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一晃儿竟然成为一个八旬老人了，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现在再下农场或干校去干活，估计肩不再能挑，锄头也抡不动了。可是精神上，我并没有老迈感。上楼梯我不喜欢别人搀扶，早晨闹钟一响，我还是腾地就爬了起来。听力视力都未大衰退，脑子似乎和以前一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的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我有位老堂姐，她六十多岁就糊涂了，耳不再聪，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会变得痴呆。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
读外国文学时，我常留意他们对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从含苞到败谢的花。我大概还是受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影响，总把生命看作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则大路坎坷不平。回首这八十年我所走过的路：童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人入老境，由于生理上的衰微，节奏自然就放慢了。三十岁以前，我喜欢蹦着走路。六十岁以前，我上楼梯时还经常一步上两个阶磴。如今，我不但一磴磴地上，而且还手不离扶手。尤其遇上摸黑——我住的这幢楼，过道总是漆黑一团——我就更加抓紧那扶手，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也代表一种心态：一生跟头栽够了，就怕再栽。因为知道这把年纪经不起了，万一栽了，休想再爬起来。
七十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宾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1978年我曾发誓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如今，这一圈已跑了大半，离终点不会太远了。前年，重庆出版社要我就这十年的写作，编个选集。经过淘汰，竟然还剩下36万字。倘若加上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文联出版公司）那35万字，竟然又写了七八十万字。自己翻了一下：尽管一直铭记那些告诫，我对生活还是发了言，有的未必合口径。然而我居然能安然无恙至今，证明八十年代的中国毕竟与五六十年代的还是有所不同。我庆幸自己在掌握分寸之余，还是坚持了言必由衷的原则，没写让自己事后脸红的什么。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领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至于我的子女，在他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人之一生，要过许多关，其中之一是子女关。我看到不少人自己廉洁正派，可轮到为子女奔职业，奔这奔那时，就什么也不顾了。
尽管1957年后我们的处境很恶劣，我和洁若还是不遗余力地培育了孩子。尤其那困难的三年（1959-1961），对高级知识分子补贴的营养品我们都轮不上，洁若就把每月配给来的有限一点糖和油都尽量留给孩子吃，我也当然配合。“文革”期间当周围的红色海洋几乎把我们淹没，除了那本小红书什么也不许看时，我仍督促他们画中外历史纪年表和世界地图，启发他们对大小环境的认识。工资降了好几级，仅够糊口了，我们还省吃俭用，为他们买钢琴，买画箱、颜料和画板，带他们去音乐会听贝多芬，去公园写生。
当然，我们也感激他们。当我的右派身份在孩子面前暴露无遗，他们眼看着我挂了黑牌跪在自家院中挨斗时，他们非但没像旁人家的一些子女那样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揭发、唾骂甚至殴打、背弃我们，而且个个都分担了我们的屈辱，骨肉之情始终也没割断过。如今，我高兴他们都是要强的孩子，各自走上人生的征途，没有依赖思想。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十八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做过一道去南洋漂泊的梦。这姻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二十九岁上，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当时，我已同小树叶在一起了。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和女钢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结婚，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1946年又在江湾筑起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索尔维格，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中的一个人物，她对培尔·金特忠贞不渝）。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在《终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总结过自己的恋爱观。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更可炼出真情。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把人生看作一次采访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人随遇而安。我认为这是生存本领的基本功。
