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科
这个村庄是大平原上极普通的村子，据说也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搬来的，它个别的地方，除了与大运河，小清河的关系外，就是它坐落在一个比平地高出一丈多的大土台子上。说起来很简单，运河决口时的最高水位，大概就是这个村庄宅基的最低高度了。在很久以前的一个秋天，运河大决口，将这个村庄淹没了。村子就从小清河之阴迁移到小清河之阳，用人力筑起了一片更高的大土台子，新建了这个长久平安的村庄。此后的历次水灾，再也没有没过这个更高的大土台子。
被那次大水冲垮的旧村庄呢，不久就被建成了这个村庄的墓地。这个村庄是单姓庄子，族长是最高的权威。当时的族长说，活人怕水淹，死人也怕水淹。于是人们又将旧村基垫高，将祖坟迁来；此后就让祖先的过了世的后代们，陆续地来这里守祖。多少年来，村庄里不断地有人离世，墓地里便不断地增人添口。墓地便成了另一个村庄。平常日子，村庄与墓地之间，是一段挺宽的土路和一个古老的石桥；闹水的日子，村庄与墓地之间，是一条很宽很宽的水路和若干只来往的木船。每逢大年三十早上，各家各户都要到小石桥附近的十字路口，把自家的爷爷奶奶请回村里的老家过年，大年初一吃完饺子又将祖宗们送回去，大年初二再到墓地去开祭。随后，又有清明节、七月初一等等一些纪念日，都要去墓地祭礼。在村里人的心目中，墓地是村子生长的根，又是村人的最后归宿。有人说，人在村子里出生就算到了人世间的战场，而墓地便是村子的大后方。
可是这个大后方，有时也遭到自然的侵害和人为的灾祸。这一年，村庄的脚步迈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的浪潮卷入村庄的墓地。造反派的头头率领红卫兵开掘几家财主的坟墓，获得一副金手镯，用之换来一台柴油机，此后村里的水车便逐渐被抽水机代替了；同时发现这家墓地的棺材全部是上好的柏木做的，虽经百年而不朽。于是将棺木全部拆出，让木匠们打造成门窗和桌椅。村里破旧的小学校翻新了，门窗是新做的，桌椅是新做的，但新的门窗桌椅却是旧棺木的翻版。此后多少年来，凡村民的孩童时代，都曾坐着棺木做的凳子，伏在棺木做的桌子上，听老师讲课、做功课，不安分的孩子又时常从棺木做的窗口爬进爬出地嬉闹。此事之始，村里人曾产生一种被开膛破肚的剧痛，而后便逐渐麻木，竟也习以为常，有人觉得废物利用倒也无可厚非。不管复杂矛盾的心理如何纠缠不休，而村庄与墓地的联系却是因此事件而变得更加分不清彼此。
又一年，政府又推行平坟，说是要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村里人，尤其是老年人，都陷入一种恐慌。幸好这片墓地与其他散布在耕地里的坟墓不同，它在高台之上，又隐蔽在一片树木中间。大检查的车辆路过此地，竟认为这是一个村庄。而周围的农田并不见一个坟头。墓地就这样被保留下来，政府还表扬了这个村庄。村里人由此得到启发，便在墓地大量栽树。若干年后，不仅众多林木用一片蓊郁护卫着墓地，而且各种果树也进入盛果期。春有杏椹，夏有桃李，秋有苹果，冬有冻枣。平时，村里人要去墓地浇水施肥，整枝除虫，到了各个收获季节，村里人要去采摘、储运果子，墓地与村庄更加日渐一日的密不可分。
和平年代村庄的人口增长得快，多少年不闹水灾。人们也都大了胆子，就在平地上建房，这样村子一直向小清河岸边延伸；墓地的人口也年年增加，墓地也就一直向小清河岸边扩展。天长日久，村庄与墓地越靠越近，以致它们紧紧地把细细的小清河挤在中间。村里有的老人开玩笑说，人生有两怕，一怕老，二怕死，现在没有什么怕的了，两个世界就隔着这么一条小河，离大同的日子还有多远呢。
小清河非常古老，村庄像小清河怀抱里的孩子；其实村庄也很古老，小清河又像村庄随风飘散的一缕长发。
骂街
