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
一
踏上这片土地，我完全认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评语：长汀是中国最美的小城之一。在这里，我除了饱游饫看蕴涵着典型的客家文化精髓的街衢、建筑，还有幸亲炙了瞿秋白烈士的遗泽，浸染于一种浓烈的人文氛围，在满是伤痛的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中，体会独特而凄美的人生况味。
秋白同志被捕后，囚禁于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部。这里，宋、元时期是汀州试院，读书士子的考场；数百年后倒成了一位中国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而今庭院萧疏，荒草离离，唯有两株黛色斑驳的古柏傲立在苍穹下，饱绽着生命的鲜活。它们可说是阅尽沧桑了，我想，假如树木的年轮与光盘的波纹有着同样的功能，那它一定会刻录下秋白的隽雅音容。
囚室在最里层，是一间长方形的木屋。推开那扇油漆早已剥落、吱呀作响的房门，当年的铁窗况味宛然重现。简陋的方桌、板床，几支毛笔、一方端砚，刻刀、烟灰缸等都原封未动地摆放着。环境与外界隔绝，时间也似乎凝滞了，一切都恍如隔世，一切却又好像发生在昨天。刹那间竟产生了幻觉：依稀觉得主人似乎刚刚离座，许是站在旁边的天井里吸烟吧？一眨眼，又仿佛瞥见那年轻、秀美的身姿，正端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多么想，拂去岁月的烟尘，凑上前去，对这位内心澎湃着激情，用生命感受着大苦难，灵魂中承担着大悲悯的思想巨人，作一番近距离的探访和恣意的长谈啊！然而，覆盖了整个墙壁的一组组图片——绝笔诗、就义地、高耸云天的纪念碑都在分明地提示着：哲人其萎，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当中华民族陷于存亡绝续的艰危境地，他怀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之路”的宏愿，走出江南小巷，纵身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事业是群体的，但它的种种承担却须落实于个体，这就面临一个角色定位的个人抉择问题。当时，斗争环境错综复杂，处于幼年时期的党还不够成熟，而他，在冲破黑暗、创造光明的壮举中，显示出“春来第一燕”和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的卓越才能，于是，便不期然而然地被推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尽管就气质、才具与经验而言，他未必是最理想的领袖人选；但形格势禁，身不由己，最终还是负载着理想的浩茫，“犬代牛耕”，勉为其难。他没有为一己之私而消解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结果，“千古文章未尽才”，演出了一场伟大的时代悲剧。
天井中，当年的石榴树还在。触景生情，不由得忆起秋白写于狱中的《卜算子》咏榴词。“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身陷囹圄，远离革命队伍，不免感到孤独寂寞，所幸此身未受他人主宰，仍然保持着人格的独立，灵魂的圣洁。这样，当审讯、威逼、利诱、劝降等烟雾云霾纷纷过尽时，自己便可以在向往的归宿中自在逍遥了。“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尽管这灿若春花的生命，在风刀雨箭般的暴力摧残下归于陨灭；但信念必胜，一如春天总会重来。
他坚信：“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生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二
隔壁就是汀州宾馆。回到下榻处，我再次打开秋白烈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我们的灵魂自白——《多余的话》，更真切地走进他的精神深处，体验那种灵海煎熬的心路历程。
秋白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古诗作为开头语，揭橥了他的浓烈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这是他长期以来耿耿不能去怀的最大情意结，也是中国知识精英的共同心态。想到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前路曲折、教训惨重，他忧心忡忡；对于血火交迸中的中华民族的重重灾难，他深切反思。他以拳拳之心“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处于铁窗中不宜公开暴露党内矛盾的特殊境况，又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叙述策略。在语言的迷雾遮蔽下，低调里滚沸着情感的热流，闪烁着充满个性色彩的坚贞。他以承荷重任未能恪尽职责而深感内疚；也为自己身处困境，如同一只羸弱的马负重爬坡，退既不能，进又力不胜任而痛心疾首。这样，心中就蓄积下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至于一己的成败得失，他从来就未曾看重，当此直面死亡、退守内心之际，更是薄似春云，无足顾惜了。即使是历来为世人所无比珍视的身后声名，他也同样看得很轻，很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无视个人名誉。他说过，人爱惜自己的历史比鸟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甚。只是，他反对盗名欺世，徒有虚声，主张令名、美誉必须构筑在真实的基础上。他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可是，却自谦为“半吊子文人”。这里没有矫情，只是不愿虚饰。他认为，价值只为心灵而存在。人，纵使能骗过一切，却永远无法欺蒙自己。一瞑之后，倘被他人谬加涂饰，纵使是出于善意，也是一种伤害，一种悲哀。
