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中国将突破西方大国依靠武力崛起的传统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基本要义是：第一，中国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发展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总之，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传承、时代条件与现实选择的必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在总结大国兴衰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立足中国国情和秉承中国文化传统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列强是靠扩张领土、经济掠夺与殖民剥削发展起来的。任何“民主”、“科学”、“法制”的旗号，都遮掩不住这种血腥的事实。以牺牲他国利益、换取本国繁荣的模式，根本谈不上国际的道义。当今时代，中国的发展决不能走西方大国发展的老路；中国的发展将开创出一条尽管艰难曲折但充满光明与和平的新的道路。中国将以博大的胸怀和宽广的眼光，继承人类社会发展所积淀的全部文明遗产，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和成功做法，借鉴各国战略文化中对我有益的经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改造创新，为我所用。
一、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全球性扩张
历史证明，“持盈保泰”、“适可而止”是大国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张文木先生曾提出，“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换言之，大国一定要懂得自身力量的有限性，要知道国力运用的边界在哪里，超越力量限度的扩张只会造成国家的衰落。钮先钟先生认为，普鲁士国王菲德烈懂得“持盈保泰”的道理，相当巧妙地培养和运用国家权力，替后代奠定了长远的富强基础。他还认为，在大战略上，拿破仑的失误恰在于不懂得“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所以终于不免一败涂地。利德尔一哈特曾指出，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失败，关键就是不知道战略守成，而只知道一味扩张。
从历史上看，1871年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迅速崛起，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打破了原有的欧洲均势，使欧洲各国不无惊恐和猜疑。为了打消列强疑惧，维护普法战争的胜利果实和保障德国的安全，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力主采取“韬光养晦”的守成性战略。一是努力给其他大国造成一种“德国现在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的印象；二是不插手巴尔干事务，超然于列强的争斗之外；三是鼓励其他欧洲大国向欧洲边缘区扩张力量，把欧洲列强注意力从德法问题吸引开；四是离间强国，“使其他大国离不开德国，并无法结成反德同盟”；五县构筑大陆联盟体系，先促成俄、奥、德三国结成三皇同盟，后拉拢意大利与德、奥结成三国同盟，又通过奥地利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纳入德奥轨道。德国通过这些守成性战略与外交策略，纵横捭阖，始终处于欧洲五强中三个结盟的那一方，在外交上玩弄“五球不落”的技巧，主导维持了欧洲的均势体系，创造了相对和平的安全环境。在国内，加快推动工业革命进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德国经济在短短20多年里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后来，德国放弃了俾斯麦确立的守成战略，逐步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两次退回到国家发展的原点。
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外战略虽有一定的扩张性，但从总体上看，仍是一种地区守成性战略。一是采取对西方的和平外交，要求列强修改对日不平等条约；二是容忍列强特别是沙俄染指朝鲜，构建新的东亚势力均衡；三是迫使朝鲜对日本开放的同时也对欧美国家开放；四是在与列强争夺的同时，尽力避免触及列强的势力范围，照顾各方利益；五是在日俄战争中虽取得胜利，但仍能坚守利益平衡的有限战略底线；六是运用多种策略，有时强力出击，有时韬光养晦，巧妙周旋于列强之间，有效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七是进行“国际贿赂”，关照列强的共同利益，以“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来换取西方列强对日本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的支持等。在这种地区守成战略指导下，日本先后打败了大清帝国、沙皇俄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大战胜国之一。同时，利用侵略和战争掠夺，加速国内经济发展，国力不断壮大，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将战略目标扩大为争夺亚洲霸权和世界霸权，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结果遭到惨败。
美国在向世界大国的崛起过程中，也是在战略目标与实力潜力之问，寻求合理的平衡。从门罗主义出台至1898年美西战争前，美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美洲；从1898年到1945年，逐步扩展至远东和欧洲。除独立战争外，美国从未挑战当时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而是采取孤立主义和中立政策，不介入或很少参与欧洲列强的争夺，并利用列强争夺大发战争财，从而使国力大增，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全球争霸战略，但随着其实力和野心不断膨胀，其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却日益下降，尤其是目前在解决伊拉克困局、朝核危机、伊朗核危机、巴以冲突等问题上，更显得捉襟见肘。美国霸权已开始从权力顶峰向下跌落，就连美国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大国崛起的历史事实证明，任何国家的战略抉择，都必须坚持目标和力量的统一。帝国主义国家在安全战略选择实践中屡屡陷入野心过大而能力不足的困境，庞大军力最终化为国家衰败的陪葬品。靠武力征服其他民族的霸权主义价值观，已经被世界潮流所抛弃。中国领导人倡导新的安全观，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决不会提出霸权主义的国家目标，这就从根本上界定了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战略取向。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将根据国情国力，选择有利于地区安全的战略目标。发挥“持盈保泰”的战略智慧，推行和平互利的政策。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其他地区的共同发展；在考虑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考虑周边国家的安全。通过广泛的安全合作，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大国崛起的战略关键在于打牢国内根基，增强综合国力大国的衰落往往是从内部坍塌，而不是被外部力量打败。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有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布热津斯基则认为，冷战结束后，“对美国全球角色的真正挑战是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
