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2005年11月，我应邀参加了一次在西部举办的民间文化活动，乘晚上8点以后开往西部的列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组稿组的一名编辑，陕西、甘肃、新疆都在我的组稿范围，所以那两三年内，我每年都是要乘坐几次西线的列车的。那时在中国西部的农村，乘坐过火车的人还是很少的，成千上万西部农村人口向中国其他省份流动的现象还没出现。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对凝固的中国：西部的农民如果要到外省去“讨生活”，大抵靠的还是他们的双脚。尤其是那些西部的“麦客”。
当年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出现在列车的卧铺车厢里，是会引起一些好奇的目光的，因为当年并不是一切长途列车上都有软卧车厢，硬卧已是某种身份的证明。故当年的我，从没觉得从北京到西部是怎样难耐的旅程。恰恰相反，在好奇的目光的注视之下，常常会感到优越。自然，想到西部的“麦客”们，心里边也往往会颇觉不安，暗问自己凭什么？
两三年后我调到了编剧组，以后竟再没踏上过西线的列车，屈指算来，已然二十余年了。
整个车厢我起得最早，望着车窗外西部铁路沿线的风光从黑暗中渐显，我似乎觉得那是我乘过的最慢的一次列车；似乎觉得从北京到西部的距离比二十几年前远多了。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我自己变了，我早已由当年那个坐硬卧很有优越感并且心生不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不经常乘坐火车的人了。中国也变了，每一座城市都尽量将机场修建得更气派，更现代，因为它被看作一座城市面向国际敞开的窗口；而每一座城市的火车站，则空前地人群云集了，特殊的月份，往往满目皆是背井离乡的中国农民的身影。在大都市的机场候机厅里，一些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关于中国的概念；而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城市包括大都市的火车站里，另一些人将感受到关于中国的另一些概念……
沿线西部的乡村，它们为什么一处处那么小？黄土抹墙的房舍，灰黑的鱼鳞瓦片，家门前没有栅栏的平地，房舍后为数不多的苹果树或柿树，坎坡上放着几只羊的老人，在一小块一小块地里干着农活的老妪和孩子……一切仍在诉说着西部的贫困，西部的农村更是老人和孩子的农村了。
11月是萧瑟的季节。西部的景象裸露在萧瑟之中，如同干墨笔触勾勒在生宣纸上的绘画草图。偶见红的瓦和刷了白灰或贴了白瓷砖的墙，竟使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尽管白瓷砖贴在农家房舍的外墙体上是那么的不伦不类，然而一想到有西部的农家肯花那一份钱，还是不禁有些感动。西部农民希望过上好日子的那种世代不泯的追求，像杨白劳给喜儿买的、亲手扎在喜儿辫子上的红头绳——父女俩自是喜悦着。看到那情形的人，倘对人世间的贫富差距还保留着点儿质疑，则难免让人心生愀怆……
从西部返回时，我登上了一次特别的列车。因为中途要乘飞机到广州去，故我得在咸阳下车。
我持的是一张无座号的票，原以为注定要在列车上站五六个小时，却幸运得很，偏巧登上了一节空着几排座位的车厢。刚刚落座，列车已经开动。定睛扫视，发现自己置身于民工中间。手往小桌板上一放，觉得黏。细看，遍布油污，分明很久没被人擦过了。于是顾惜起衣袖来，往起抬胳膊时，衣袖和桌板，业已由于油污的缘故，难舍难分了。于是进而顾惜衣服和裤子，往起站时，衣服和裤子也不那么情愿与座椅分开了，那座椅也显然早该有人擦擦却很久没被人擦过了。我的布袋里有些纸，于是取出来用。我注意到有些目光在打量我，好生地不自在。一个人和某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置身同一环境，他对那环境的敏感，是会令某些人大不以为然的。这一点，我这个写小说的人是心中有数的。我将一堆污黑的纸团用手绢兜着，走过车厢扔入垃圾桶，回来垂着目光又坐下了。原来这一节车厢的绝大部分座位也都有人坐着，只有我坐的那地方空着两三排座位。座位、桌板、窗子、地面、四壁、厕所、洗漱池……那列车的一切都肮脏极了。
我将手绢铺在桌板上，取出一册杂志来看。偶一抬头，见一个站在过道里的中等身材的青年在打量着我。他脸颊瘦削，11月份了穿得还那么少——一件T恤衫，外加一件摊上买的迷彩服而已。T恤衫的领子和迷彩服的领子，都已被汗渍镶上了黑边。我并没太在意他对我的打量，垂下目光接着看手中的杂志。倏忽我抬起头来，冲那年轻的民工微微一笑，因为我觉得他的目光并不多么冷。我想，我对一个看我时目光并不多么冷的人，理应作出友好的反应，尤其在这一节车厢里。
我笑笑，那年轻的民工也微微一笑。果然，他的眼睛深处，非但不怎么冷，竟还有几分柔情。倘他好好洗个澡，再穿上我的这身衣服，再将他蓬乱的头发剪剪，吹吹，那么，我敢肯定他是一个帅小伙子。尽管我的这身衣服实在是一身普通得很的衣服。
他说：“你坐过来吧。”
我回头看，身后无人，断定了他是在跟我说话。犹豫。
“你还是坐过来吧！列车从新疆开入甘肃的时候，有人喝醉了酒，把那几排座位吐得……”
他始终微微地笑着，目光也始终望着我。
