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德国获得了最大的和平红利。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彻底改变了联邦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内外条件，使德国进入了历史上安全环境最有利的时期。在这种新形势下，德国将实施什么样的安全战略，曾引起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关注。持悲观态度的人们担心，德国将摆脱北约等国际机制对其安全政策的束缚，进而采取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美国新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曾大胆预言：德国会“回到从前”，外交上寻求更多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军事实力，逐步退出北约组织。持乐观态度的人们认为，德国会继续发挥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作用，并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秩序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德国总理科尔在统一之日曾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德国在统一之后将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那么，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将如何承担其新的责任？这是法国决策者面临的新的战略选择。
一、“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
早在1959年2月7日，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就曾说过，“欧洲一体化是解决德国问题的正确方法与途径……欧洲一体化为德国提供了一个限制其扩张的框架，创造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之，中，我们减少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正如前文所述，阿登纳十分了解邻国的担忧和考虑，坚信欧洲一体化是德国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因此，对于联邦德国政治家来说，推动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政治和战略上的考虑，而非仅仅是一个宏大的经济一体化项目。在德国实现重新统一之后，欧洲一体化的战略作用不仅没有丧失其意义，而且更突出了它的重要性。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德国重回欧洲中部的地缘位置。它处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有9个直接接壤的邻国。有人甚至认为，应该把英国、挪威和瑞典也算作德国的邻国。德国从地理上连接欧洲的东南西北，具有欧洲交通上的轴心地位。传统上，盎格鲁一萨克逊文化、斯拉夫文化和拉丁文化都通过德国在欧洲传播和交汇。从经济上看，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投资方面，德国都在中东欧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的综合国力在统一之后有了极大的提高，成为欧洲的“超级大国”；人口8000多万，位居欧盟第一；经济总量在欧盟内已由统一前约占25%上升到将近30%。德国的经济利益与其周边国家已相互交织在一起，通讯技术、交通条件和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等，都使得德国地缘位置的开放性特点更加明显。
冷战结束后，德国不再面临任何安全威胁，正如德国联邦国防军前总监瑙曼将军在1990年莱比锡第33届国防军指挥官会议上所说：“我们的国家当前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安全政治条件是得到多么大的改善。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周边邻国不是盟国就是伙伴。德国不再是前线国家，而是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她有了行动自由；德国不再是一个军事上奉行进攻战略和夺取土地的国家，不是东西方对抗角力的场所，而是西方防务政策的轴心。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德国军队不是对军事侵略做出反应的军队。我们不再需要对抗的思维。”对于德国来说，最高的国家利益和最好的安全政策当然就是保持这个战略格局。
同时，处于中心的开放性地缘战略位置也使德国对整个中东欧地区的安全环境十分敏感。冷战结束后，德国所处的欧洲形势与1871年前后时期相比有类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欧洲大陆的多极格局和东南欧地区的民族化浪潮。德国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小心应对，防止东欧地区出现动荡而波及自身。正是出于这种战略考虑，德国始终坚持欧盟必须东扩，因为只有那样，德国的东部边境才不是欧盟的东部边境。
为了消除邻国对德国主宰欧洲的疑惧，科尔一再强调，只有在德国的上空建起共同的“欧洲屋顶”的情况下，才会消除这种恐惧感，德国也才会被欧洲国家接受。为了使邻国特别是法国放心，德国主动建议加强欧洲一体化以约束自身。1992年2月7日，欧盟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利赫特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德国放弃了一直引以为自豪的货币西德马克，并慷慨地把马克作为欧洲统一货币的基础。德国的这一举动其实就是阿登纳当年支持欧洲一体化策略的翻版。依靠着政治货币“欧元”，德国既在政治上赢得法国等国的信任，又通过货币规则的德国化，使得德国经济继续受惠于欧洲一体化。德国战略决策者意识到，德国的命运和欧洲一体化事业休戚相关。只有立足欧洲一体化，依托欧洲一体化，德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国家安全、重大经济利益，才能得到可靠保障。因此，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历届政府无不把欧洲一体化当作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看待。
