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开始是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了灾难性的1967年，周恩来已开始逐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他的不满似乎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
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
经历了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1967年，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较之“文革”发动初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虽然不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发动，而是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卷入，但也还是拥护和赞成的。
这一点，联系1966年文化大革命酝酿发动期间周恩来的思想和活动就看得很清楚。
1966年，是我国正式执行已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
周恩来作为主管经济建设的政府总理，他的主要思想和精力集中于如何在前几年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开个好头。这年初春，恰逢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大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抗旱为突破口，把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搞上去，改变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从1至4月，周恩来全身心地抓这项工作。
3月12日，他给中央写信说，自己“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其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同时还忙于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恢复生产工作。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也是来去匆匆。
5月初，标志着全面发动“文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时，周恩来还在忙于同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会谈，陪阿代表团赴大庆、上海参观，直到5月16日才开始参加会议。
6月，他又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
更重要的事实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事先没有告诉周恩来。批判《海瑞罢官》，林彪、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周恩来事先也不知道。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参与“文革”的酝酿发动，这是事实。但是，当毛泽东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还是拥护和赞成的。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以“反修防修”为初衷的。对反修防修，周恩来是不会反对的。这其中原因在于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认识上存在着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得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当然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清楚，加上当时国际斗争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对修正主义认识的不清楚。
修正主义的问题是由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两党出现分歧而引发的。此后，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作风，中苏两党的裂痕越来越大，酿成了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焦点的中苏两党大论战，并影响到国家关系。
那时，不光是毛泽东，恐怕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坚信苏共领导已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了颜色。
以这样的国际“经验教训”来观察国内问题，就自然会面临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问题。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无孔不入地进行颠覆活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内又确实存在某些阴暗面时，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也很有必要。
那么，中国有没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当时周恩来的答案是肯定的。
196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会上谈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继续前进，就可能变质，这不奇怪。“不进则退”，这是具有真理性的社会规律。决不能认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已经13年了，已经坚如磐石了。
当然，对中国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和估计，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资产阶级向党的进攻，并把这个问题看得较严重。
而周恩来在60年代初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是趋于缓和的，因而他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更多的是结合我国的实际特点，从思想意识方面去认识。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只有十几年，社会主义思想阵地还不巩固。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封建思想、旧习惯、旧势力根深蒂固，容易滋生修正主义的东西。
在1963年10月25日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说：思想意识问题不注意，一样出修正主义。当然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主要是通过思想革命。又说：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经济上的。必须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政权虽然掌握了，但在思想意识和作风上，并不是巩固的。周恩来还把官僚主义造成的革命意志衰退、违法乱纪、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侵袭、腐化堕落，视为“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
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反修防修，周恩来尽管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感到阶级斗争就在党内，但至少认为中国有出修正主义的潜在危险性。这样，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在对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认识不清楚，又坚信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已经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的历史氛围中，毛泽东的个人决断对周恩来认同“文革”也有一定的影响。
苏共20大后，毛泽东在反修的同时，一直在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后来，他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越来越觉得中国出修正主义已不是可能性，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在1965年10月两次高层会议上，毛泽东都讲到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并发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和形成的特殊历史地位，自延安整风以后，把毛主席与真理等同起来，这几乎成了全党的共识。
1958年5月，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时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从毛泽东与周恩来一生形成的历史关系看，周恩来的这段话不能看作是一种违心表态。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当时党内绝大多数高层领导存在的局限。
由于这种局限，在事情没有明朗、错误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即使自己对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一时不理解，也很少去怀疑毛泽东有错误，而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
邓小平谈到建国后我党所犯的错误时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邓小平敢于说这番话，是很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的，就是承认历史的局限性。周恩来开始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周恩来看来，“文革”主要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是社教、“四清”运动的继续，与社教、“四清”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正是“文革”的本来意义。1966年8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克泰诺谈到“文革”时有一段对话：
周恩来：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个长期的工作。
克泰诺：对我们观察家来说，有一个问题不清楚，就是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突然的转折？
周恩来：不是突然出现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这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也涉及到报纸、文化界，这些都是上层建筑，是起指导作用的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所以阶级斗争就尖锐化了，只是形式上有些区别，而不是本质的。
应当说，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在内容上与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思想改造有某种相通性。尽管周恩来过去一直主张思想改造要靠自觉，要和风细雨，但是在官僚主义及种种社会阴暗面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也不排斥赞同用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尝试。
1958年4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精简机构越精越大的顽症时，曾说：经验证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必须从根本上治疗。这就是大鸣大放，依靠群众来解决。
1966年6月27日，他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
带着对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一种认识，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归来后，开始介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周恩来的原有认识和预料，周恩来的一些想法、做法也与毛泽东的考虑出现分歧，与利用毛泽东的某些错误蓄意把运动推向动乱的林彪、江青一伙的做法更是尖锐对立，他开始对“文革”感到困惑、矛盾、不理解。
