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应该指出这时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是有一定保留、有一定距离的。这可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是其政纲中主张“军队国家化”,提出了“请以武力属之国家,而勿分操于党”。的幼稚主张。这与中共的立场是大相径庭的。这实际上是要中共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军队国家化”作为政纲而提出,说明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在某些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是存在着距离的。二是对待沈钧儒的救国会是否参加民盟的问题。在民盟成立时,认为“沈钧儒同他领导的救国会太‘左倾’了”,“救国会是‘左派’组织,不少人说他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如他们也参加创建这个新组织,就有成立新的外围组织之外围的嫌疑”。大约过了将近一年之后,才邀请救国会参加民盟。这说明民盟成立时,对中共是采取“避嫌”态度的。
第二阶段:在抗日反蒋上默契配合(1944~1945年)。
从民盟成立至1944年这段时间,特别是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抗日战争最阴暗的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状况有增无减,蒋管区民主运动备受摧残。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大“扫荡”的同时,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对国民党战场上再次发起进攻。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战场出现了豫湘桂大溃败。中国人民的抗战大业,举步维艰。民盟在这样的困境中艰苦奋斗,一方面继续发展壮大民盟组织,先后建立了云南省支部、四川省支部、重庆支部、广东省支部、华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筹委会和东南总支部筹委会等地方组织。同时,又积极开展抗日反蒋活动。民盟中央与地方组织在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中,相互合作得更加默契。特别是在那些受亲蒋的青年党影响小,“左派”力量强大的省区,民盟与中共在民主运动中的合作就更为紧密。这在昆明表现得更为突出。
由于西南联大办在昆明,一大批学者、专家、教授云集昆明。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民盟,在昆明发展了一大批知名度很高的学者、教授为盟员,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潘大逵、费孝通、楚图南、曾昭抡等,都先后加入了民盟。甚至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也秘密入盟。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教授们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们入盟,对推动云南的抗日反蒋运动,打破皖南事变以来民主运动的沉闷空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当时就是“通过民盟和进步学生建立了联系”,“通过吴晗在教授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冲破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给民主运动造成的沉闷空气,1944年,中共云南省工委所发动的三次大活动(“五四”纪念座谈会、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纪念会、护国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会),都是事先与民盟“共同商量”后举办的。而且这些活动均分别由民盟成员吴晗、闻一多、罗隆基、李公朴、楚图南、潘光旦等主持或讲演的。
在举世闻名的“一二·一”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民盟与中共更是配合得十分默契。闻一多、吴晗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把这一运动不断地引向纵深发展。
第三阶段:开诚布公,荣辱与共关系的确定(1945~1948年)。
从旧政协召开至南京“和谈”破产,这是民盟与中共合作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时期。
这时,围绕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建设成什么样的国家这个核心问题,一贯自我标榜为中间派的民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提出了“民盟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党以外的道路,就是所谓的第三条路线”;要把民盟“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中国第三个大政党”;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这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样的方案,中共是不能接受的,必然导致民盟与中共在政见上发生分歧,使两党的合作出现裂痕。国民党便趁机对民盟进行拉拢收买与分化瓦解,企图从组织上拆散民盟,或阻止民盟在旧政协会上与中共合作。
旧政协召开前,蒋介石公然派张群来与民盟领导人举行“谈话会”。会上,张群暗中支持亲蒋的青年党在民盟九个代表名额中要占有五席;青年党则公开撒赖,宣称若不给它五个代表名额,就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蒋介石的用心就在于以此来拆散、瓦解民盟,孤立共产党。
为了争取旧政协的召开,并使之作出对人民有利的决议,中共从大局出发,同意青年党以独立单位参加,代表名额为五人。中共还提出民盟代表仍为九人,由共产党让出二名。国民党让出一名来解决。这样,出席政协的代表为: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盟九人,社会贤达九人,青年党五人。在这一活动中,虽然青年党被蒋介石从民盟中拉走了(接下来,民盟将其开除),但其瓦解民盟,阻止民盟在旧政协中与中共合作的阴谋却破产了。再说,青年党被拉走,也使民盟在组织上更纯洁。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旧政协的五个小组中讨论各项提议时,民盟代表大多数都与中共代表紧密配合,共商对策。由于民盟与中共合作,经努力终于把《五五宪章》规定的总统独裁制改为议会制和责任内阁,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在国民大会问题上,民盟也与中共保持一致,通过宪法应有3/4代表通过才生效,以及中共与民盟代表名额应占代表总人数的1/4的决定。这就可防止国民党利用国民大会多数代表的名额,通过一部独裁宪法的企图。