二、确保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性，采取多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德国前总理科尔从1982年上台执政，直到1998年大选后为止是1949年以来联邦德国执政时间最长的联邦政府总理。科尔抓住了德国统一的历史机遇，为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统一之后，科尔一再强调坚持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延续性，以“克制文化”的原则行事，继续获得邻国和盟国的信任。
1994年4月5日，德国政府发表了指导国家安全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德国国防白皮书1994》。这是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它集中体现了科尔政府对德国安全环境、安全利益和安全战略的认识。在这个白皮书中，德国政府不仅阐述了其国家安全利益，而且提出了安全战略的目标和主要手段。德国安全战略的目标主要有三个：第一，保卫德国及其盟国的安全；第二，在北约、欧盟和欧安会的基础上建立有利于德国的安全机制；第三，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在手段的使用上，白皮书强调了经济、联盟和联邦国防军的作用。德国安全政策的核心任务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保护德国公民的自由、安全和福利，以及德国领土不受侵犯；（2）推动欧盟一体化和欧洲的民主，因为欧洲的民主、法治和福利意味着德国的和平和安全；（3）与美国结成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均衡基础上的跨大西洋联盟；（4）在照顾到平衡和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引导东部邻国融人西方体系，塑造一个能够包括所有欧洲国家的合作性安全秩序；（5）在世界范围内尊重国际法和人权，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世界经济秩序，因为国家的安全只有在一个和平、法治、共同繁荣的全球安全体系中才能得到保障。
科尔政府保证联邦德国安全政策的延续性，寻求在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共同利益、促进德国和欧洲的稳定与福利，缔造安全的欧洲共同体，支持和平法治的全球政治秩序。德国之所以保持这种政策与战略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一是联邦德国已经在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上实现了彻底改变；二是德国在相互依存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敏感地位和实力地位，决定了它必须采取多边主义的战略取向；三是德国的安全利益是与伙伴国家分享的安全利益，德国政府的安全战略是与之相适应的机制化的多边安全政策。里特贝格教授领导的图宾根小组曾以案例研究的方式考察了科尔政府的安全政策实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科尔政府大体上坚持了联邦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延续性。德国不仅没有试图脱离北约，反而致力于加强多边主义安全结构，如德国大力支持建立多国部队，更加积极参加多边主义框架内的维和军事行动；德国与北约的军事一体化从总体上来说是加强了。
然而，在保持政策与战略延续性的同时，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也发生了一些缓慢的变化。这主要体现为德国军队执行北约防区外军事行动等。长期以来，按照大多数德国人的理解，德国军队只应承担本土防御的责任和参加必要的保卫盟国的行动。当海湾战争爆发时，美英等盟国曾要求德国派遣部队参加军事行动，德国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出于对德国战后的非军事化和平主义外交政策角色的认知，75%的德国人认为，德国不应卷入军事行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科尔政府处于两难境地，难以同时满足国内和盟国截然相反的两种要求。
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给德国的传统角色定位带来新的冲击。1992年，前南斯拉夫爆发内战。这场发生在巴尔干的重大危机，使德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压力。德国朝野一致认为，德国应该在稳定巴尔干局势上发挥积极的角色作用。但在德国是否应以武力参加联合国对塞尔维亚的禁运和波黑军事行动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不顾反对党的强烈反对，科尔政府做出了派兵参加执行塞尔维亚上空禁飞的决定。1992年5月，德国政府决定向柬埔寨派遣医护人员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紧接着，1992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强烈要求德国派遣军队参加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于是德国政府决定派出1500名士兵赴索马里。经过德国朝野的激烈辩论，1994年7月，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认为国防军可以参加联合国授权的海外军事行动；德国军队在北约和西欧联盟框架之内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行动是不违宪的；同样，德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也被认为是，合法的。以此为标志，德国国内在海外派兵问题上基本形成共识，德国迈向所谓“正常国家”获得了法理上的依据，德国对非军事化的国家角色认知发生了大的改变。