有人以为1957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呆在上层，处处占着上风。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革”发发议论——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周作人译过日本江户时代作家式亭三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作者通过出入于江户（东京旧称）一家澡堂和一座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作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人材料。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1932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统统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1934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当个小官，而且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同样，1947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幸好，胡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我诅咒“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油煎”、“千刀万剐”，对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万岁”。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1925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就是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也还有点自知之明。三十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1938年《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却驾驭不了大场面。但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我高兴1935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入教科书。15年间（1935-1950）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不少是在鸡毛小店的油灯下或大军行进中赶出来的，但我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我平素喜读讽刺小说。1946年至1948年在上海时，试写过一些。1949年以后，我翻译了讽刺小说《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以及加拿大里柯克的一些小品。但每当我手痒想自己写写时，我总立刻把它管住。然而至今我仍认为一个没有讽刺文学的社会，犹如一位闺秀手里没有一面镜子。那样，尽管她的脂粉可以抹得老厚，却看不到鼻间耳际的污垢。
写讽刺文学经常要冒为新社会抹黑的危险，正如寓言难免有影射的嫌疑。我原希望自己的一个孩子学地质勘探，但他还是选上了文学。我说，非要搞文学不可，就搞古典文学。
我很尊崇诗歌，认为那是文学的精髓。然而我很早就发现自己缺乏诗才。我喜欢读诗，但平生没写过一行。我认为诗应比小说散文更高深洗炼，更有余味，绝不是分了行就成为诗。从一开始写作我就告诫自己：要使自己的抒情文字多些诗味，可千万不要用分行来冒充诗。
我曾对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下过点傻功夫，但有些尖端，依我看是死胡同。我是三十年代在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的。在文学上，我是个保守派，但我希望永不做顽固派。我不赞成设禁区，主张允许一切新的探索。
我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自从走上创作道路，我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有什么天才，懂得一切都只能靠呕心沥血，凭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我经历过十分恶劣的社会环境，但1935年走入社会后，尚懂得洁身自好。单身汉时，宿舍里颇有些吃喝嫖赌的风气。当时我们四个大学毕业生却抱作一团，业余只踢踢足球，沿着马场道散散步。麻将我不会打——1939年在赴英的轮船上，一位热心的法国乘客怎么教也没把我教会。
当然，我也有不少癖好。自1942年起，我就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文革”浩劫中，最伤心是我从国外辛辛苦苦搜集来的数百张唱片被一古脑儿抄走。现在，我的枕畔、书桌前、饭桌旁，均放着收录机。我也有几盘欧洲歌剧的录像带。闲时还敲敲洁若三年前从东京给我带回来的电子琴。
说起这些癖好，我不能不感谢1978年以来这里所发生的巨变。“文革”十年中，听外国音乐就是洋奴，养花草就是修正主义，打太极拳更是活命哲学。当然，1978年的巨变还远远不仅在准许养花听音乐上。对我来说，尽管失去的年华找不回来了，我却恢复了人的尊严，重新获得了艺术生命。同时，三十年来被当作毒草踩在脚下的全部作品，都重见天日。对一个搞了一辈子文字工作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次翻身解放。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塞翁失马。倘若我没从1949年就被打入冷宫，而也成了红人，想必也会奉命写下不少捧这个批那个、歌颂三面红旗等使自己今天看了都脸红的货色。在这方面，我是幸运的。
常有人用假定的语气问我：平生有什么可悔恨的？我这人太讲实际，一向认为悔恨是一种徒然的——甚至是没出息的情绪。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若用铅笔写，还可以擦掉，然而不可能老用铅笔写，而且那样的人生也太乏味了。总有些场合非用毛笔写不可。一经写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层纸，痕迹也依然留在那里。有些人喜欢往上糊纸，左一层右一层地糊。我不。因此，我对于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选择，从不反悔。
青少年时，我也有过“大同世界”的理想，仿佛一旦把地球上一切反动阶级、反动势力都打倒之后，一个人人丰衣足食、个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就将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此，地球就变成了乐园。那时也曾以为地球尽头有像佛教的极乐世界那样一座乐园。那里再也没有剥削与压迫、煎熬与流血；人人都无忧无虑，自由平等。
人到老年，幻梦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淡了。然而我仍坚决相信这个世界总的趋向是会前进，不会倒退。它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或局部上还会倒退。但整个人类历史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少数独裁走向多数的民主。凡迫使世界倒退的，终必一败涂地。
我就是靠这一信念活下来的。