1946年7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发动了内战。民盟不甘心调停和谈失败,于1946年10月,又开展了以民盟为主的第三方面南京和谈,也积极劝说中共和谈。并表示在这次和谈中要加强同中共合作,第三方面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都将事先与中共协商讨论,以防国民党孤立中共。民盟的本意是为了和平,但对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企图利用这次和谈搞一次“和平攻势”的阴谋认识不清。加之民盟要走“第三条道路”的愿望作祟,因而就发生了在谈判中国共双方各不相让。民盟骑虎难下之时,想急于求成,便在事先未与中共商量的情况下,于1946年10月28日,提出了调处国共争端的三点建议。这个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双方军队各就地停战;各个地方政权由改编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落实各项政协决议,一致参加“国大”,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国民党的方案。《建议》起草后,民盟又在未与中共代表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一建议送交国、共、美三方。周恩来看后,严厉批评了民盟代表,并指责他们“失约”。好在民盟代表知其铸成大错之后,立即设法收回了这个《建议》,才避免了授国民党以口实。
这些活动说明民盟在大是大非面前,知错就改,以实际行动巩固与中共的合作。中共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坚持原则,以诚相待,开展批评,而民盟在出了差错之后,又能改正错误挽回损失,这种态度只有挚友、诤友才能做到。由此可见,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已经发展为开诚布公,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了。
第四阶段:接受中共领导是民盟的历史选择(1948~1949年)。
1948年以后,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由于民盟坚持与中共合作,共同反内战、争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就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他们终于在1947年10月,宣布民盟“非法”,勒令民盟解散。这一反动措施,打破了民盟走中间道路的迷梦,但并未能使民盟屈服。在深刻反思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民盟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的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开宣布:“我盟国内外全体十数万盟员,今后将更坚强地站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表明民盟放弃了调和策略,从中立走向了革命。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在这一转折上起了重大作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民盟与美蒋反动派的公开决裂和与中共的全面合作。
然而,民盟与中共的关系并未就此止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双边关系又在继续向纵深发展着。
1949年1月22日,民盟领导人,在《中国民主同盟领导成员暨各方面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意见》一文中,便公开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民盟经历了漫长的、乃至痛苦的奋斗之后,终于选择和接受了中共的领导。从此,中国的政局步入了在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新时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民盟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民盟与中共合作的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盟与中共是两个阶级属性截然不同的政党。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民盟是以中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它们为什么精诚合作呢?除了民盟当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可与无产阶级结成共识,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成合作这个基本因素之外,具体说来,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一)共同的民主革命目标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1941~1949年,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主题词是:抗日、反蒋、建设新中国。
民盟之所以能与中共合作,就在于对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在认识上基本一致,政治目标是基本相同的。毛泽东代表中共曾多次重申过这个奋斗目标。1941年,他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抗日战争即将获胜之际,在中共“七大”上,他又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存在着两个前途,党要领导人民争取光明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后,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变化,提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号召。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他更进一步地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民盟成立伊始,就宣布自己“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要求实现国家的民主、团结、统一。以后,民盟领导人又多次宣称:“我们的中心主张,如前所说,一向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又以民主一层为中心。”在1948年1月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其政治主张进一步发展为:民盟“今后将更坚强地站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正是对当时的中国问题,在政治主张上认识的基本一致性,奠定了民盟与中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二)亲密的挚友关系是二者合作的组织基础
