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草木突破苍茫地表，大地苍郁，飞燕横飞；最美丽的花朵……美好的时光，意象繁琐而又丰腴妖娆。仰望明净苍穹孤月，我总是想起或者在灵魂中看到——那个独行于世的人依然是悲愤的，单薄的身影在2000年的历史上划下一道深深的伤口。他的一声声叹息是从众生和神灵的骨头之中砰然发出的，他的歌吟在天地之间像是含满锋利音符的旷世音乐。
这一个始终以沮丧悲恸面孔仰望苍穹的人；一个孤身于钢铁王朝、众生本性和世俗潮流中奔突受阻的智者；一个用卓尔不群的思想媾和人道、公义和真理的诗人；毕生“与愚妄战”，而最终不为当世所容，毅然沉石投江的最伟大的楚国臣子、中国诗人和人类精英——在此之前，屈原，“与楚同姓”的楚国左徒，博闻强记且有着自觉道德操守和思想要求的官宦，除了嫉妒这一人类共同本性之外，他的官场失意和几次被贬，直至沉石投江而亡，都不值得后世之人给予太多的同情。天下是每个人的天下，岂止楚怀王？世间草木莽莽，纷纭众生，屈原……岂止是彼时楚国的屈原？
我蓦然发现自己错了，屈原——远古的写作者，民歌整理和发现者；贵族诗人；权倾朝野的官宦，平民、身体力行者，他所作的，却是人类数千年来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自我（杀伐）战争。拒绝平庸，拒绝合流，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这在屈原之前或者在其之后，我们看到许多屈原或者类似屈原的倔强背影，他们在尘世的泥淖和花朵之上表演各式各样的舞蹈，又以不同的方式，被闪亮的刀锋和比刀锋更尖锐的嫉妒、愚昧、独断兜头棒喝甚至拦腰斩断。
汹涌的鲜血在每一寸土地上流淌、消隐，并且时而返现和汹涌。为此，我时常有意识地注视每一片陌生的土地，哪怕是沙砾覆盖的沙漠，波涛怒卷的大海——就像人类的繁衍，壮士和智者，英雄和草民，流寇和将相，在时间和鲜血深处，我们相互融通，我们一脉相承。而屈原，则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在我们的历史上，他的出现蹊跷而又自然而然，他的孤独是我们对于完美“人”共同的期盼，他以自戕的形式，告别这个令他失望而又无限希望的人世。而这个人世是怎样的面孔和品质容纳他们的呢？——我们知道又不知道——世界庞大无际，汹涌熙攘，有形但却无法确认规则，无形但却实实在在，可触可摸。屈原也像与其一样孤绝伟大的人一样，总是在无望中看到希望，在沉沦中坚持上升，穷其一生，总是无端而必然地被根深蒂固的“皇帝作风”、“风俗成见”、“物质原则”、“欲望人心”摧枯拉朽，一一瓦解。这种“摧毁”和“瓦解”在时间轴线上的轮番上演，在我们悲哀、误解和不明所以的撕心裂肺的表情之中，声穿寰宇，悲痛惨烈。
伟大得令人仰望，甚至产生绝望的情绪的人，孤独、愤怒、沮丧、忧患始终与其同在。那个在江边与他对话的渔夫，隐藏民间的智者，在一遍一遍的有意无心的垂钓当中，潜心人世，拆解智慧——屈原的沮丧在此彻底爆发，完全依附于血肉形体之灯“怀沙”而灭——这个坚持“与愚妄战”而不屡屡惨败的人，似乎在那一刻终于参透了人世乃至每一个王朝的核心秘密——继而以消匿形体的方式，向楚国的怀王及其继任者发出了一声如雷的叹息。
这叹息对屈原来说，或许包含了内心深深的无奈，或许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那种离开的坦然，“舍得”的超然和自由。那一刻，屈原忽然明白，轮回绵延的人世，最终谁也都逃不过人之为人的那些“自箍的枷锁”——乃至他之前之后的时代，“独醒的人”总是会被冲天的酒气、佯装的“正道”和不休不止的“竞相表演”吞没、放逐和遗弃。楚怀王的死并没有使屈原心目当中实体性的“楚国”乃至所有的人惊醒，而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坠落旅程。
战国之后，空荡荡的屈原只能芳名孤留民间，汨罗江的江水照样在起伏跌宕，潮涨潮落之间，人间沧桑变换。自发的赛龙舟、吃粽子和传唱在高山平原的怀念之歌，也只能像《离骚》一样，在世界一隅被平民怀念和传唱。直到今天，博大的中国仍在延续这些习俗和节日，每一个人都会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想到那个叫做屈原的人——作为其后来者的诗人更其如此，他是以诗句不朽（至今能叫出姓名和事迹）的第一人，他的焦灼、沉重、独立、浪漫乃至沮丧、孤愤、自由、道德、不妥协、普世和民族（国家）意识、公民和为政（思想）事迹……完整的一个人，一个独自与世俗作战、与愚妄作战、与众生作战、与恶劣作战而又返哺于敌人和众人的人，他形体的存在和死亡其实早已不再重要。