苏联的崛起与解体，尽管有许多外部因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憧憬，极大地激发了苏联人民的热情和斗志。正是这种精神使苏联人民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扑，迅速发展国内经济，壮大国家实力。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较量，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苏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成为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第二个超级大国。然而，由于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失误，国内经济停滞不前，对外扩张和战争代价沉重，尤其是自由化思潮泛滥、人民思想混乱和信仰缺失，共产党内部出现严重问题，最终导致苏联大厦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美国的发展壮大，同样也是基于国内因素。美国人把欧洲资产阶级创立的政治制度带到了新大陆，几乎没有支付社会大变革的惨痛成本。加上极其优越的战略地缘环境，美国人以“上帝选民”和“天定命运”的观念，实用主义的哲学信条，摆脱一切历史传统的束缚，孕育了令世人称赞的“美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了美国人开拓创新的勇气，在短短百年时间中就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又一个百年时间成长为拥有超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日益感受到，美国“国内的根基”正在受到强烈的腐蚀，“美国病”——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暴力犯罪、教育低下、家庭解体、道德沦丧、吸毒贩毒、种族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等，正在腐蚀着“美国精神”，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影响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导的意志和能力。美国学者科斯认为“真正的文明的冲突”存在于美国社会内部，其危险能够整个摧毁西方文明的基础。美国向来以“山巅之城”自居，种种社会弊病使“以美国形象来塑造世界”的口号愈发不得人心。当前，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道德讨伐”，但它往往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先治理好你们自己的街区，再来教训别人吧！”对于国内问题的重要性，尼克松曾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解决极为严重的国内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将会不知不觉地损害我国的繁荣，侵蚀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毁灭林肯所说的那种‘人类最美好的希望’。”由此可见，我们在观察美国影响力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变化时，一定不要被美国的表面繁荣所迷惑，而应深入其社会内部，看其国内根基的损益情况，才可能较为客观正确地预测出美国影响力或兴或衰的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苏联帝国大厦的坍塌、美国“国内根基”的腐蚀，都是起因于内部。历史的教训提醒我们，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于干好自己的事情。
三、大国崛起的战略真谛在于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相对平衡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的平衡或一致，是战略运筹的真谛，是国家安全战略成功的关键。国内外的知名战略家无不强调这一点。利德尔一哈特指出：“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工具）是否能作精确的计算，能否把他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标必须与现有的一切手段相适应。”保罗·肯尼迪也认为：“大战略关注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既在战时，也在平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中写道：“目的（我们指的是利益和目标）和手段（现有的各种力量）的脱节会产生难以估计的风险。”我国研究大战略的著名学者吴春秋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大战略如同其他战略一样，必须做到目标和手段一致。这也是决定大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
目标与手段之问的平衡或一致，首先体现在是否能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做出适当的目标定位。也就是说，目标不能超出能力界限二古今中外有不少由于目标超出国力所能而招致灾难性后果的例子n当然，目标定得过低、过于保守也会造成损失，但这种情况造成的损失“一般较小，而且比较容易弥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或一致，还体现在所运用的手段是否适合于所选定的目标。在目标定位正确的情况下，运用的战略手段不适当，也会导致失败的结局。
从独立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平衡目标与手段方面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建国初期，美国国力孱弱，经济十分困难，不是欧洲列强的对手。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总统华盛顿逐步确立了“孤立主义”政策，其目标就是通过尽力割断与欧洲的政治纠葛，专心发展经济，巩固新兴政权，来积聚国力，奠定崛起的基础。“孤立主义”是一个新独立国家面对现实正确评估自己实力而作出的明智战略选择。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之后，开始推行“门罗主义”对外政策，打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旗号，逐步扩大在美洲的影响力，排斥欧洲势力，企图独霸西半球。到20世纪初，老罗斯福总统将“门罗主义”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干涉拉美国家的扩张战略。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开始向东亚扩张势力，遂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将其作为海外扩张的总政策，投入与西方列强争夺海外市场和势力范围的竞技场。“门户开放”政策有利于美国扬长避短，主要凭借其经济优势、通过竞争的方式扩张其利益，从而可最大限度地避免诉诸武力，与其他列强正面交锋。此外，“门户开放”政策对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使他们看不清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本质。这个过程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当时对自己实力的清醒认识，以及对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平衡的追求。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美国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平衡，美国才得以迅速增长国力和实现地区扩张战略，最终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霸主，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在国力评估和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定位上失去理性，称霸世界的欲望极度膨胀。美国以“自由世界的实力中心”自居，标榜自己“肩负领导世界的责任”，认为美国的将来与其他“自由人民”的未来不可分离，宣扬世界上各个地区都与美国的利益相关，到处寻找和任意解释并夸大其所谓威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从杜鲁门至约翰逊的四届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与苏联展开争夺，并以防止共产主义扩散和“自由世界”瓦解为由，不断加大在全球的干涉力度，致使其实力与战略需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任何国家再强大，其力量也是有限度的。想以“有限的”力量追求“无限的”目标，必然导致战略上的被动和失败。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以侵越战争失败为主要标志陷入严重的困境，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和调整。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并没有认真吸取冷战时期目标与手段平衡方面的经验教训，反而认为苏联的垮台使美国没有了势均力敌的对手，美国可以放开手脚做世界的霸主，任意干涉他国内政，肆意打击异己力量。特别是小布什当政以来，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以建立“美利坚新帝国”、把21世纪打造成“美国的世纪”，为目标，毫无顾忌地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为借口，在全球四处出击，对外军事干涉不断升级，不顾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和包括传统盟友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欲以此开始对中东实行“民主化改造”，将中东纳入美国的体系范围。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虽早已结束，但至今伊拉克局势依然动荡不定，美国在伊拉克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日益脱节，一定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难以达成其不断膨胀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
