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战后持续40多年的冷战骤然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日美经济摩擦愈演愈烈，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日美军事同盟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日美关系面临着新的考验n冷战后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新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下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新的思考。在这个战略选择过程中，有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冷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信息产业革命，牢牢占据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世界霸权地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可撼动；二是进入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零增长，其大国雄心受挫；三是日本重新称霸亚洲的野心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质疑。经过长期思考，日本人最终认识到：任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单独在亚洲做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本只能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理想。冷战后日本的战略选择是随着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位而逐渐确定下来的。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国家战略的基础。
一、企图担负领导世界的责任，建立日美“全球伙伴关系”
共同的威胁是同盟存在的基础，没有共同威胁，同盟就会失去意义。冷战时代的日美同盟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就是因为有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北方威胁的消失，日美同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日本社会普遍对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与此同时，日本政坛出现了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结合的趋势，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大行其道，对美国说“不”的呼声不绝于耳。1990年，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的言论代表了许多日本人的心声。他认为：在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日本是一个处于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最强有力地位的国家。正是这种至关重要的技术作用，使日本具有制定独立路线的力量，日本可以谋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根据目前的安排，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获得日本的援助，必先征得美国同意，再由美国向日本提出要求。日本不愿继续干这种傻事。日本今天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日本有能力制定一项全球战略，而且应该这种做。一个能对美联社的命令说‘不’的日本，就是一个恢复了全部主权的日本”。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步入政界，逐渐掌握了政府的核心部门。这些人出生于战后，未受到像德国那样的历史观教育，不知战争的残酷与战败的教训。他们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成长，对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感到自豪，因此他们对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具有强烈的意识，主张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力图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部分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则认为，日本像现在这样充当从属角色，是对日本民族自尊的公开侮辱；主张扩充军备，发展独自的遏制力量，借此来提升国家的地位。
与此同时，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达到顶峰。冷战结束前几年，日本对美贸易盈余连年超过500多亿美元。整个80年代，日本向美国的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等市场大举进军。从1980年到1988年，日商在美直接投资增加了10倍，控制了329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资产，占美国银行业的14%。日本对美国经济的广泛渗透，导致“日本威胁论”在美国政界与学界不胫而走，美国反日情绪日趋高涨。
为了阻止日美同盟关系下滑，两国政府于1991年10月13日达成协议，计划在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日本时签署一个基本文件，以确立日美关系未来的方向。1992年1月，布什访问亚太四国。9日，日美两国政府在东京发表了“关于日美全球伙伴合作关系的东京宣言”。两国认为，“日美同盟关系是全球伙伴合作关系的基础”，在冷战结束后，日美两国都负有“建立新时代的特殊责任”，但同时也承认，“日美关系正面临着新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课题，经济问题已经变得更加明显”。
但“东京宣言”未能阻止两国关系的下滑，相反，在日本，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走向国家政策层面的趋势。1994年8月，日本首相私人咨询机构“防卫问题恳谈会”在《日本安全保障及防卫力量的发展方向》报告中对美国能否在未来履行对亚洲尤其对日本的安全承诺提出了疑问。该报告没有强调日美同盟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中心地位，主张将联合国提升到与美国同等的安全伙伴地位，扩大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与使命。报告一方面体现了日本政府内部在一dan日美关系恶化日本怎么办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同时也体现了日本内心深处摆脱日美同盟、实行自主政策的潜意识。
尽管日本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发挥大国作用，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大都清楚地认识到，以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对抗，日本任何想在亚洲独自称霸的企图都会遭到亚洲主要国家的抵制，况且日本国内政治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日本还不具备制定一个脱离日美同盟的、独立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战略的条件。