自打村里有了广播喇叭，骂街的就逐渐少起来，再后来，几乎就没有会骂街的人了。用广播喇叭发布信息，调整心态，倒是比骂街效率高得多，也文明得多。可是也有人说，少了骂街这营生，村子里这幅风俗画便缺少一种特色和味道。要是把村子里的生活比作一首古老而原始的歌谣，那么骂街就是这首歌谣的伴奏。这种伴奏尽管有些野有些酸有些辣，但它恰像烧菜放佐料，能把生活中那种原汁原味给提出来。
最文明的骂街其实是一种语重心长的劝诫，一句一句掏心窝子的骂声，能唤醒被骂者的良知。王老五是村里种菜园子的能手，他靠着一身的精明和一双摇辘轳磨得层层老茧的大手，维持着五口之家三分薄地的生活。可就有爱占便宜、手不干净的人，趁一早一晚王老五不注意的时候，捎走人家几只北瓜，几个茄子，只想回家美美地吃两顿北瓜饭，炒两盘茄子菜解馋，没想到王老五要用这点瓜菜换粮食，打油盐酱醋，维持一家人生计。事情发生后，王老五一怒之下，站在街口的高台上，冲着他怀疑的对象大嗓门骂开了：
“你听清了啊，你这个混账东西！俺那北瓜正长个儿哩，俺那茄子还没有落花哩，你先给摘去吃了，你他妈的不是糟蹋事儿吗？你不想一想，俺家就只有三分园子地，俺一家五口人的口粮靠的是用瓜菜去换啊，俺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亲，下有五岁的小孩子，俺容易吗？你他妈晚上躺到炕头上，抚摩着胸口想一想，你的良心在哪里？你对得起八十岁的老人吗？你对得起五岁的孩子吗？……”
大概是偷东西的人真的被骂声唤醒了良知，产生了自责，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竟偷偷地将摘去的北瓜和茄子送到王老五家的园子地边上。王老五早晨下地，见到送回来的东西，双手抱在胸前，向路过地边的乡亲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人心都是肉长的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啊！”
最野蛮的骂街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什么话难听骂什么，什么话最能伤人骂什么，什么话骂出来最能出恶气骂什么，总之一句话，用最脏的语言，最损的语调，最高的声音，最长的时间，形成一种盲目的强烈的语言扫射，从而找回一种心理平衡。这样的人往往是吃了大亏，受了别人的暗算，又找不到报复的对象，这口气窝在肚子里肯定要生一场大病，大骂一场糊涂街算是把气放出来了，也算找回了一个面子，让人们知道咱也不是随便让人欺负的人，以后也好接着混日子。骂出来了，等于把气布袋放了气，心里轻松多了。
最惊险的骂街是“找对子”。目的是骂出对手来，对手一旦出来，就是对骂，由对骂进而对打，有时会酿成伤害事故。但有一点，在对手出来之前，一般已有相当多的观众，在动手之时，肯定有人出面调解，所以酿成事故的情况算是特殊。村长女人性情刚烈、天生聪明，可她斗不过自己的丈夫。村长风流倜傥，爱串老婆门子。村长女人时常跟踪，看他到底与谁家娘们相好。村长当过几年侦察兵，有特别的敏感，女人每次跟踪都被他觉察。村长女人心生一计并随即付诸行动：夜深人静之时，估摸村长已从麻将桌上转移到哪个女人家里，她便顺着村里的三条胡同，把五十多户人家的大门吊都虚搭上，等到四更天，她再挨门挨户查验，果然发现只有张寡妇家的门吊脱落了，这样试了三天，皆如此，她便认定村长的相好是张寡妇了。于是，她要与张寡妇叫个长短，争个输赢。在一个农闲的傍晚，借村长外出之机，村长女人大骂出手，摆出个骂不出对子不罢休的架势。开头是混骂，只骂“那些爱偷汉子的贱女人”；紧接着是指桑骂槐，骂“那个死了丈夫，不守妇道，专爱招惹男人的臭婊子”；转而就指槐骂槐了，不骂李家的王家的孙家的寡妇，但骂张家的寡妇。而张寡妇紧闭大门，并不应战。村长女人见火力不够，就双手叉腰，从街口走到街心，直站到张寡妇的大门口大骂不休。张寡妇见无可回避，只得出门应战。一时间形成激烈的对骂。一会儿双方都双手叉腰，摆开“剪刀阵”，一会儿双方都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对方，摆出那种“壶瓶骂”的架势。一边骂对方不要脸，偷人家汉子；一边骂对方没能耐，守不住汉子。到此时，已经在对骂中证实了村长与张寡妇的奸情。围观人越来越多，在众目睽睽之下，村长女人从腰里掏出剪刀，挥舞着直逼张寡妇。张寡妇也随手从腰里抽出剪刀，毫不示弱地迎过去，一时间两个女人扭打在一起。于是有人出面拉架，有人在一旁好言劝解，村长女人见目的达到了，找个台阶下来，一边骂着一边回家去。等到村长回到家来，见事情已在全村人面前完全败露，只得向女人认个错，保证以后不再拈花惹草。一场矛盾算是暂时解决了。
