到了它的尽头。1840年,英国的舰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一步一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昆明,这时……
五湖客商纷入滇
清代乾嘉盛世时,云南的资本主义萌芽比明朝中后期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在采矿业方面尤为突出。云南的铜、锡矿的开采著称于世,从康熙至乾隆年间,铜矿的开采已多达46处。这些冶矿业手工工场的工场主,多系“湖、江、广的大商巨贾”。他们每开一厂,便获利数十万两白银。
在冶矿业的推动下,昆明的商业活动也更为活跃,成为经营锡锭、铜锭的重要城市,并日趋繁荣。五湖四海的客商,也随之纷纷进驻昆明。这时,到昆明经商开矿的外省人,有江西、湖南、四川、福建、陕西、山西等省籍。他们除了在云南经营矿冶业外,还大做“烟土”(鸦片)生意。
由于在昆明的外省人越来越多,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他们纷纷建立起会馆。一时间,昆明各种行业会馆林立。在城东的禹王宫(又名秦佛寺),建立了两湖会馆;在归化寺右的兴福寺内,建立了江南会馆;福建人在校场一带,建起了火神庙和天后宫;山西、陕西人在南门外的太平桥一带,建起了关圣行宫;江西人在太平桥左侧,建起了肖公祠……这些馆、寺、祠,均成了他们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据点。
这时,官渡出产的滇缎、乌帕,书林街灰土窑出产的陶器,江宁客商在昆明设场制造的白铜白盒,昆明博古堂出产的铜佛、钟鼎等铜制手工艺品,都是十分畅销的货物。
鸦片烟毒滚滚来
鸦片,是经过提炼的罂粟汁浆,原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英国人在商品入侵中国失败之后,便对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于是,罂粟的种植也在中国泛滥开来。
滇中高原的土地与气候,十分适合种植罂粟,而且所产的鸦片,其质量也较其他省好。“云土”驰名国内,其声誉和价格也日益高昂。云南种植罂粟,先在滇西边境。由于清政府中主张驰禁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等人主张“宽内地人民栽种罂粟之禁”。于是,罂粟的种植浪潮便从边疆向昆明地区滚滚袭来。至清朝末年,昆明地区的四十八堡五百多个村子中,似乎“家家皆种烟土”。晋宁一地,种罂粟的面积竟占耕地的5%~10%。有人估计,当时昆明城乡大约有14%~15%的人吸食鸦片烟,若以五十万人计,当有七八万人是“鸦片烟鬼”。这些人,不仅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鸦片,犹如一个无形的魔鬼,给昆明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它不仅败坏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摧残了人们的身体。到头来,落得个“东亚病夫”的辱名!
“忍被鬼伯同时录”
在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的富裕,反而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人民生活每况愈下。
道光年间,昆明的盐井、矿井多为少数官吏、豪富垄断。江西、湖广商人又从中渔利,剥削甚重。加之官府和地主催租逼粮,郊区农民生活非常困苦。城市中的职员和工人,收入也十分微薄。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当时的昆明著名诗人李于阳有诗云:“三百钱买一升米,一升粟饱之日腹,穷民赤子钱何来,携男提女街头鬻,明知卖儿难救饥,忍被鬼伯同时录!”这当是鸦片战争前夕昆明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