在周恩来看来，反修防修除了依靠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外，还要搞好经济建设。196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肯定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危险的同时，又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首先是要搞好国内建设。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8月份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影响到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和经济建设的正常开展时，周恩来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使运动有组织、有步骤地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起草了一个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准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全国。这一通知的主要精神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对广大红卫兵进行政策教育，使运动尽量不要影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
然而，当周恩来将通知送毛泽东批发时，毛泽东不同意下发，批：“退总理，此件不发。”
显然，毛泽东是担心通知发下去后会束缚运动的发展，会出现派工作组时的“冷冷清清”。
9月初，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试图对运动进行某些限制。但该《意见》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戚本禹等的反对，没能通过。
在对待红卫兵串联的问题上，周恩来考虑到大规模的红卫兵串联给铁路交通造成的极大压力和给社会秩序带来的混乱，主张广大师生回原单位闹革命，外出串联的人数应当有所限制。
但毛泽东认为：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五四运动时期学生也是到处跑。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上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1966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唐平铸等的谈话）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深知，这一提法意味着一大批领导干部将被打倒。为此，他特意去找过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
但毛泽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意见。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这一时期，周恩来对“文革”越来越感到困惑、不理解。
难道文化大革命可以不顾一切？
难道这么多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难道群众运动可以不要党的领导？
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然而，尽管这样，在这一时期，周恩来从主观上还是力图去理解、去紧跟“文化大革命”。他还总是从主观上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不如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这一心态，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都流露过。
1966年8月2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按老的办法、旧脑筋对待新革命、新运动，就不对头。过去是对的，今天就不见得是对的，因为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嘛！
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
他还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但还有掉队危险。大中学生放假闹革命，实行革命串联，我们接待计划总是偏于保守，原来只想接待几十万人，现在想限制在150万人左右。主席说不行，要准备突破200万、300万人。但我有信心，知错必改，努力赶上。
尽管周恩来从主观上试图对“文化大革命”努力想通、努力紧跟，但面对“文革”带来的严峻社会现实，忧国忧民的周恩来又难以想通和无法紧跟。
全国上下陷于混乱，工农业生产和各种紧急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这么多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转眼之间被打成“走资派”，周恩来怎么能想得通，又怎么能跟得上呢？
相反，对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周恩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文革”采取一些限制性的举措。
正如他在1966年9月7日参加中国科学院的辩论会时所说：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进行生产斗争。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
8月底9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的试图对运动作一些限制的两个文件接连遭到否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努力。
就经济工作方面来说，他先是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在9月7日发表。接着又争得毛泽东的支持，于9月14日同时向全国下发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又称“农村五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又称“工业六条”）。
11月周恩来又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还支持余秋里、谷牧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座谈会，拟出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
上述社论、文件、会议都是同一个精神，就是强调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革命不要影响生产，实际上是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之火阻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之外。
此外，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代表时也一再强调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不要去影响工农业生产，工人、农民不能像学生那样放假闹革命，否则，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对“文革”的这种态度，得到了毛泽东一定程度的支持，但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力反对和大肆攻击。这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此处不再重复。
“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现在这个大革命，等于打一场内战。”对于耗尽了他最后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的不满似乎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但他至死也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文革”还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动紧跟的话，那么，到1967年以后，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严重社会后果的全面暴露，包括林彪、江青一伙丑恶本质的日益现形，周恩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革”是一场灾难。他对“文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样说并非笔者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分析。
首先，从1967年初起，周恩来在对“文革”的种种错误做法的尖锐批评中，开始明显地流露出对“文革”的痛心和不满。
1967年1月8日，周恩来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说：无数的油井停下来了，我们忍心这样看着吗？抓革命、促生产是这样抓的吗？
你们造什么反？如果把应该进行的业务工作停下来，那就是造错了方向。
两天之后，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代表时又说：大庆油田一万多人离开大庆，跑到北京，使许多油井停下来了，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
显然，周恩来不仅是批评大庆工人的做法，也是对中央文革所主张的工人农民可以四处串联提出批评。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拍案而起，当着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错误做法，大闹怀仁堂。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会上没有过多说话，但他的思想与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是相通的。就在散会几个小时之后，即第二天凌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发出了怒吼，并当场下令逮捕了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业务权的财政部一副部长。说：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1967年2月20日，周恩来在山西夺权情况介绍会上对夺权风暴表示不满。他说：自从1月夺权以来，不管这个部门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都要夺权，有些地方对带长字的、第一书记就要夺权。这样一解释，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逻辑上站不住嘛！夺军区的权，造军区的反，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
8月18日，周恩来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时，批评印制、张贴有关打砸抢材料和图片的行为，说：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这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8月24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愤怒地指出：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的军阀内战还搞得凶，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
11月25日，周恩来为郑州武斗致使铁路交通中断事找郑州两派谈话，说：郑州停车三千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在座的心里难道就舒服？
在此之后，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一个水电代表团时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现在这个大革命，等于打一场内战。
以上所引，仅仅是几个方面的例子。有论者认为，“文革”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文革”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此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而且，在1967年，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乃至接见外宾的讲话中，多次用“内战”一词来表示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混乱局面的看法。