就在日美经济摩擦愈演愈烈之际，美国也有一些人士清醒地认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性。1994年2月，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在接受媒体采访和演讲中多次强调，世界上没有比日美同盟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的经济摩擦不应动摇双方的同盟关系，两国应该在亚太地区共同发挥领导作用。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不能把美日关系当成冷战的遗物加以摒弃，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使得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因此，必须营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关系，以适应2l世纪的发展变化。1995年2月，美国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3月发表《关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报告》。报告强调日美安保体制是“保护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的基石”，指出“没有比美日同盟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是美国维持太平洋安全和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持日本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负担起更大的责任。
上述两个报告的发表阻止了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随波逐流。以此为契机，日美开始重申日美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性。1995年底，日本正式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强调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和日本周边地区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1996年4月，日美两国在东京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
重新定位的日美同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美国承认“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日美两国确定了面向21世纪的新型平等伙伴关系。1992年的“东京宣言”达成了日美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共识，首次承认了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强调“日本及美国作为拥有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承担建立新时代的特别责任。因此，日美两国政府决心在基于这些永恒的价值而建立的全球伙伴关系之下携手并进，共同帮助建立公正、和平、繁荣的世界，并将此作为21世纪的课题”。1996年的“联合宣言”实现了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使“东京宣言”达成的战略共识开始具有实质性内容，是美国公开肯定冷战后日本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正式文件，从此日本将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联合宣言”规定，日美安保合作分为双边合作、地区合作和全球合作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双边合作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安全合作；第二层次的地区合作是与亚太地区安全有关的情报交换、防卫政策协商的合作；第三层次的全球合作为国际救援、军控裁军、危机预防和解决冲突等涵盖政治外交领域在内的合作。
第二，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由原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保卫日本的“单向型”防卫体制，转变为日美“双向”防卫合作的体制。冷战时期日美同盟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日本免受苏联威胁，防止日本遭受外来侵略，确保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行动自由。也就是说，日美安保体制的主要作用是对苏实施战略封锁，并由美国单方向日本提供保护。根据新的“联合宣言”，新的日美同盟关系将是双边互利型的，日本今后可实施的“后方支援”包括提供作战情报，供应除武器弹药以外的作战物资，运输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美军物资，在毗邻战区的公海上扫雷，等等。过去日本对亚太地区的“热点”冲突只作“壁上观”，现在则可以“披挂上阵”，协助美军作战。
第三，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明显扩大，由以往的“本土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型”，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日本开始与美国联手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冷战时期，日美联合防卫范围只限于日美安保条约中规定的日本本土及其周边地区。“联合宣言”则公开强调日美要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这意味着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将扩大至整个亚太乃至全球任何一个地区。借助新的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日本终于突破了长期标榜的“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为自卫队派兵出国打开了大门。
《日美安全条约》使日本得以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且，它也曾起到了某种“瓶塞”的作用，防止日本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美国通过日美安保体制今后还将继续对日本保持一定的控制。但日美安保体制一旦发展成为双向军事合作架构，也就意味着日本可以在美国容忍的范围内提高其军事装备水准和训练程度，寻求更大的活动空间。正如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日美安保体制的实质性修改，“使日本受到美国战略的约束，使日本的国家利益受制于华盛顿追求的目标”，但它也“为日本参加与它的领土没有直接关系的军事行动开辟了道路”，日本在“防务问题上的禁忌正在被打破”。
二、确立多边安全保障战略，力争东亚地区事务主导权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地区经济一体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各国间的安全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实现“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已成为东亚大部分国家的共识。随着国际社会安全观的改变，日本也逐渐认识到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对日本的安全也是有益的。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方面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一方面又积极参与了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东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建立，形成了特有的多边安全政策。