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还有着一定的组织基础,那就是亲密的挚友关系。由于民盟的成员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与中共的关系就形成了多边、多层次的组织联系。从阶级关系来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盟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在抗日、反蒋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在组织上,必然会形成伙伴关系。但伙伴并不等于挚友。民盟与中共成为挚友,这种关系就比伙伴更深一层了。那么,它们之间形成挚友的因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从下列三方面去探讨。
第一,民盟的成员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热爱祖国,强烈地希望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把祖国建成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富强的新中国。基于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寻觅知音。然而,由于他们自身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他们对反动文人是不屑一顾,不肯与之同流合污的;对志同道合者,自然相邀入盟,成为同志;还有相当一部分在他们看来正直而进步的文化人,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因为业务上、学术上或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常与这些人交往,崇敬这些人,大家以诚相待,慢慢就形成了挚友、诤友。而这些人中有的就是中共党员,他们把这些人当做“民盟之友。”
民盟的成员对这些中共党员并不避讳,甚至邀请他们参加民盟的会议,交换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讨论民盟内部的重大问题。如1944年昆明民盟内部意见分歧逐渐表面化,罗隆基认为“苏联有经济民主而无政治民主,英美有政治民主而无经济民主”,主张民盟应综合二者的优点,让中国走“第三条道路”。这一观点,在民盟内部引起激烈争论,以致公开辩论。这时,中共党员张光年(光未然)就曾被邀请到李公朴的“北门书屋”参加民盟的会议,并应邀发言参与讨论。至于张的政治身份,民盟的这些成员都是清楚的。1945年,云南民盟改组,还邀请中共党员张子斋担任其机关刊物《民主周刊》总编辑。
第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组织关系,也是民盟与中共合作不断深化的因素。在形成挚友关系中,中共也为民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华岗(化名林少侯)、周新民、李文宜等到云南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开展争取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楚图南、周新民等中共党员还直接参加民盟,从中加强党对民盟的领导和联系。
第三,在组织上,民盟能与中共长期地不断深化合作,与民盟自身的逐渐纯洁也是分不开的。由三党三派组成的民盟,其组织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左舜生、李璜的青年党,张君劢的国社党是亲蒋的,他们在民盟中扮演着十分不光彩的角色。青年党在参加旧政协问题上,执行蒋介石拆散、瓦解民盟,孤立中共的阴谋,从而暴露了它的“庐山真面目”,自绝于民盟,最后被民盟开除。1946年11月伪“国大”召开时,民盟拒绝参加,国社党的张君劢、张东荪之流,又自绝于民盟,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参加了伪“国大”。民盟亦将其开除。开除亲蒋的青年党和国社党,使民盟在组织上更加纯洁,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也就更加巩固和发展,从而才会出现民盟在1948年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大转变。
(三)国共两党的政策决定了民盟的归宿
对于民盟这样一个以“中间派”自居的民主党派,在当时是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对象。既然在中国第三条道路走不通,民盟的归宿就只能在国共两党之间“二者必居其一”。民盟靠拢谁,则取决于民盟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国共两党对它的政策及态度。
民盟的政治立场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团结抗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为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统治,坚持内战,出卖国家主权的政策相悖的。这就决定了民盟在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过程中,必然走着一条由拥蒋到反蒋的道路。
在态度上,国民党对民盟的爱国活动越来越不能容忍。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巩固后方,便对民盟大打出手了。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林斌丞等民盟领导人之后,又于1947年10月宣布民盟“非法”,强迫民盟解散。这一行动,既把蒋介石的所谓“民主自由”的遮羞布撕得粉碎,也使民盟对蒋介石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从而,使民盟走上了坚决靠拢中共,接受中共领导的道路。
就中共而言,如前所述,对民盟一直是采取团结、帮助和支持的政策。这主要表现在:提出正确的纲领性的政治主张,作为合作的政治基础;充分尊重民盟的利益,并作适当的让步;当民盟受国民党压迫时,充分同情和理解其处境,并给予真诚的支持和帮助;对民盟的“中间道路”,始终坚持教育、说服和等待的态度。中共的真诚及双方在战斗中凝成的友谊,使民盟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并靠拢和接受了中共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