三、追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实行更加独立的对外政策1998年，施罗德上台执政后，继承和调整了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所谓继承，主要是指战后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大框架依旧存在，未进行大的根本性改变。然而，随着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的变化，施罗德政府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逐步进行了一些调整。其主要原因是：其一，德国统一后实力称冠欧洲，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希望摆脱历史阴影，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获取与自己实力相等的地位；其二，要求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应更多地适应全球化、相互依存等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其三，与科尔不同，施罗德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政治精英，更具现实责任感，更强调国家利益，更希望成为新的世界大国；虽然表示不会忘记历史，但更注重“朝前看”，力求摆脱纳粹德国的历史包袱，强调对外政策应“基于民族利益而非道义责任”；其四，新的联合政府政党背景不同，施罗德等社民党领导人强调正视全球化、信息社会、生态社会、高技术竞争等时代的变化与挑战，强调改革，谋求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绿党则坚持民主、人权、和平、环保、反战等基本原则。这些政纲与政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合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施罗德政府有意识地对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一些调整。1999年9月2日，施罗德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讲话中强调：“任何一种外交政策首先是一种利益政策”，“宣称不追求任何利益的一切外交政策都是虚伪的”，“应当明智合理地捍卫德国利益”。他批评科尔的欧洲政策是“以牺牲德国利益来解决欧洲问题”。这些讲话表明，施罗德政府更注重突出国家利益，显示更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施罗德政府提出一德国的国家利益是实现国家“正常化”，德国应追求的战略目标是世界政治大国。施罗德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德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应当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争取与自己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一个国家国际地位越高，对地区和国际事务影响越大，确保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越强。施罗德的大国抱负，得到了德国政界和学界多数人的认可和赞同。皮特·斯洛特迪杰克、伊冈·巴尔、格瑞高·舍根等都认为，施罗德外交是“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施罗德是实现国家正常化的第一位总理”。当然，德国国内不乏怀疑论者，尤根·埃拉塞瑟警告说，德国如果寻求过多的自我，将会遇到麻烦，会重复德意志道路，而“德意志特殊道路，意味着历史的负担和政治的挑战”。
施罗德执政初期注意到这一点，力求在走向政治大国的道路上把握继承性、调整性和策略性之间的平衡。（1）继承性主要体现在大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布局上延续战后历届德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施罗德坚持德国是西方一员的立场，“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始终是联邦德国持久地扎根于自由民主国家以及作为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的一员”。（2）调整性主要体现在对前任的一些政策做出轻重缓急的调整。施罗德将外交与安全战略重点从以北约为首位，改为欧盟、北约、东欧国家……等顺序。施罗德政府把欧盟列为德国外交的首要重点，希望通过进一步提升德国对欧盟的主导作用，加快欧盟一体化进程，将欧盟作为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基本战略依托。1999年，德国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在普罗迪出任欧盟委员会新主席、欧盟柏林特别首脑会议就《2000年议程》达成协议、解决科索沃危机、召开东南欧首脑会议、制定《东南欧稳定公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发挥了独特的政治主导作用。施罗德政府在保证欧元基本稳定运行、建设欧洲共同防务政策、启动欧盟东扩进程等问题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3）策略性主要体现在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灵活性。在大西洋联盟政策上，施罗德不敢掉以轻心。他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西方国家的“领头羊”，主导世界格局走向；德国要取得世界大国的地位，必须借助美国的提携，采取“搭车”策略。施罗德及外长和国防部长多次访问美国，双方就重大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广泛磋商，在稳定世界金融市场、确定北约首脑会议和“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议程、对俄政策和科索沃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完全的一致”。
这一时期，德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并不断作出一些调整。1999年，施罗德政府发表国家安全白皮书，详细阐述了德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首先，确定了德国国家安全的八条安全利益：确保德国公民的自由、安全和福利不受损害；坚持、深化和加强大西洋安全合作；促进欧洲一体化；推进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促进欧洲军事能力建设，以作为北约军事力量的补充；把俄罗斯和乌克兰纳入欧洲安全框架之中；促进地中海地区的稳定；通过加强与联合国和欧安组织的合作确保世界和平；建设地区和世界范围的军控机制，防止大规模武器的扩散。其次，明确提出德国安全面临的六大挑战：仍未解决的民族或种族问题；苏联解体引发的后果；移民和难民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民主、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缺失；一些危险的意识形态、宗教和原教旨主义。可以看出，施罗德政府对安全形势的判断，基本与1994年国家安全白皮书保持一致，同时根据形势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强调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建设、关心苏联地区和中东欧地区安全与稳定，等等。第三，制定国家安全的七大目标：发展欧洲一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加强欧洲行动能力；建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北约与俄罗斯，北约与乌克兰等合作关系；促进地区安全合作，主要是加强德国和欧盟与东欧、东南欧、南高加索等地区国家的合作；促进军控和裁军进程；加强安全机制建设，包括欧盟、北约、联合国、欧安组织等；加强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