日本的多边安全主张产生于战后初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10年内，日本在思考重新构筑自己的安全政策时，曾产生了多种战略思想流派，有民族主义的自卫武装论、和平主义的非武装中立论、现实主义的日美安全保障论以及多边安全主义。多边安全主义主张依靠联合国或由多个国家联合保障日本的安全，以此来排除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但在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大环境下，这种多边安全主张被现实主义者斥之为理想主义，从而遭到日本政府的排斥。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选择了依附美国，与美国结成战略同盟，依靠美国军事力量保障日本安全的道路。此后，尽管多边安全主义始终被排除在日本政府制定的政策之外，但在整个冷战期间，以联合国为中心保障日本安全的主张一直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流派活跃在日本学术界，并不断对日本政坛产生影响。
多边安全主张正式进入政府政策领域始于冷战结束后。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民族主义急剧膨胀时期。由于日本经济上的成功，要求成为“正常国家”并进而成为“国际国家”、在国际社会发挥大国作用的呼声日益强烈，在这种形势下，开展多边外交，以此抵消美国对日本的绝对控制，扩大日本的影响，便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之一。最早提出这一政策主张的是时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1988年5月，他在伦敦的所作的一次演说中提出了建设“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的口号，主张将多边主义引入日本的政策领域。竹下提出的多边政策主张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积极为维护国际和平做出贡献，二是大力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三是扩大政府开发援助。此时正处于冷战末期，国际环境还不允许日本完全放开手脚，实行多边安全政策。因此，竹下认为，日本的多边主张只能是在外交领域。至于对国际和平问题，竹下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大国，不能对国际纠纷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军事上也应做出贡献，但这种贡献只是从政治上和道义上进行合作，具体手段是进行外交努力、派出人员、提供资金。
日本的多边主张真正由外交领域进入安全领域是在冷战结束后。
在竹下登首相提出多边主张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冷战终结，日本面临的苏联威胁已不存在，东亚地区出现“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等新的安全观。国际格局的变化使日本又重新兴起对未来战略走向的大讨论，一些著名政治家和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日本积极参与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提出了新的建议。1993年，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建议建立一座“亚太大厦”，主张“它应以共同宣言或宪章的形式来构建这样一种政治的协议机构。作为其基础，各国应该努力形成相互信赖的气氛”。而在日本政坛以擅长战略思考著称的小泽一郎则在同年出版了《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他在这本被誉为“平成维新的宣言书”中提出，“日本外交迄今为止一直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以其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关系为中心的。几乎没有开展多边外交的经验，多边外交是日本最不擅长的领域。但是，今后必须推行多边外交，只有在亚太地区履行日本的责任，发挥日本的作用，才能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国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的条件错综复杂，为了建立相互信任，设立包括日美两国在内的、多边的、讨论安全保障问题的对话场所，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设想”。l 993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访问东南亚国家，发表了日本对东盟的政策演说，提出日本要积极推进安全保障对话，自此，多边安全主张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之一。而日本将多边安全对话载人政府文件则始于1996年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该文件强调日本要在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参与国际和平合作活动，促进各种安全对话”，表示要支持东盟地区论坛，认为“今后在这种场所进行的安全保障磋商可以对改善今后的地区安全环境、建立安全合作的框架做出重大贡献”。从1998年起，日本防卫厅在其每年发表的《防卫白皮书》中列出专门章节，介绍日本参加多边安全对话的情况，其中包括由防卫厅主持的、各国防卫官员和职业军人参与的多边安全对话。2004年lO月，日本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安全保障与军事力量恳谈会”发表了新的安全战略构想——“总体安全战略”，该战略由两大目标和三大手段组成，两大目标是保卫日本和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三大手段是日本自身的军事努力、日美军事同盟和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由此可见，日本已正式将多边安全列入其战略计划之内。
三、对外政策与战略难以摆脱美国的束缚
尽管日本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主张开展多边外交，倡导建立安全共同体，但其多边安全政策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日本的多边安全政策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强调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主，多边安全为辅，多边合作不能影响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二是强调在东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中日本要发挥领导作用，将多边安全合作作为扩大日本国际影响的场所。日本的多边安全主张与东亚国家普遍倡导的合作安全观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导致其在推进地区多边安全架构建设方面的活动空间十分有限。