周恩来是个非常谨慎和讲原则的人，通常是不会轻易把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对人说的，尤其是对外宾。然而，对于耗尽了他最后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的不满似乎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故而才有不满情绪的频频流露。
其次，周恩来已觉察到“文革”中某些错误做法的“左”的思想根源，并抓住适当时机纠正极左行径，批判极左思潮。
1967年1月开始的夺权风暴，从根本上说是左倾错误发展的结果。周恩来当时是不同意也没料到会搞全面夺权。当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策划夺权时，周恩来还明确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在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夺权后，周恩来虽然难以反对，但还是不同意中央文革所主张的全面夺权。他反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党权、军权、财政权、外交权不能夺；也不是所有的部门都需要夺权，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打倒。他批评当时那种对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及他对夺权狂潮中某些错误的纠正，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左”的错误的抵制和纠正。
1967年七二○事件后，全国局势向更“左”的方面滑去。康生、关锋抛出“揪军内一小撮”，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发枪、抢枪成风，恶性武斗事件迭起。在王力等人的唆使下，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8月22日又发生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毛泽东也觉察到了问题，对“揪军内一小撮”提出了批评。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提出批极左思潮。
1967年8月25日凌晨，周恩来找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要杨把最近各省情况、王力8月7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情况向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果断地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了，给了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这一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怪胎当头一棒。王、关、戚曾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为“文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垮台，客观上暗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了外交部的夺权。说：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9月6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和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批评有些地方提出的所谓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说：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9月16、17日，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成员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时，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警告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极左思潮。
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说：“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宣称1967年有一个“二月逆流”，7、8、9三个月形势大好，10月必然要出一个“十月逆流”，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这完全是一种极左思潮，要批判。1月22日，周恩来还告诫广东省的造反派：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要批判，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周恩来批极左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全国一些地方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恐慌。1967年10月以后，他们在全国刮起了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并在1968年3月制造了“杨、余、傅事件”。
应当说，后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大批极左思潮不是偶然的，与这一时期的批极左有很重要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批极左的言行是他在林彪事件后大批极左思潮的先声。
第三，从周恩来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想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1967年8月，一些造反派不甘寂寞，企图再来一次全国大串联，再造一个“文革”的高潮，提出“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联的阶段”。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他在多次会上都指出：这种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号召。
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
9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就够我们锻炼的了。要是内战这么打下去，不但你们自己厌战，群众也会厌战了。
9月28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时，针对造反派无休止地闹腾愤然指出：工厂停产，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15个月，再搞15个月行吗？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联”，大错特错嘛！
1967年10月以后到1968年底，周恩来为说服各地各单位两派实现大联合，为各省市自治区尽早成立革命委员会，费尽了心血。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想早一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九大以前，周恩来已经开始认识到“文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革”了，而是一场根本性的错误和灾难，并试图在某些方面从“左”的思想根源上加以纠正。林彪事件爆发后，周恩来更加深化、坚定了他的这一认识。
一般说，党内大多数干部对“文革”的普遍觉醒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而周恩来对“文革”觉醒得比较早，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及其对“文革”情况的全面了解是分不开的。
“文革”开始以来，周恩来一直在一线负责全面工作，党、政、军，工、农、商、学、兵，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所有到中央的大小问题都是推到他的面前。
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和观察，在周恩来看来，“文化大革命”并非像林彪所说的是“损失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这种话，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总管家”，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
举目四望，“文革”胜利的影子在哪里呢？
社会秩序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极度混乱，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维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交通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
大批的老干部被打倒，有的被残酷迫害致死。
外交工作也因“左”的思想出现四面危机，就连过去一直对我国友好的国家也多有怨言，有的甚至提出要撤回驻华大使。
斗私批修，非但没有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和派性思想的大膨胀，各群众组织之间，为争权夺利，武斗不止。
对“文革”的这等等“成果”，比起在中央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其他领导人或那些被打倒靠边站的领导人，周恩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可以这样说，“文革”以来呈现在周恩来面前的、周恩来每天接触和处理的，都是这些因“文革”而起的混乱和问题，而没有一件称得上是“伟大胜利”的可喜之事。要不，周恩来怎会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愤慨之言？正因为这样，才促使周恩来重新思考和认识“文化大革命”。
那么，既然周恩来对“文革”的错误觉醒得比较早，那为何他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最终没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呢？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这样两条：
一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肯定的。对自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毛泽东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深知毛泽东性格的周恩来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
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
周恩来后来的行动可以说是对他这句话的最好注脚。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从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这一方式入手，批判极左思潮，并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势头。结果，还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而夭折。由此，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一种韧性的斗争方式，陆续地从局部对“文革”的错误作一些补救确实是周恩来一种明智的选择。
周恩来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最终没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也不排斥周恩来寄希望并相信毛泽东自己能够觉醒，等待毛泽东有朝一日能像对待“大跃进”那样，自己最终发现“文革”的错误，并加以纠正。
从党的历史上看，也确实有许多错误是毛泽东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的。
周恩来虽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他还是为防止“四人帮”篡党夺权安排了一个可靠的格局，为后来彻底否定“文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及时解放了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打倒、迫害的老干部，使党内正义力量重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邓小平复出，国务院重要部委的领导权及军队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老干部手中。临终前，周恩来还嘱咐叶剑英等：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