为了贯彻落实上述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施罗德政府下令出兵直接参加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1999年3月24日，北约对南联盟空袭当天，德国即派出空军直接参战，德国派驻亚德里亚海的军舰和驻马其顿的部队也进入战斗状态。施罗德政府声称德国参加空袭的原因是：“米洛舍维奇一再破坏有关科索沃问题的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危机已毫无希望”，“阻止南联盟警察和安全部队在科索沃对阿尔巴尼亚族进行的系统的种族清洗，实施人道主义任务”；“履行对北约的义务，维护西方关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共同体”；寻求在塞尔维亚和整个巴尔干地区建立西方主导的民主制度和安全体系，“确保东南欧长期稳定”；解决“科索沃难民对德的压力”。实际上，施罗德政府真正目的是：借机表示德国对北约的忠诚，加强德美关系；巩固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谋求德国在欧安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摆脱历史负担，恢复军事大国地位；扩大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
“9·1l”事件对德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给德国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施罗德政府确定了三条方针：第一，把国际恐怖主义列为德国和盟国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施罗德声称，“昨天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袭击事件不仅是针对美国，而且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宣战。它直接威胁到我们世代建立起来的自由和安全生活的原则。我们将团结在一起，绝不允许美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受到破坏。”“我们处在一场关键的和相当漫长的斗争过程中。这是迫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是为了维护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自身的生活方式。”第二，坚决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施罗德说，“我们所有人，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美国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感到强烈的震惊。在美国人民最艰难的时刻，德国人民将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我向美国总统布什保证，德国将毫无保留地与美国团结在一起。”施罗德政府还参与了北约对美国反恐的支持行动，包括参与北约空军在美国上空的巡逻，参与国际维和部队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第三，把恐怖主义带来的挑战变成扩大德国国际影响力的机遇。施罗德多次宣称：“执行德国战后政策的阶段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愿意为国际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体现了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一个新的自我认识。我们现在有义务全面履行我们的新责任，特别是参加为保卫自由和人权、建立稳定和安全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的军事介入将突破欧洲范围，这对德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德国舆论认为，施罗德借反恐之机使德军获得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权利，表明德国已经完全摆脱了战后束缚，标志着德国向“世界政治大国”又迈出了一大步。
随着施罗德政府日益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安全合作，随着德国国防军以维和的名义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德国在欧洲、在盟国当中乃至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德国实现走向世界政治大国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争取欧盟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施罗德政府努力的目标。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美国并没有做好让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准备。美国总统布什及其战略制定者谋求的是单极独霸世界，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是美国领导之下的美欧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希望得到德国对国际反恐的支持，但决不允许施罗德实现其所谓的大国战略目标，因为这将挑战美国霸权。因此，德美之间的矛盾逐步显现。到2002年夏季，德美终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摊牌了，引发了战后德美关系、欧美关系和西方联盟最严重的一次冲突。