日本多边安全主张存在的缺陷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坚持对美追随和从属的立场，导致其在参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上受美国掣肘，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众所周知，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全世界推行其霸权主义，尤其是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奉行的单边主义，在本质上是与多边安全观念相抵触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霸权主义是东亚多边安全倡议的最大破坏因素。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不得不调整战略，在东亚安全事务上，采取了合作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东亚地区安全对话机制的建立，但这种支持是建立在美国霸权地位不受影响的基础上的。美国出于其全球霸权利益的需要，并不希望东亚出现真正的和平。从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表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特点。在东北亚各国均主张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时，美国却坚持对朝鲜采取敌对态度，不肯让步，对于通过对话和磋商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明显缺乏热情。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民族主义复兴的驱动下反美情绪高涨，曾出现脱离美国控制的倾向，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随后，美国采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对日本进行了打压，加之90年代日本陷入泡沫经济，经济出现负增长，日本的反美情绪有所收敛。1995年，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后，日本又回到了对美从属的立场，在外交事务上一切惟美国马首是瞻。在参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中，日本总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坚持冷战思维，在倡导多边安全的同时又在为东亚安全对话机制的建立设置障碍。尽管冷战结束多年，但冷战思维却一直在东北亚地区阴魂不散，其主要表现就是日美军事同盟。军事联盟的思维方式已不符合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也是与东亚国家普遍倡导的合作安全观格格不人的。军事联盟以对付共同的假想敌为前提，以条约的形式约束签约方，并最终以军事手段战胜对手。而合作安全不针对第三方，不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视为假想敌，各有关国家通过平等协商求得一致，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即使发生冲突也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日美军事同盟本来是冷战时代的产物，苏联解体后，日本面临的威胁已不存在（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承认），军事同盟已无存在的必要，但日美双方出于各自战略利益的需要，强化了日美安保体制，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已经由保卫日本本土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美国强调在建立新的安全秩序过程中，必须由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发挥关键作用，多边安全机制只能发挥辅助作用，后者不可取代前者。这就是要让日美军事同盟作为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基础，其他国家只能在这一框架内确立自己的定位。这种安排表明了美国对多边安全合作不感兴趣，实际上是对安全合作设置了障碍。解决朝核危机的过程说明，日美同盟不可能成为地区安全架构的基础。强化日美同盟只会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只有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地区内各大国共同努力，才能稳定地区安全。各国之间开展安全合作，应当建立在一定的互信基础上，但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却联手充当地区警察，企图以武力胁迫别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就范，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军事同盟与合作安全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但日本政府却要将两个矛盾的事务放在一起，作为其未来战略手段。更有甚者，日本还试图将日美军事同盟扩大解释为“国际财富”，认为日美军事同盟对地区局势稳定发挥了主要作用，有利于亚洲所有国家。日本政府这种认识上的误差正是日本的多边安全主张难以被东亚国家接受的症结所在。
第三，坚持错误的历史观，造成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导致其倡导的多边安全主张难以推广。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东亚的安全应当靠东亚国家共同维护。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大国，本应当在东亚的安全合作上共同发挥主导作用。但近年来，中日在政治关系上发展很不顺利，两国存在着钓鱼岛、东海大陆架油气资源等利益之争，存在着历史观的差异，还远未实现真正的、历史性的和解，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始终难以展开。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在日本。其一，日本至今未对历史问题特别是侵华战争做出深刻反省，战争遗留的一些问题还未解决。尽管否认侵略历史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但这部分人在日本政治家中却占有相当比例，而且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暖昧。特别是日本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更是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其二，日本坚持冷战思维，对中国抱有敌意。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调整防卫战略和防卫政策过程中显露出一些不利于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倾向，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例如1996年以后的《防卫白皮书》不断强调“中国威胁”，将台湾列入“周边事态”，防御力量部署向西部转移等等。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就很难不让人产生疑虑。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仍记忆犹新。日本一方面不承认侵略历史，不认真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准备修改宪法第9条，让军事力量走出国门，协助美军担任国际警察，发展进攻性武器，实行“先发制人”战略等。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中国人产生疑虑。日本要真正让其多边安全主张发挥作用，就必须对历史问题做一个令亚洲国家满意的交代，做出和平承诺，以取信于近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