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形”是人的沦落
所谓“变形”，是指对常态的偏离，是通过外在形象的改变实现对原来本质和特征的异化。古罗马黄金时代的诗人奥维德把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关于变形的故事全都集中在一起写了一部名为《变形记》的作品，最早使“变形”成为文学中的一种表现形态。奥地利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也写了一篇同名的小说，在小说中讲述了一个人变成甲虫的故事。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能变成鸟儿自在飞翔、变成树木静静地守望是多么美丽的事，然而奥维德和卡夫卡粉碎了这些梦想。奥维德在《变形记》中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讲述了250多个变形的故事。这些故事包含了两种基本的变形：人因某种过失或罪恶被不可知的力量变为动、植物或者其他的事物——这类故事中的被变形者不能再变回原来的样子；某个具有变形能力的神灵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故意变形，事后又恢复原貌。黑格尔在《美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分析了以奥维德的《变形记》为代表的变形形象。他一开始就指出：“贬低动物性的东西在许多变形记里有明显的表现，例如奥维德所详细描绘的那些变形。”他认为奥维德的描写不仅啰嗦，而且“缺乏内在的伟大的主导的精神，只是把单纯的神话游戏和外表的事实杂凑在一起，其中看不到一种较深刻的意义。但是那些变形并不是没有深刻意义的。”黑格尔从这些变形的故事中得到的结论是：“从精神的伦理方面来看，变形对自然是抱否定态度的，它们把动物和其他无机物看成由人沦落而成的形象。”[27]因此，变形是一种惩罚，即使神主动变成动、植物，也是怯懦的掩饰，是神的屈辱。黑格尔从奥维德的变形中看到了人与自然、动物的关系，发现了这种关系背后所蕴涵的精神伦理：对动物性的贬低和对自然的否定态度。从那些被变形者身上，我们看到把人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或者某种自然物，它们成为对人类惩罚的方式。“一个人如果完全让某种自私和邪恶的力量所支配，那么，他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应该受到变形的惩罚。”[28]人类似乎一开始就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在很多民族的神话故事中，人或神变形为动、植物都是可怕的噩梦，是受到惩罚和暗算的结果，而能恢复人形则是魔法的解除和幸福的回归。但动物如果能化为人身，则大多都是为人造福和报恩。当然，也有像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二郎神和神仙妖怪等所具有的变形本领，那也同样具有欺骗和掩饰的功效。传统文学的这种取向无疑在人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动、植物产生了异己和疏离感，伴随着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提升逐渐成为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动、植物被降低到为人类利用和征服的位置上，尤其是那些被人类称为“虫豸”的小动物，更被人类所轻视和鄙夷，人人可随意践踏、驱赶、消灭。
卡夫卡的《变形记》赋予了变形以新的内涵和表达。在卡夫卡笔下，变形是异化的隐喻和象征。这种变形是现代社会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关系全面走向扭曲和紧张的体现，是人类文化和人性内部深层的异化和冲突，是人在紧张、挤压、无序、冷漠、绝望和孤独中主体能力丧失的非人状态。因此，它本质上同样是人的沦落。主人公格力高尔是个勤恳的职员、孝顺的儿子、体贴的哥哥、守法的公民……总之，他是个普通的好人，他的变形是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我们在两部《变形记》中看到了共同点，即人在动、植物面前的优越感。在卡夫卡的笔下，人与动物之间同样是无法沟通的，尽管变成动物的格力高尔有着与人沟通的心愿，但它的诉求无法被人了解，或者说人根本不屑去了解一只甲虫：“他努力与自我和解、与社会和解，然而努力的结果只是对存在的更加迷惘和更大失望。”[29]动物在人的世界里是低贱的异类，动、植物的生命是低级的、不被重视的，甚至遭到唾弃和敌视。可是，变成甲虫的格力高尔在那层坚硬的壳下面，有一颗多么柔弱的心，尽管它满腔柔情地看待世界，临死还“怀着深情和爱意想着亲人，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但人类世界回应它的则是冷漠、厌恶、恐惧和拒绝。因此，卡夫卡的《变形记》较之奥维德更具悲剧色彩和生态取向。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能变成鸟儿自在飞翔、变成树木静静守望是多么美丽的事，然而奥维德和卡夫卡粉碎了这些梦想。
二、变形者的生存空间
奥维德笔下的变形者都进入了属于它们的生活空间，在自然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他们的变形是受到应有的惩罚，但他们起码没有因为变形而失去生存的权利。而格力高尔不仅没有任何过错而被变形，更可悲的是他已经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不能像奥维德笔下的那些动物们在属于自己的天地中生活，不得不依附人而忍受人类的冷漠、排斥和敌视。变形后的他在家人的眼里只是一只令人讨厌的大甲虫，他最终的死是自己和家人的解脱。对于他的家人来说，作为儿子和兄长的格力高尔从他变形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死了，大甲虫不过是个异类。作品最打动人的，是对格力高尔心理的描写：一个不幸的人没有为自己感到不幸，相反，他很快适应了虫的习性，似乎在虫的世界里找到了“虫的自我”，他感到的是羞愧、是无能为力的凄苦和负罪感，那种不被人类了解、也没有虫的同类的孤独在作者不动声色的描绘中弥漫在文本中成为最后的基调。