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向东
那天，我们先是去了格林尼治天文台，回来路上，弯到一家叫“金筷子”的中餐馆吃午饭。
“金筷子”是一个女老板，三十五六岁模样，齐耳短发，头发柔柔的，仿佛有点黄；脸不大，眼睛却特别大，那眼睛弥漫着伦敦的雾，有点儿迷惘，有点儿忧伤，有点儿像国内出名的那张“希望工程”宣传画中那个渴求读书的女孩的大眼睛。她穿着黑长裙，白汗衫，素素的。和平常用餐没有什么两样，她先是为我们上了茶，接着上饭上菜了。
边吃饭边聊天。三句不离本行，我们聊起了写《哈利·波特》的伦敦女作家JK·罗琳。这时，女老板凑过来问了：“你们几个，是什么团呀？”我们告诉她，我们是出版方面的。她“哦”了一声，分别为我们面前的小碗盛了汤，说：“罗琳先前也常到这里吃饭。她本来没有什么钱，为了带好小孩，动了给孩子写故事的念头，一写就成功，现在名声大了。”她似乎对我们是搞出版的来了兴致，话稍多了几句，淡淡地说：“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院里长大……”我说：“那你父母在出版社工作？”她依然用平和的语调说：“我的继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美编。他叫李某某。”我说：“是他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很多书都是他设计的。常买人文版图书的人，肯定知道李先生。”这似乎有点出乎她的意料，“是吗，他还这么有名呀！”这时，我仔细瞧了她一眼，她说不上漂亮，然而有一种气质在，有点冷，有点无奈，仿佛还有点渴求。
这时，突然响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声。我们几个全都抬起了头，先是对视一眼，接着就寻找声音发自何处。在伦敦，还能听到我们的国歌？！原来，是从女老板的口袋里发出的声音——是她的手机响了。她的手机铃声设置为我们的国歌声！
她到一旁接电话了。
在国内，每天看新闻联播，每天听这支歌，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如此特殊的震撼力。这音乐，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一时间，我们几个都沉默不语了。
接完电话，她过来又为我们每人加了一小碗汤。我们问，你的手机中怎么会有国歌声呢？她说：“想家。特地灌进去的。”
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话说。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在心中品味着她的“想家”二字。我还品味着“金筷子”这个店名，筷子，是中国才有的，“筷子”却是“金”的！中国的筷子，在她心中有多大的分量啊！
过了会儿，我问：“最近有没有回到国内看看？”她说：“在伦敦的时候想着北京，回到北京又想着伦敦……去年春节回北京了。我什么人也没有找，在宾馆住了三天，这三天都打着车在街上转……”她的声音很低。听她的声调，我被她的伤感所感染。“……后来，就到日本办事了。”
她说了，她想家。北京，是她长大的地方，有同学，有亲人，至少，有熟人，她却谁也没有见。她有一个继父，她母亲还在吗？她与母亲说不上话？或者母亲待她不好，所以她出国了？也许，她的爱遗失在北京的某个公园，遗失在依然款款而流的水中？无家可归？还是有家不想回？她在北京转了三天，她在寻找感觉还是寻找梦？哦，我实在理不出头绪。萍水相逢，我们也不好多问什么。总之，我觉得她瘦弱的身躯里装了很多心事，很多理不清的情感。
接着，我们又无话可说了。还是她打破了沉默：“我给你们加一道菜吧。”我们谁也没说客气话。一会儿，她送来了一盘青菜。后来，在回国的飞机上，我的脑子在“过电影”，这还真是我们欧行路上唯一的一次加菜，虽然只是一盘青菜。
我们走了。女老板把我们送到门外，神情恋恋的，又把我们送到了停车场。起风了。我们要上车了，请她回去。她说：“一路上要多小心啊，过马路要小心啊。英国的方向盘在右边，和国内的不一样，过马路要先往右边看，不是像国内那样朝左边看啊！”她的语气，像母亲送孩子上学，像妻子送爱人远行……我们点着头，却什么也没说。我们用眼神和笑容向她告别。我们上车了。这时，她的手机又响了，她右手接着电话，左手上举着，晃动着，目送着我们远去，远去……
所有的中国人都远去了，只有她留在这伦敦的风中。这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那手机里发出的国歌声，有那么点儿，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