百余年后的贾谊（汉武时曾任长沙太傅，作《离骚赋》，吊屈原曰：“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可以说是屈原半个知音——在时间深处，这个人面对一个早已消失了的人，发出一声声令汨罗江也忍不住泛起清洁波涛的景仰与心痛之声。再后来：“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的司马迁……对屈原的敬仰如同另一个自己——战国时代的另一个司马迁——其中，怀才不遇、为人非议、嫉妒诽谤、被贬遭逐……这都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这一个“独醒的人”、“与愚妄战”的人与现实人群、普世理想的格格不入乃至不妥协的融合与冲突。
而与屈原同世的楚怀王、郑袖、上官大夫、靳尚、顷襄王、子兰……因了屈原，他们在后世的名字（当时和历史角色）有些古怪——屈原的对立者，又何尝不是自屈原之后……他们和我们的对立者呢？而“知其讹误而循之者”和“不知其讹误暗应之者”——才是世间最大的悲哀。数千年之后，屈原之“与愚妄战”和“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九怀》）的清洁精神，至今仍旧是孤独的，唯我独尊的。
屈原之“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司马迁“瑾喻比洁，日月争光。忠而见放，谗者益章。赋骚见志，怀沙自伤。”的绝世之赞；贾谊《离骚赋》中“呜呼哀哉，逢世不祥”的狭隘“指认”……屈原的肉身存灭，已经没有了太多意义，于世于今，这个人似乎永远处在一个人类道德和精神的顶端位置，被人无休止歌颂、怀念和向往，但终究企及者太少——或者说，屈原的高度，远远超出了这个俗世可以承载和容纳的“标尺”和“能见度”。
被众人怀念的屈原，中国纪年方式的农历五月初五与其说是一种习俗，不如说是这种悼念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仪式”，2000多年前的屈原俨然是一个象征，一个被高度推崇的精神领袖和文化旗帜。司马迁对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蛻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赞誉；屈子自诗之中“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及“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等等叹谓，在现在看来，这种声音显得离奇甚至有些自不量力——司马迁对屈原“与愚妄战”的发现和委婉表达，构成了屈原精神和悲剧最核心的部分。
而由屈原产生和流传那些耳熟能详的习俗、事迹和“语言”——人死而名垂，事销而功存……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环顾四周，却又空旷寥落，寂静莫名。屈原的“忠”与“孤愤”；明知不敌，而又决不妥协、以死完结的“与愚妄战”……阳光是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大地万物在光芒之中一次次枯荣。作为诗人的屈原肉身已经消失在汨罗江乃至中国每一寸水土之中，在每个人的心中成为符号和雕像。而二〇〇八年——就像面对人间自始至终所有因“灾难”而罹难的逝者一样，每一个人都应当受到尊重、哀悼和纪念——5月12日（农历四月初八）汶川大地震，那么多人在突然的灾难之中成为永远的逝者，他们是屈原的近邻，中国公民，他们的死亡和疼痛，就像是另一些我们——我想，这应当屈原“普世理想”重要组成部分。
“怀沙自伤”的屈原——历久弥新的精神认同。汶川（含甘肃、陕西、重庆、云南）等地的地震，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灾难（斯公元前二七八年五月初五；今公元后2008年6月8日，汶川震灾后第27天。）——其威力和能量相当于当年在广岛爆炸的大胖子原子弹250倍。在垮塌的高山和废墟之中，碎裂的水泥板块浸染鲜血，笑声和叹息在猝然的倾轧之下停顿——在电视屏幕前，眼泪不止，内心绞痛，看着那些挣扎者、号啕者、罹难者、救援者、呼号者、茫然者……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哭泣、悲伤、冲动的嘶喊和妄想的前往……都是徒劳甚至矫情的，包括捐款，或许只是一种形式，甚至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情感慰藉。
这一时刻，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个己生命历程之中，第一次如此地为灾难的同类（同胞）怀抱前所未有心碎和疼痛——我想，如果屈原在天有灵，也会在渺远天宇，发出：“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湣而不迁兮，愿志之有象。”的哀叹和期翼，其中前一句的“草木”与后一句的“南土”似乎有一种象征和谶语的意味——但平民罹难和贵族“所自沈源”之间，同可为“普天之殇”，且有着同等甚至超越其上的精神意味和灵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