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有时达到过于苛刻的程度。为着回归生命的本真，保持灵魂的净洁，不致怀着愧疚告别尘世，他“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想要“说一些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于是，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和诉说方式，向世人托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对历史作出一份庄严的交代。这典型地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也是现时日渐式微的一种高尚品格，因而弥足珍重。
他的信仰是坚定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否定革命斗争的话，但也不愿挺胸作烈士状，有意地拔高自己。他要拉开严闭的心扉，显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当生命濒临终点时，他以足够的勇气和真诚，根绝一切犹豫，把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和审判。他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在我们这个还不够健全的世界上，以一篇《多余的话》和一束“狱中诗”，亮相了自己未及完全脱壳的凡胎俗骨。在敌人与死神面前，他是一条“铁汉子”；当直面自己的真实内心时，他更是一个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勇士。
文人从政，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囿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文人与政治不易调谐的矛盾，颠扑倾覆者屡见不鲜。可是，又有谁能够像秋白烈士那样，至诚无伪地痛切反思，拷问灵魂，鞭笞自我呢？自省这一苦果，结蒂在残酷的枝头。敌人迫害，疾病磨折，都无法同这种灵魂的熬煎、内心的碾轧相比。
“君子坦荡荡”，映现出一种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我想，一个如此勇于赤诚忏悔的人，内在必然存有一种坚定的信仰追求和沛然莫之能御的自信力与自制力，有一种把灵魂从虚饰的包裹中拯救出来的求真品格。对于当下充满欲望、浮躁、伪饰而不知忏悔、自省为何物的时代痼疾，这未始不是一剂针砭的药石。
三
一端是当年的汀州狱所，一端是罗汉岭前的刑场——往返于这段不寻常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迂回宛转的《多余的话》与铁骨铮铮的慷慨捐躯，不也同样构成了两端吗？它们所形成的色彩鲜明的反差，恰恰代表了秋白烈士的两种格调、两种风范的丰满而完整的形象，展现出这位“文人政治家”的复杂个性与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之不同，其异如面。有的单纯，有的驳杂；有的渊深莫测，有的一汪清浅。而在复杂、内向的人群中，许多人由于深藏固闭，人格面具遮蔽过严，他人无法洞悉底里。作为赋性深沉的时代精英，秋白可说是一个例外。在毕命前夕，他即使不愿作惊风雨、泣鬼神的正义嘶吼，也完全可以选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沉默。可是，他不，偏偏以稀世罕见的坦诚，毫不掩饰、一无顾忌地展露自我，和盘托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多棱多面的个性特征——沉重的忧心与大割大舍大离大弃的超然，执着而坚定的信念与苦闷、困惑、无奈的情怀，高尚的品格与人性的弱点，夺目的光辉与潜伏的暗影……
犹如悬流、激湍是由水石相激而产生的，这种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秋白同志以文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非自觉的积习与自觉的理智、一己之所长与整体需要、自我精神定向与社会责任、结构决定性与个人主体性之间所形成的内在矛盾冲突，而他的出处、素养、个性、气质，更为这种矛盾冲突预伏下先决性因子。他是文人，却不单纯是传统的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战士；他是政治家，却带有浓重的文人气质，迥异于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统帅式人物。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既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却又执着于批判精神、反思情结、忏悔意识、浪漫情怀等文人根性，烙印着现代知识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说，这是使他困扰终生的根本性矛盾。
