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光
今年5月25日，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逝世十周年。
最近我重读了他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为他与胡适的师生情谊所深深感动。
要说罗尔纲与胡适的师生之情，还得从70年前胡适批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说起。
1937年初，罗尔纲怀着“理想的新史学应该属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的目的，经过两年努力完成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出版了。书中首次提出太平天国性质是“贫民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具有原创性的看法，殊属难能可贵。同年2月21日早上，罗将此书送给胡看，时胡刚从协和医院出来，盖着被躺在床上休息。罗说等身体完全好后再看，胡说立即看。罗中午回家时即看到了胡的条子，“叫我午饭后即去。那天吴晗来我家，我就同吴晗一起去。到了胡适家，他已下楼在书房里等候我。他一见我就厉声斥责，说我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却没有写，有失史家公正。”胡适批评罗书，“专表扬太平天国光明面，没有说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当时受了他的责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有违师教，所以6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间书店要我写自传，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一件事。”可见，罗也认同胡适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更值得注意的是，白天胡适对罗是“盛怒下责斥”，晚上写日记却温和委婉了，只说“做书不可以学时髦”。
1943年，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由广西桂林文化供应总社出版了。他在此书中说：“我为什么叫《师门辱教记》呢？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有发现，我也和当时人们一样认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此把书叫做《师门辱教记》。”1944年，罗尔纲从湘乡曾家找回《忠王李秀成自述》和搜集到的新史料，写成《世传太平天国奸淫杀掠考谬》，“才知道杀人放火为清朝军队所干，太平天国军队是爱民的军队，我并没有偏袒太平天国。”尽管罗尔纲不赞成胡适对该书的批评，但仍肯定他“那片教学生的苦心却是可见的。胡适对我的督教往往如此。这种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阳。令人向上，使人奋发”。这真是“煦如春阳的师教”。
罗尔纲于“1945年在四川李庄镇把《师门辱教记》修改后，寄到重庆独立出版社卢吉忱（逮曾）重印，卢先生要适之师写篇序。适之师于1948年3月才在北平写，他抄了一份寄到南京给我，在信中说我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就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大重了。但后来事实来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胡适在序中高度赞扬罗尔纲治学“谨慎勤敏”和“不苟且的美德”，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罗尔纲则说，“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罗尔纲对老师的尊敬，胡适对学生的挚爱，在此显露无遗，令人感动。
1958年12月7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把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自费在台付印，不作卖品，只作赠品之用。1958年12月17日，据在台北参加北大60年校庆和胡适68岁生日的校友金承艺看到《师门五年记》一书后说：“我得承认这本小书使我很受感动。如果这本书，仅仅是罗尔纲自己与胡适之先生相处五年，对师恩称颂的报导，那我认为它就不会很感动人了。我所以受这本书感动，是因为这本小书中有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他不单是介绍出一位对学生态度如煦春阳，而对学生求学问的态度却又要求一丝不苟，一点也不马虎的先生，并且叙述出一个极难得的虚心、笃实肯接受教训的学生。做学问而一点不苟且，永远说实话，这大概在任何时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不苟且，说实话的学生，这不能不使人感动了”。1959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友人处看到罗尔纲这本小书后给胡适信中说：“深感罗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遇青年学生亲切、体贴、殷殷督教，无所不到至极，读之令人神往，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不识先生手头尚有余否？如有存者，乞预留一册惠赐为荷。”
在纪念罗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对胡罗之间的师生情及这段师生情对后学的深久影响至为感佩，兹记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