我早已嗅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儿，只是不清楚发自于何处罢了。他既给了我个明白，我当然不愿继续在那儿坐下去了。我起身向他走过去。
我本打算像他一样站在过道里，但是他请我坐在他的座位上。他说他一路从新疆坐过来，腿都坐肿了，宁肯多站会儿。
那儿的人们都在打扑克，没谁注意我们。
他又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上初中的时候作文挺好的，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那时候我以为我将来也能……”
我请求地小声说：“那就当你不知道我是谁，好吗？”他点了点头，又问：“你看的是什么杂志？”
我说：“《读者》。”
我看《读者》历来被不少知识分子耻笑，他们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该看《读者》这么“低”层次的刊物的；但我以我的眼，在中国知识分子们认为是“高”层次的刊物上，越来越看不到对另一半中国的感受了。那另一半，才是中国的大半！并且，每每因而联想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挂罥长林梢，虽高，不也还是茅吗？我倒于愿入塘坳，毕竟和泥和水在一起，可以早点儿沤烂，做大地的肥料。
年轻的民工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
于是我们一个坐着，一个站着，聊了起来……
他说这一车次，是“民工车”，也可以说是西部农民工们乘的“专列”，票价极便宜，在高峰运载季节，有时超载百分之一百多。因为它实际上已经等于是民工专列了，不是民工的人们，是不太愿意乘坐这一车次的……
忽然一阵煤灰飘飞过来，我赶紧闭上眼睛低下头去，抬起头时，身上落了一层。年轻的民工身上也落了一层黑白混杂的煤灰，他却懒得抚一下，笑笑说，车上烧水的不是电炉，仍是大煤炉，显然又有乘务员在捅火了……
他说，他心情很不好——他本在新疆打工来着，同村的人给他传了个信儿，有一个省的煤矿急需采煤工，于是他匆匆前往，去晚了怕没有缺额了。他说一个多小时以前，他透过车厢望见了他的家园——西线铁路旁的一个小小的自然村……
他说，他的父亲几年前死于矿难，几年前死一个采煤的农民工，矿主才补偿给一万多元钱。他说他没下车回家去看一看，也是因为怕见了母亲不知该怎么说。他说家里只有母亲、妹妹和爷爷，爷爷已经老得快干不动地里的活儿了，而妹妹患有精神病……
我，竟寻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对这个年轻的农民工说，连一句安慰他的话也寻找不到……
“现在，死一个矿工，真的补偿给二十万吗？农民采煤工和正式的矿工，都能一律平等地补偿给二十万吗？……”
我从他的话中，听出了他对平等的极强烈的要求，以及对二十万人民币的极强烈的渴望。
“这……我不是太清楚……也许……是的吧……可是现在，矿难发生的次数太频繁了，你最好还是不要去……非去……没有比当采煤工挣钱更多的活了吗？……”
我语无伦次。
“还用问吗？对我们，那是肯定没有的喽！”
不知何时，玩扑克的都不玩了，都在注意听我和那年轻的农民工的谈话了。
“我记得有一份报上登过赔偿的数额……”
“一个农民采煤工的命是赔偿二十万的，这肯定没错！”
“你怎么能那么肯定？是法律条文了吗？什么时候公布过了？”
“不会二十万那么高吧？现如今汽车撞死一个农民，法院一般不是才判赔偿几万吗？”
“那是车祸，和采煤不同的。目前正是国家发展需要煤的时候，所以咱们的命也就比以往值钱多了……”
“会不会一个省一个价呢？”
年轻的农民工说，他和他们是一起的，都是要去同一个省的矿区，有的是打工时认识的工友，有的是在这一次列车上认识的。他毫不客气地将别人拽了起来，自己坐在腾出的座位上了。接着又说：“但愿我们去的地方，一条命也值二十万元……”
被他拽起来的民工说：“有人倒下去，那就得有人补上去，好比冲锋陷阵，得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
那样子，那语气，很光荣。还有点悲壮。
我听着，心里不禁又联想到了两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我问：“你们要去的是哪个省？”
他们相互望着，交换着耐人寻味的眼色，都不说话了。我看得出，他们不愿让我知道，仿佛那是一个他们共同的福音，也是一个需要他们共同保守的大秘密，一旦被旁人得知，大好的机会就会遭到破坏。
车到咸阳，小伙子一言不发起身跟随我下了车。在站台上，他才期期艾艾地问我，能不能将那一期《读者》留给他。我连说可以，就将《读者》给他了。当我快走到检票口时，忍不住回头一望，见他那单薄的身影还站在站台上，正低头看着我给他的《读者》……
半小时后，我已坐在咸阳机场高悬的巨大穹顶之下了。在机场宏伟的空间里，每一个人都显得那么的矮小。我饿了，去自助餐厅吃饭，每位六十元，相当于我刚刚坐过的那次列车的全程票价的三分之一，那是全国最便宜的长途列车的票价。那列车大约也是这世界上最老旧最肮脏的列车，还是这世界上唯一叫做“民工车”的列车……
我饿，但我什么也吃不下去。
我呆坐在一排落地窗前，想着我离开不久的西线铁路，它离咸阳机场的垂直距离会是多少？三十元的出租车费，会是多少公里呢？
我对我们国家被撕裂的现状，获得了又一次深刻而鲜明的体验。
我觉得我自己仿佛也在被缓缓撕裂着——从产生情怀的地方，到进行思想的地方。
我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