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尽心尽力去做事本来是一种很好的美德，但是过于认真心力交瘁，使精神得不到调剂就会丧失生活乐趣；把功名利禄都看得淡本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是过分清心寡欲而冷漠，对社会大众也就不会有什么贡献了。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种豆南山，精神上是够幸福的。但他作为理智的性情中人，更应懂得一生隐忍之道，如此，或许也能实现一定的抱负，并且不用为温饱而发愁了。
陶渊明几次出仕，当的都是小官吏。以他的个性来说，绝不可能巧取豪夺。既然打算要隐退，总得要为日后的衣食作打算，作些物质的准备才行。因此，陶渊明费尽周折谋取到了离家不远的彭泽令的职务。这次做官的目的就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他还打算将公田全部种上粳米，用来酿酒备饮。但是，他的妻子反对全部田地种上粳米，劝他也要种些粮食，陶渊明才决定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米，以实现他“吾尝醉于酒足矣”的美好打算。这次赴任正好赶上岁末，有位督邮前来视察，旁人提醒他应该穿戴好官服毕恭毕敬，陶渊明一听就心里不满，督邮算什么东西？我怎么能为五斗米折腰呢？恰在这时，他妹妹病故了，借此机会，他就奔丧去了，彭泽县便成了他仕途中的最后一站。他从二十九岁起出仕，到四十一岁归隐田间，前后共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仕与隐的矛盾始终交织并贯穿始终，而且越往后斗争越激烈，东篱采菊，种豆南山，一个“猛志逸四海”的有理想、有抱负、慷慨激昂的青年，最后还是痛苦地“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虽然向往林泉之趣的淡泊生活，但他要考虑到生计温饱问题，“吾尝醉于酒足矣”，艺术同生活的矛盾确实需要调和。
什么事情都讲究适度的原则。“富贵于我如浮云”，心境也就自然平静清凉，如此无忧无虑该是何等飘逸潇洒。不过什么事都不要走极端，假如以淡泊为名而忘记对社会的责任，忘记人间冷暖以至自我封闭就不对了，甚至演变为不管他人瓦上霜而自私自利，就会被人视为没有公德没有责任感甚至有害于社会，这样就会被社会大众所唾弃。
勤于事业，忙于职业是美德，是一种敬业精神，但如果陷于事务圈而不能自拔，如果因无谓的忙碌而心力交瘁失去自我，一样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