四、大国崛起的谋略艺术在于国家综合手段的巧妙运用国家安全不只是军事安全，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环境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保障国家安全不能只依靠军事手段，而应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种手段。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世界各国在进行战略谋划时日益重视手段运用的综合化。
实际上，运用综合手段保障国家安全在实践中早已有之。美国早就注意运用综合手段推行其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以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手段为主，多种手段并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大特色。当然，美国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国家安全，而且在于夺取和保持“世界领导权”。
美国运用的政治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展宣传攻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说过：“播下思想的种子，这种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美国充分利用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传媒工具传播美国的民主政体、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攻击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企图使这些国家的国民潜移默化地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促使这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二是推行“人权外交”。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卡特政府曾频频向苏联发动“人权”攻势，并以“人权”争夺第三世界国家民心。冷战结束后，美国声称“人权高于主权”，将“人权”攻势扩大到全球。三是建立有利于己的国际机制。美国利用其国际影响力，按照美国的政治准则和价值观念，建立各种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国际机制，让其他国家心甘情愿、心有不甘或迫不得已地遵守美国设定的“游戏规则”。
美国经常使用两种经济手段，促进其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一是实施经济制裁。经济制裁，包括经济封锁、贸易限制、禁运等，是美国打压异己力量的惯用伎俩，试图向制裁对象施加压力，以压促变，迫其就范。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东西方之间几乎断绝了经济往来。冷战后，美国更加频繁地挥舞经济制裁的大棒，不仅敲打过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叙利亚、朝鲜等敌性国家，而且在与包括盟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发生经济摩擦时也常以经济制裁相威胁。二是提供经济援助。美国实施经济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对象包括盟国、友好国家或可以争取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实施经济援助，或是为了稳定或转变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如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的援助，以及冷战后对所谓“新兴民主国家”的援助），或是因为相关国家对美国具有重要的安全与战略意义，或是为美国经济发展寻找或培育新市场，不一而足。
美国在追求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上往往以军事手段为主。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保持压倒性军事力量。冷战时期，美国始终把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并取得对苏军事优势，作为防务政策的中心任务。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提出“全谱优势”的概念，强调取得并保持绝对军事优势。二是建立广泛的军事联盟。战后，美国先后与其他国家签署了42个防务合作协定，其中包括建立9个地区性军事联盟。冷战结束后，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美国调整联盟战略，推动北约的改造与东扩，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等。三是保持强大的前沿军事部署。冷战时期，为与苏联对抗和争霸，美国在世界各地、广设基地，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部署。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前沿部署”调整为“前沿存在”，适当收缩了海外驻军，但在全球、特别是欧亚大陆东西两翼和中东地区保有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四是频繁实施军事干涉。据统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发动或参加的战争和主要军事行动达70余次之多。必要时以直接的军事干涉来维护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既定方针。但是，美国动辄对外实施军事干涉，树敌过多，反而对其安全造成新的威胁。
当然，在具体运用中，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并非相互孤立，而往往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例如，战后初期，美国相继主导成立联合国与北约，同时开始执行“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杜鲁门总统称这是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四根支柱”。其战略意图是：利用联合国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政治格局，将联合国变成美国称霸世界的政治工具；通过北约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对西欧的控制，在欧洲大陆形成一个遏制苏联、东欧的弧形包围圈；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植西欧经济复兴、占领西欧市场，拉拢西欧盟国、遏制苏联的扩张，削弱西欧共产党、阻止西欧人民革命；利用“第四点计划”援助世界经济不发达地区，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以控制亚、非、拉这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同时为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占领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实际上，苏联的解体，除了其自身内部因素外，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奉行针对苏联的全方位强硬政策密切相关。当时，美国采取的秘密战略就包括了秘密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和阿富汗抵抗运动、压低石油价格、封锁高科技、进行军备竞赛等综合战略手段。应该承认，这些手段对于加速苏联的崩溃，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