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决定于其实力的强弱。用这一观点来观察近代中国，人们不难看到，英国的洋枪洋炮，在鸦片战争中轰塌了泱泱中华大帝国的殿堂，裸露出了清朝中国腐败落后的躯壳。从此，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跌入了有史以来的低谷。
只是到了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才慢慢走出低谷，有所回升和提高，为世人重新审视。这种审视是十分苛刻而严厉的。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乃至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依然是个不屑一顾的弱国。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仍然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个基本上乱糟糟的，并不重要的外国”。西方统治集团断言中国的抗战是没有前途的，注定要失败的。美国驻华、驻日大使都认为“这出戏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演完，应该告诉中国官员，不要指望美国会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援助”。美国当权者中有人甚至预言：“也许一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就会被一个日本的傀儡政权所取代，那时全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大满洲国了。”英国决策者对中国的抗战前途，一开始也是持怀疑态度的。1937年10月，张伯伦在英国内阁会议上就明确表态，他认为中国抗战“已经濒于崩溃”。
这些看法充分表明，抗战初期的中国，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国际地位，不过是与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弱小国家类似罢了。在它们的整个外交战略中，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甚低。“如果说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中国是个可以任其宰割的羔羊，那么在美英统治集团看来，当时的中国与其说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同盟者，毋宁说更适于充当争霸斗争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居于这种情况，对那些以“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为处理国际关系准则的西方国家来讲，当日本与它们在太平洋及远东的利益发生冲突，矛盾日益尖锐时，便企图搞“远东慕尼黑阴谋”。它们相互串通，沆瀣一气，阴谋召开太平洋会议，或搞双边谈判，纵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以牺牲中国来保护它们的利益。1939年夏签订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承认中国的现状在华日军的特殊需要：英国不得赞助有碍在华日军满足这些需要的任何行动和措施。这便是英国“远东慕尼黑”的基本方案。从1941年3月8日起，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举行第一次会谈，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美日谈判共达60次以上。其实质也是在搞“远东慕尼黑阴谋”。这时，当日本对国民党诱降时，英美也在大搞劝降活动。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由美英统治集团的帝国主义本质决定了的，但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中国国际地位的孱弱。
但是，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以后，情况却在逐渐发生变化。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由敌强我弱逐步变成了敌我相当。只有到了这时，美英对中国抗战的认识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其对华政策才有所调整。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海军上将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从1938年下半年起，美国财政部长小摩根索、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驻华情报官员卡尔森以及国务院亚洲问题专家项白克等人，先后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途径，提出了援助中国抗战，对于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维护美国利益有着重要意义的主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此外，美驻日大使格鲁、驻华代理武官巴雷特上校等，也向美国总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罗斯福接受上述建议后，明确表示：“保卫中国就是保卫美国的关键。”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战中的变化。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被视为无足轻重，甚至可以被出卖的地位，变成了“保卫美国的关键”，不可等闲视之的力量。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是这样看待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的：“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毫不费力气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至于斯大林，在1940年派崔可夫来华时，他就指示：“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此时的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对保护苏联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眼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美苏首脑的这些言论一再表明：1941年前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地位，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有了这个基础，才会有下列一系列表明中国国际地位回升与提高的客观事实的存在。
1.1942 年1月1日，反法西斯联盟的26国代表聚会华盛顿，根据罗斯福的提议而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按国名英文第一字母顺序签名的仅是弱小国家，排列在最前面；而美、英、苏、中四大国，则是单独签字的。“宣言上签字次序所意味着的大国和小国的区别，却成了联盟中法律与外交的结构，而且也成了后来联合国成立时的一种依据。”李世廉、潘人杰：《第二次世界大战》，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2.1943 年3月17日，美国议会废除《排斥中国法案》。
3.1943 年5月，美英首脑“三叉戟”会议上，采纳美国国务卿的建议，主张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强调美、英、苏、中四大国在其中占有优势的发言权。
4.1943 年8月，在有中国代表参加的魁北克会议上，通过的《四强宣言》草案中，就明文规定：美、英、苏、中四国保证为建立有效的战后安全组织而合作。