会骂街的人，一般都是精明人，每次骂街都有明确的目的，都讲个方式，掌握个火候，目的达到了，找个台阶就下来。而事情总有例外，就有那种骂街骂上瘾来收不了场的人。甚至有人三天不骂街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浑身不舒坦。于是总爱找个磋口骂一回。村里有个刘杨氏就属这类人。大街上有块大石头，她但凡骂街必会坐在那块石头上，一骂就是半天，这半天的骂辞都不带重样儿的。鸡毛蒜皮的值不得的小事都全成为她骂街的借口。有一伙挨过她骂的小青年嘀咕着要算计算计这个骂街迷。刘杨氏的园子里种着几畦胡萝卜，胡萝卜畦背上长着水灵灵的大白萝卜。小青年们趁傍晚的工夫把她那大白萝卜拔掉十几个，随后又原样插回去。好险呐，他们刚离开萝卜地，刘杨氏就来到园子里。她怀疑这些坏小子会祸害她的园子，可是仔细看了一遍，并没发现异常。第二天晌午，她再到菜园子时，发现十几个大白萝卜都蔫了。刘杨氏搬个梯子上了房顶：“你们这些大姑娘养的、野地里生的私孩子，你们发孬发到你姑奶奶头上来了！俺那水灵灵的大萝卜，碍着你什么地方疼啦？你一棵一棵地给俺拔了！还有这么孬的吗？你祸害俺东西又戏弄俺人，拔了俺的萝卜又给俺按上！俺×你娘啊，你给俺拔上来俺不知道，你又给俺插上俺也不知道，等到打蔫了俺才知道……”这伙小子们躲在一个背旮旯里听热闹，料到她会骂出这种辞来，此刻，有一人手捏着鼻子，递过去一句：“你真是个傻×。”这一下刘杨氏激醒了。自知上了人家的圈套。于是更加恼羞成怒，她马上调整了思路，几乎是点着那几个小子的名字骂起来。那个泼劲、邪劲、狠劲是多少年少见的。几个小子不敢再惹她，只得暂时吃个亏，以后再伺机报复。
但在村里安装广播喇叭的第二年，刘杨氏寿终正寝。以刘杨氏的死为标志，村子里的骂街史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吹牛
没见过世面的庄稼人不会吹牛，而庄稼人一旦得见世面，吹牛的本事便与之俱来。吹牛成了小码头村里人特殊的精神消费，因为这种消费是自给自足的，所以生产的目的和消费的方式便多种多样，独具个性，千奇百怪。有的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的却是为了博得众人一乐；有的是一种复杂情绪的释放；有的是一种非分之想的放纵；有的是为了有目的宣传和炫耀，有的是为了骗人或唬人；有的是为了实现心灵的自我补偿，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以虚拟的形式得到；有人是为了实现精神的自我刺激，打消自卑心理鼓起生活的勇气……当吹牛处于原始状态自然生成自由生长时，是村里人精神生活水乳交融的组成部分，虚也罢，假也罢，俗也罢，劣也罢，但大概是于己无害，于人无碍。不管怎么吹，这种行为总有几分可爱和别样的妩媚。但是，当那些有心人要运用吹牛达到超出精神消费的其他目的时，吹牛就变得福祸参半了。
一年秋天，康熙皇帝乘船沿大运河到京南一带农村私访。私访的目的是体察民情，了解农耕现状。这一天康熙扮作商人带两名“管账先生”，在小码头下船之后，就察看了堤内堤外的庄稼，逢人便询问耕作收成的情况。当时村里的族长闻讯便带了两个人去接待几位造访的客商，攀谈中康熙皇帝点拨他讲讲当地农耕的天时地利和发展潜力，族长察觉来者不凡，便施展了吹牛的本领：