他最后是通过绝食的方式自杀的，这种绝食对于他并不痛苦，因为活着对于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人们习惯追问格力高尔变形的象征和隐喻的意义，却很少人去关注作为甲虫的格力高尔的处境，追问作为甲虫的“它”的境遇。为什么没有人能容忍“它”的存在呢？为什么他的家人会拼命向外界隐瞒“它”的存在？他死的直接原因是房客们发现了“它”而要求退房，从而让家人再也无法容忍“它”的存在。尽管他作为甲虫的存在从来没有威胁过任何人，“它”是那样顺从、谦卑，但人类，包括他的亲人，还是不能容忍，即使“它”曾经是一个人。身为甲虫就该受到人的唾弃和不齿，丧失他作为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和生存的空间，他的房间被侵占其实就是生存空间的被剥夺。它的挣扎和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它的四周不是广袤的大地、原野，而是拥挤的人的文明世界，他的异化也就预示着死亡的结局。人的优越感和对世界的绝对权威在这里得到了强化。对虫形人性的格力高尔而言，最大的痛苦不是自身的变形，而是不被理解和不被接纳。在“它”身上体现出的退缩、小心、顺从、忍耐等是虫在人的世界中的生存方式。人从来没有把变为甲虫的格力高尔当做一个平等的生命来看待。妹妹起初对它的照顾是怀着他能变回人的希望而不得已克服对它的恶心、厌恶去做的。随着希望的消失从疏于照顾到最后不能容忍“它”的存在，在这唯一的亲情下我们看到的是同样世俗和功利的嘴脸。以甲虫为代表的动物寻求与人类沟通的愿望显得那么荒唐、徒劳和一相情愿。可怜的人既不懂得自己，更不懂得他人，只能在自己构筑的樊篱中过着异化的生活，而动物则能懂得一切。在这样的对比中，人在客观上处于虫豸不如的境地，这是比变形更有意味的嘲讽，格力高尔也只有在变为甲虫后才有空暇思考和回顾自己的生活。
三、变形与欲望、异化
两部《变形记》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人是如何变形为非人的。在奥维德的笔下，所有的变形都源于欲望和仇恨。如，受阿波罗追逐的达佛涅不得已变成桂树，普洛克涅为了惩罚奸污并割去妹妹舌头的丈夫，和妹妹一起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并烹给丈夫吃。结果，她变成了燕子，妹妹变成夜莺，丈夫变成了一种名叫“戴胜”的鸟……变形在奥维德这里成为克制欲望、化解仇恨的对照，或者说欲望与仇恨是变形的种子，他在贬低动物和自然的同时提供了一种善恶的标准。卡夫卡则将异化和变形结合在一起，让变形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异化成为荒诞、欲望、孤独、恐惧、压力、紧张、绝望等不和谐状态的共同表现：“卡夫卡的变形不仅仅来自外部恶劣环境的压力，也来自内心对死亡的无奈和对生存的恐惧。”[29]卡夫卡曾就和他同时代有类似描写变形题材的写作说过这样的话：“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30]在他变形的背后，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是金钱和物质所左右的时代，为了满足公司的要求，为了不让家人失望，作为一个小推销员的他每天像拧紧的发条一样不停地工作，他早已被现实异化了，他从来没有感受到为个体自由生命存在的自我，只是为了赚钱。在卡夫卡这里，格力高尔变成甲虫的灾难所引发的，不是变形的可怕，而是对存在和境遇的思考，变成甲虫的格力高尔平静的自我关照和众人的惊惶、恐惧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果说奥维德在描写变形本身，卡夫卡则是借助变形来表现人类的自私冷漠，正是私欲使人变得如此，可怕的不是虫，而是人。在这一层面，卡夫卡颠覆了奥维德的人与动植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性质，让甲虫进入到人类生活空间，在人对甲虫的排斥和甲虫寻求与人的沟通、和解中赋予甲虫以超越人之上的道德意识和悲悯情怀，问题的根源不在甲虫而在人与动物关系的对立。加缪在谈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时指出：《变形记》则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但它也是人在发觉自己一下子变成动物时所经历的那种骇异感的产物，这种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所在。自然性与非自然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诋毁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它以反响与意义[31]。尽管卡夫卡可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但在这些异化的关系背后最根本的，就是作为人和自然环境之间、人与其他生命之间、人与人之间、人的外在与内在自我之间关系的全面失衡，是人所栖居的整个生态场域的失衡，这个场域包含了自然、精神和文化等因素。
从奥维德到卡夫卡，“变形”还在继续。有人认为卡夫卡之所以和奥维德用同样的书名，是意味着作者认为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奋斗，并没有使自己从动物中升华出来。但在笔者看来，答案恰好颠倒过来，在一个暴力的家庭和战乱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卡夫卡对生命的体验是尤为深刻的，正是卡夫卡看到了人身上生命性的丧失，他才用甲虫来抗拒物对人的挤压和异化。人最可怕的并非变形为动、植物，而是生命体验的丧失，是生存空间的被挤压，是缺乏对世界包括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和温情，这或许是变形给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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