2002年1月，阿富汗战事未平，美国总统布什又提出“邪恶轴心论”，预示将把反恐战线扩大到伊拉克等国，企图用军事打击手段扫平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国家，以实现其单极独霸战略。美国此举引起德国严重忧虑。2月15日，德国外长菲舍尔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不要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他指出，必须防止使反恐战争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军事行动，“建立反恐怖国际联盟并不等于为人侵任何一个国家发放了通行证”。菲舍尔还强调，“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恐怖分子本·拉丹与伊拉克政府有什么关系”。7月底，德法首脑共同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在军事打击伊拉克前应该得到联合国授权。8月3日，施罗德在汉诺威一次竞选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不计任何后果谈论并考虑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德国不准备参与军事冒险，而且也不再是一个用支票外交取代政治的国家”。施罗德的意思非常清楚：第一，反对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第二，德国既不会出兵也不会出钱。施罗德的表态使德美在对伊动武问题上的争执公开化，成为美国主要盟国中第一个以鲜明立场站出来反对美国对伊政策的国家。此后，德国要员多次发表讲话，始终坚持在对伊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辩论的内容也逐步扩展到战争与和平，单极与多极、联合国作用、盟国关系等战略问题，揭示出德美在伊拉克问题背后潜藏的战略分歧和深层矛盾。双方争论的结果是德国和法国联手反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政策；作为回应，布什政府直接呼吁欧洲盟国支持美国，组建“志愿者同盟”，结果造成了大西洋联盟的深刻危机，造成了新老欧洲的严重分裂。
德美矛盾影响非常深刻，它不仅挑战战后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而且对北约的发展形成强烈冲击。2005年2月，第41届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召开。施罗德在会议上提出自己新的安全理念和安全政策建议。他表示，随着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改变，欧洲不必担心再受军事进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也不再具有安全政策的优先性。面对新的情况，必须改革北约及欧美合作机制。北约不再是跨大西洋伙伴磋商和协调其战略设想的首要地点，欧盟与美国的对话形式不再符合欧盟的分量增长，也不适应合作的新要求，因此必须改革北约。施罗德提出的改革北约的建议，引起美国和北约其他盟国“吃惊和反对”，也遭到了德国国内反对派的反对。尽管施罗德政府一再做出解释，改革北约绝非要“埋葬”北约，而是使北约“更具效率”，但这一争论使德美关系进入了战后以来的最低谷。
战略争吵无疑会影响到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具体内容。2003年5月，施罗德政府制定了新的联邦国防部防务政策方针，对国家安全战略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基本判断：“目前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存在常规军事力量进犯德国国土的危险”，但面对新的威胁和挑战（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欧洲内外的地区危机和冲突等），德国安全政策目标依然是保证国土及其国民的安全。为此，采取以下措施：（1）加强本土防卫，防止恐怖袭击的发生。为了防范恐怖分子进入德国，联邦政府先后推出两个反恐一揽子方案，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移民控制与边境安全的措施，如严格签证政策，加强进出口岸检查，加大对外国激进组织的监视和查禁的力度，促进军、警、情部门的合作、为其配备更多的人力物力并扩大其权限等。（2）进行重大战略调整，明确今后德军的主要任务将从被动防卫转向主动进攻，从国土防卫转向出兵国外处理地区危机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新防卫政策称，出兵国外，包括到北约成员国防区以外执行任务，排除可能威胁德国本土安全的地区危机应，是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最优先任务。这一政策将成为今后10年德军建设的指导性纲领。（3）在加强跨大西洋合作的同时，强调加强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要更积极参与联合国及欧安组织的工作，主张提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在预防冲突与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同时力主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德国对一味使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的方法表示怀疑，担心这非但不能铲除其滋生的根源，而且会进一步挑起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施罗德政府在安全政策文件中加入这些安全见解，无疑是表达对美国的不满。
德美矛盾对双方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德国谋求获得美国支持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期望不再可能，国际地位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孤立法德、分裂欧洲的做法也伤害了自己。当伊拉克战争陷入“游击战”困境时，美国开始感到了力量的局限，不得不重新争取得到盟国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施罗德政府从第二任期开始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为此，德国政府降低了对美国的批评调门，强调德美传统友谊，表示德美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经历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富有活力的盟友关系”，“没有人会忘记战后美国对我们的帮助”。在伊拉克问题上，德国尽量避免对美国“点名批评”，多次表示“德美在伊拉克问题上仅是手段上的分歧”，“我们理解美国朋友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与此同时，施罗德政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尽量给予美国帮助和配合，与法国的强硬立场拉开距离，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对美国提出的有关伊拉克新决议案保证不投反对票，承诺帮助伊拉克培训安全部队和警察、向伊拉克提供人道援助，以及承诺在阿富汗扩大维和范围等，以此来显示盟国“责任”，缓和与美国的矛盾。