5.1943 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除了讨论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外，还讨论和签署了美、英、苏、中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声称：四国在战时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持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将尽快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成立大小国家都可参加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指出：“在《四国宣言》中不能排除中国。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现在将它摒弃，完全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可怕的影响，不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如此。”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6.1943 年11月，罗斯福本来打算由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一道举行德黑兰会议，但遭到斯大林反对，而提前举行了开罗中、美、英三国领导人会晤（代号“六分仪”）。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开罗宣言》。会后，美国军方表示：“确信支持中国就是保护我们本身的安全和利益，是我们盟国的事业成功所不可少的条件。”威廉·李海：《我在现场》，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7.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在与斯大林单独会谈时，就美国关于战后建立国际组织的设想，提出了一个三重性的组织方案。其中第三个方案就是建立美、英、苏、中参加的“四警察”组织。“四大国以‘警察’身份行事，向有问题的国家递送最后通牒，如果被拒绝，就会导致对那个国家立即进行轰炸和可能的入侵。”《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36页。
8.1944 年9至10月，在美国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一位美国代表说：“为了世界的其余部分流过鲜血的”四大国有权奠定未来的国际组织的基础。
9.1945 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签署的会议公报，确立了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间，并邀请中国和法国（临时政府）同三大国一起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
10.1945 年4月，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开幕，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一起邀请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同时，将汉语列为大会的官方语言之一。联合国成立大会制定的联合国宪章，通过了中、美、英、苏、法五国拥有否决权的规定。
这些材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近代沉入低谷的中国国际地位，在抗日战争中的确在回升和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二
抗日战争导致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因素是什么？
1.中国军民面对强敌，身处逆境，英勇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使之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最终走向失败。这是在抗战中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最根本、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这就是说，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变，首先是靠中国军民自己在抗战中团结一致，齐心合力打出来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是这样靠全民族抗战，把日本侵略者拖入战争泥潭使之越陷越深，最后造成灭顶之灾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回升和提高的。
2.抗战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是国共合作，而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因素。
3.抗战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是与“远东慕尼黑阴谋”的被粉碎同步形成的。
4.中国的抗战有利于反法西斯联盟“先欧后亚”战略思想的实现，从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总之，中国的抗战打乱了日本的侵略计划，更阻止了日本冲出亚洲与德国会合的意图，为盟军将三个法西斯战争狂国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使世界认识到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从而认可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重要性，承认了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
当时中国国际地位的回升与提高，是以中国坚韧不拔的英勇抗战为基础的。那就是说在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靠军事的和政治的力量来实现的。这里说的军事力量，指的是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和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军事力量，相互配合，共同抗击日寇的进攻。政治力量指的是国共合作，特别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全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和依靠人民抗战，进行人民战争，把蒋管区、解放区、乃至敌占区的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中的爱国力量，统统发动和联合起来抗战，实行全民族抗战，把日寇包围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中国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强大政治、军事优势。正是这种优势，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其他国家刮目相看；也正是这种优势，使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了重大贡献，让世界重新审视和肯定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这时中国国际地位的回升与提高，是缺乏综合国力为基础的，特别是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国际地位的回升与提高，是有限的、不稳定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并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囚笼，所以这种回升与提高就必然为大国霸权主义所左右，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烙印。本来就是有限的和不稳定的国际地位，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又积极策划和发动了内战，把中国人民拖入内战的深渊，使抗战中发展起来的政治、军事力量遭到严重破坏，优势失去。从而使本来就不稳定的、有限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得而复失。所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中，中国要么不被邀请参加，要么即使参加了地位也十分低下，或遭冷遇，其地位连重新复国的法国都不如，从中国这段历史的回顾中，人们应该得到一个清醒的启示：只有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际地位，才是坚实的。以史为鉴，搞好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是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享有崇高的国际地位的基石，国人应为之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