长期以来，时代已经确认了那种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豪情壮举，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是做得足够完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同时作了一番洞见肺肝的真情倾诉，并以充满理性光辉甚至惊世骇俗的话语，进行深沉的叩问和冷静的思考。——这就突破了既成的思维定势，有些不同凡响了。特别是当他论及那些颇具风险性、挑战性的话题时，竟以十分浓重的艺术气质，注入了颇多的理想成分、感情色彩与个性特征，这样，就难免为“不知者”目为异端，最后遭到种种误读和批判。
其实，非此即彼、黑白绝对的思维逻辑，并不能真实认知事物的本质。“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瞿秋白语）。《马赛曲》、《国际歌》，英风豪迈中不也洋溢着动人心弦的悲壮与低回宛转的深情吗？从美学角度看，这丰富而复杂的人性，比起简单、纯粹来，更容易产生一种人格魅力和强大的张力，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探究。身为中国大变革时期的探索者、先行者，秋白烈士张扬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具有常说常新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我相信，即使再过去七十年以至七百年，他还会成为含蕴深厚的话题，令人回味无穷，盛说不衰。
同样，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莫说当时，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关于灵魂、关于人生、关于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等世纪命题，仍然有着广阔的阐释论域和颇多的待发之覆，从而为现代思想史留下鲜活的印迹，足以抗拒时间的流逝，恒久地矗立于历史深处。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气歌》中的结句，可谓实获我心：前贤已经远离开我们，可是典范长存。在短檐下展开史册来读，顿感他们的凛然正气辉映着我的面容。
四
数日勾留，我感到，革命老区长汀人民对于秋白烈士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历数十年不变，父而子、子而孙地口耳相传，叙说着这座城、这条路、这一天、这个人的苍凉而壮丽的往事。在这里，我尝试着作一番复述：
历经了一场灵魂的煎熬，那郁塞于胸间的一腔积愫已全盘倾诉出来，现在，他才真正感到彻底地获得解脱，从而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超然。
他早已超越于生死之外了。昨晚，当获知蒋介石的密令已到，刽子手即将行刑时，面容显得异常平静。停了一会儿，站起身来，示意来人走开，并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然后就安然睡下，迅即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
晨曦悄悄地爬上了狱所的窗棂，屋里倏然明亮起来。他心中想着：这世界对于我们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当然，任何美好事物的争得，都须偿付足够的代价。为此，许多人踏上了不归之路。
这样，他，也就守护着灵魂上路了。
一袭中式黑色对襟衫、齐膝的白布短裤，长筒线袜、黑色布鞋，目光里映射着理想的幽深，香烟夹在指间，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尽管结核病已经很重了，几个月的心力交瘁更折磨得他十分虚弱，可是，看上去，仍然是那么伟岸，洒脱。
走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院落，又向荷枪环伺的军人扫视了一下，嘴角微微地翘起，似乎想说：敌人的如意算盘——征服一个灵魂、砍倒一面旗帜、摧毁一种信仰，已经全然落空；得到的只是一具躯壳。可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途经中山公园，他见凉亭前已经摆好了四碟小菜和一瓮白酒，便独坐其间，自斟自饮，谈笑自若。他问行刑者：“我的这个身躯还能由我支配吗？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原来，就连这具躯壳，他也要奉献给人民。接着就是留影——定格了他最后的风采：背着双手，昂首直立，右腿斜出，安详、恬淡中，透露出豪爽而庄严的气概，一种悲壮、崇高的美。
路上，他以低沉、凝重的声音，用俄语唱着《国际歌》，呼喊着“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了罗汉岭前，他环顾了一番山光林影，便盘膝坐在碧绿的草坪上，面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含笑饮弹，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刻，“铁流两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正进行着一场震古烁今、名闻中外的伟大长征。而被迫离开革命集体的秋白同志，在这长仅千余米的人生最后之旅中，也同样经受着最严酷的生命与人格的考验。“咫尺应须论万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长征。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也是最为严峻的试金石。他以一死完美了人格，成全了信仰，实现了超越个人有限性的追求。烈士的碧血、精魂，连同那凄婉的“独白”，激越的歌声，潇洒从容的身姿，在他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闪现着熠熠光华。
对于他，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