“俺小码头村人均一亩地，河滩地就占三分，论地亩俺是邻村的一半，论收成俺是他们的一倍。你看俺这河滩地里的苞米，小垅内间种绿豆，大垅内间种红薯，一亩地里，苞米收两担，绿豆收两担，红薯收五十担，俺这一亩顶他们三亩；苞米随船南下，价钱比当地高一倍；绿豆做粉条，粉渣养肥猪，收入又增加一倍；红薯藏在地窖里，来年春天到城里卖，一斤又顶五斤的价钱，这样算下来一亩能顶六七亩的收入。你再看俺堤外的菜园子，开春用草墙挡北风，用草衫遮寒流，韭菜菠菜茴香小葱比别村早下半个月，夏天黄瓜西葫芦芹菜番茄比别村下得早长得好收得多，秋天冬瓜北瓜茄子萝卜比哪个村都抢眼，俗话说一亩园十亩田，在别处只是口头上说说罢了，在俺村里真是能兑现。俺们村的菜顺着大运河，进京下卫，城里青菜行家家都抢小码头的鲜菜……”
康熙皇帝听这一番话觉得眼前一阵豁亮，他虽然明白这番话大大地言过其实，但也禁不住赞叹称奇，心里话，天下百姓都能像小码头一样，何愁不国富民强！于是顺口说了句：“真该鼓励啊，如若三年能兑现，你们村子可二十年不纳皇粮国税。”
康熙皇帝离开村子后，族长被自己吹的那一套激动了，好啊，按我说的路子开发粮田和菜园，整个村不真是要发起来吗？于是召集各家各户传达他的命令，按照统一要求搞间种，按照早种早熟的办法发展菜园，按照增产又增收的目标发展储藏和运销，谁家也不得违抗。果然，三年之后，村子的粮田和菜地实现了他的理想。也巧，这一年康熙帝又南下私访，还记着小码头这档子事情，顺路下船，又与族长攀谈起来，临走，故意丢下一把折扇，并说三年前许下的诺言可以兑现。族长仔细辨认，果真是一把当今皇帝的御扇。此事很快传到县衙、州衙、府衙，小码头就成了皇帝特别开恩的免税村。
时代推演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浪潮风起云涌的那年秋季，正准备播种小麦，乡里召开誓师大会，各村准备在大会上作发言，上年誓师大会上，小码头村最先发言，本来使出了吹牛的本事，无奈后来者居上，每位后来发言的人都在前一个发言的基础上又加一码，故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大会结束时，最后发言的得了红旗，最先发言的被插了白旗。白旗旗杆是用高粱秸秆做的，插在衣领子里，鲜红的血都渗到白粗布褂子外边来。今年村长吸取去年血的教训，在全村选最能吹牛的人上台去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讲：我们村今年小麦地深耕三尺，每亩施肥五十车，用种一百斤，一斤种子换百斤小麦，亩产万斤小麦是没问题的。明年麦收请到我们村里来参观，抱来个娃娃到麦浪上打滚儿。保险落不下去……
第二个发言的讲：我们村今年小麦地深耕六尺，每亩施肥一百车，用种二百斤，一斤种子换百斤小麦，亩产两万斤是没问题的。明年麦收到我们村来参观吧，领一群娃娃到麦浪上跑步，保险一个也落不下去……
第三个发言的讲：我们村今年小麦地深耕九尺，每亩施肥二百车，用种三百斤，一斤种子换百斤麦子，亩产三万斤没问题。明年麦收请到俺们村来参观，参观团的人都到麦浪上去跑步，保证比马路上还瓷实……
这个村虽然选了最能吹牛的发言人，但仍然被安排在第一名发言，终于又被插上白旗。
然而在今天，这个村的吹牛经过时代精神的改造，彻底地脱胎换骨了。在这一带，这个村的蔬菜第一个上了市里的电视台，那广告词比村民的吹牛要高明得多，加上漂亮的画面，真有一股子煽动力。说也怪，电视台上天天播放，还真是管用，这个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产地，建起了市场，创出了名牌，后来又上了省电视台，又上了国家电视台。于是这蔬菜基地，这专业市场，这名牌产品在全国出了名，发展势头不可估量。
从此，吹牛便真正产生了分支。一支仍旧是村民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一种自娱自乐，自给自足；一支则是用于开拓市场，发展经营，致富村民，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