由于施罗德与美国结怨太深，在其任期内德美关系虽有所缓和，但进展有限，且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冲突。在2005年德国大选过程中，美国把期望的目光投向默克尔夫人，这位基民盟领导人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争论中始终站在美国一边，激烈批评施罗德的对美政策，批评施罗德在走危险的“特殊道路”。随着德国政府的更迭，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四、推行“新大西洋主义”，重建跨大西洋关系
2005年11月14日，以默克尔为首的大联合政府宣誓就职。默克尔是德国出了名的“大西洋主义者”，有着强烈的亲美情节，甚至被讽刺为“身在德国的美国女人”。她认为，欧美好比一个大家庭，有时会有争执，但“背叛”家庭是不可能的。欧美在经济和军事上差距巨大，欧洲处于弱势，根本没有资本疏远美国。美国可以寻找新伙伴，而欧洲却只有美国这一个选择。只有认可美国的强大地位，才能促使美国向欧洲靠拢。如果反对美国，欧洲将不会统一和强大。重建充满信任的跨大西洋关系，是默克尔应对世界各种威胁的基本方针。
默克尔上台伊始，立即指示德国外交部要把改善与美国关系作为外交调整的“重中之重”。她认为，施罗德与美国的对抗导致大西洋关系和欧洲内部的分裂，严重损害德国利益。新政府应该选择与美合作，全力构建紧密的、充满信任的大西洋关系。为此，她着手加强与美国高层密切接触。2006年1月和5月，默克尔两次访美，并接待布什总统来访，从而到达了改善德美关系的目的，解决了“德美根本互信问题”。欧美舆论界一致认为，默克尔与布什的互访开启了德美、欧美关系的新阶段，双方关系进入了良性互动时期。
随着德美关系的改善，默克尔开始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2006年2月，第42届慕尼黑安伞会议在德国召开，会议主题是“欧洲和美国：重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东道主，默克尔代表德国政府就北约命运在会上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北约是跨大西洋利益的代表和跨大西洋价值联盟的所在地，在安全政治决策方面具有“首要地位”，是就出现新的冲突进行政治协商的集结地，未来几十年将继续作为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同盟而存在。德国将在国际安全政策方面承担更大责任，但须以北约的更强大地位为基础。第二，北约与欧盟互为补充。北约和欧盟不能“拧着”，两者可以分担任务，共同进行危机管理，协调发展。欧洲必须作为一个强大的伙伴与北约合作，如在协调武装部队计划基础上的情报合作，与北约联合培训北约反应部队（NRF）和欧盟战斗部队。第三，不主张北约无限扩大。不要“为了扩大而扩大”，而应以质量标准评估候选国。北约尽管准备接受更大的责任，但不能成为世界警察。第四，主张北约与其他国际组织结成更为紧密的网络，并推动地区组织的发展，地区组织未来应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北约应帮助地区组织以使其自助。同时，默克尔还强调，欧洲统一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德外交安全政策的支柱，德国准备在这一框架内承担更多责任。
在伊朗核问题上，默克尔站在欧美强硬派立场上与伊朗展开激烈论争，严厉指责伊朗“故意逾越红线”。她指出，恐怖主义是最大的全球安全问题，而伊朗是全球反恐的中心焦点。对于用什么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默克尔称，有许多平息冲突的做法可供选择。德国《明镜》称，默克尔没有排除军事手段。默克尔的讲话让美国人确信，在对伊朗采取可能的“军事行动”时，德国会站在美国一边。在阿富汗、中东等国际热点问题上，默克尔积极为美提供支持。在调整与其他大国关系时，注意从战略上配合欧美改善关系，如在调整对俄关系时拒谈“柏林一巴黎一莫斯科轴心”，主张“欧盟共同安全政策是对北约的补充”，搁置对华武器解禁议题，等等。经默克尔的大力推动，跨大西洋合作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开启了欧美关系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她也强调对美国不能没有原则，在“关塔那摩监狱”和“黑狱事件”上对美提出直率批评。由此可见，默克尔追求的国冢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团结和依靠美国，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并开展盟友间的批评，尽力建立一种盟国关系平等化的新型德美和欧美关系。
在此基础上，2006年10月，德国政府推出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这是德国政府在统一后发表的第二份安全政策白皮书，也是12年来德国政府首次就德国安全政策问题发表正式纲领性文件。默克尔亲自为白皮书写序，并通过该书为德国未来安全政策定调。
首先，确定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机遇，也带来各种威胁和挑战。这些威胁和挑战表现在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贫富差距、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破坏、人权问题、移民问题、宗教极端势力，等等。其中对德国构成威胁的主要有：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武器扩散、地区冲突、非法武器贸易、有组织犯罪、国际通道安全、能源、非法移民、国际性传染病，等等。在这些主要威胁中，德国最重视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武器扩散。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是对德国和盟国自由与安全的最大挑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运载工具的扩散，已经对德国造成不断升高的威胁。此外，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内部分裂与不稳定、国家之问的冲突，也是德国安全政策必须面对的严重挑战。
第二，提出综合安全理念。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问题具有网络化、复杂化、综合化等特点。过去传统的以军事战略为主的安全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等非对称威胁。为了应对新的复杂的安全形势，应该树立更为广泛的安全观。安全不再仅仅是军事防务部门的任务，外交、发展援助、安全、防务等部门应该密切合作，组成新的安全防卫体制。安全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事务，要加强与盟国合作，构建全球安全网络。此外，综合安全理念还包括多边主义、以民事手段预防危机、危机处理，构建和平等内容。
第三，提出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明确规定德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六大任务：确保德国公民的自由、民主、安全和富裕；确保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加强对德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地区危机或冲突的预防和管理；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首先是与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武器扩散作斗争；强化国际秩序以确保人权和国际经济运行环境；确保自由的国际贸易秩序，减少国际社会贫富差距。值得注意的是，更加强调“全球性”安全任务。指出，“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维护国家利益不仅仅是地理概念”。联邦国防部长荣格表示：“德国80%的贸易通过海运，其中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因此，为了保障能源供应和海上自由贸易，必须打击恐怖行动。”
第四，提出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强调，德国对自己、欧洲和世界负有安全责任；为了确保德国、欧洲和世界的有效安全，德国采取联盟与合作的安全战略。这是因为仅靠德国、欧洲或美国都无法应对当今世界尖锐复杂的全球性安全威胁，必须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跨大西洋安全合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重要的安全基石。跨大西洋安全合作不仅对欧美，而且对全球安全负有责任。为此德国应当深化与美国的关系，加强北约建设。其二，欧盟对成员国的安全、稳定和富裕承担特殊责任；欧盟是处理国际危机事务公认的重要角色，对全球安全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通过积极的一体化政策和有效的邻居政策，欧盟对欧洲及周边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德国支持欧盟的这些作用，支持欧盟加强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支持欧盟与北约发展更为积极有效的战略合作。其三，德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将在联合国框架内为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同时希望联合国进行广泛的改革。
第五，提出联邦国防军的使命和任务。德国主张采用民事手段开展预防危机和促进和平的行动，但不排除在必要时动用军队，包括出动联邦国防军用于国际维和和参加盟国行动。参与国际行动已经成为联邦国防军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德国在全球三大洲派驻有大约9000名士兵；未来向国外派驻的人数还将增加，最多将增至14000人。
从默克尔政府对安全战略和政策作出的调整不难看出，新世纪初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已经基本成型。其要点：一是德国利益是全球性的。德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家之一，也是欧盟、北约、八国集团等西方国家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德国对外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既遍布世界，更根植于欧洲和西方。二是德国面临的威胁是严峻的，具有全球性、复杂性、综合性、传统与非传统结合、内部与外部结合等特点。当前德国面对的重大威胁主要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挑战，如大规模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失败国家、俄罗斯“非民主化倾向”、中印等国崛起带来的市场和能源竞争等。三是欧美合作是全方位的。“应对21世纪的巨大挑战，单靠美国或欧洲都不行，欧美必须强化合作”。在跨大西洋安全合作中，美国具有突出的实力和地位，德国和欧洲盟国不应挑战美国，而应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共同维护大西洋安全利益。四是德国全球战略目标仍然是“走向世界政治大国”。德国在欧盟和大西洋合作中应承担领导伙伴责任，对国际事务要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
一百多年来，德国崛起的道路可谓跌宕起伏，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命运像德国那样大起大落，也没有一个国家带给欧洲如此大的安全困惑。自从俾斯麦统一德国以来，德国的安全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自身，影响着邻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成为“欧洲安全的中心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德国安全与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科尔、施罗德、默克尔三届政府在安全战略考虑上出现了一些差异，对国际安全形势的解读，对跨大西洋联盟内部关系的处理，出现了不小的分歧，但他们在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推动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等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未来，德国将尽力避免走“德国特殊道路”，坚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结盟政策，改善联盟机制，使之更平等、更有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德国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